小凯的葬礼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我无法赶回去参加。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思念。 最后一面 4月20日早上10时，开车到东南郊的Southern East Private Hospital 医院。小凯住在202房。敲门，却没有应答。推门进去，在帐围后边，小凯躺在床上，半侧着身子，见了我微弱一笑，没有说话。屋里没有其他人。过了会，小凯睁开眼，说自己刚吃了犯困的药，让我说话，他听着。我说不出什么，帮他拉拉被子，扯扯翻上的裤腿。小凯似乎睡着了。护士进来测体温和血压。体温计挺先进，探进耳朵，几秒后读数，36.4度，正常。但小凯说不对，用床头的另一个体温计测得是37度多，让我也用它测试，我测的才36.7度。小凯对护士说，“这个才准，你那个不准，我还是有些发烧。”
他一人躺在这病房里，对着个窄窄长长的落地窗，澳洲的蓝天和白云衬着大片的绿地，小凯每天便是静静地躺着，对着这窗户的光亮。止痛药的药效越来越弱，小凯只有在早晨的时候状态好一些。旁边柜子的抽屉里还有本《当代中国经济》杂志，还有几袋中药粉末。我把有关圈地运动的文章用双行字距打印带来，那是他去美国治病前交代的。小凯睁了眼睛，轻声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装出平常的声调，说了句“那我走了”，小凯摆了摆手……
第二天我离开墨尔本前往旧金山看望家人。这是我见到小凯的最后一面。
牢狱 求学 出国
两年多来无时不在担心着小凯的生命，多少次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小凯真的离去，怎么有准备也没有用处。
怎能想到今天已是在谈他的一辈子。
小凯一辈子经历的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而一般的人也承受不下来的。
一个年轻热情的高中生，因文革被投进监狱10年，其间经历家庭的破碎和屡次的死亡威胁。10年牢灾，小凯不但没有委顿，反而还在牢里学数学，学工程设计，激情迸发地写作剧本和小说，在最后关押的一年还与同伴兴冲冲偷跑到小镇上照相留念（详见小凯以杨曦光的本名写的《牛鬼蛇神录》，牛津大学出版社）。
牢里出来，工作没法找，只好将本名杨曦光改为杨小凯。一个高中都没读完的人，在当时还有成绩之外的许多限制的情况下，居然考上了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他在武汉大学教书，因为所作的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受到前来讲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的赏识，他被推荐前往美国读书。签证时他被政审卡住了，最终经过特批才得以成行。
这是他生命的第一阶段，革命热情，牢狱，求学，出国。20多年。
近三十岁的人了，英语又不好，但小凯不仅按照一般的学习年限获取博士学位，而且顶着压力，独立选定自己的题目完成论文。小凯与我说，一般的学生是顺着导师的研究方向找题目，而他不但自己找到“有关分工的一个微观机制模型”的全新题目，还必须解释给老师听，说服他们。当时他的论文引起激烈的讨论，邹至庄甚至建议他只要完善他在国内做过的计量的课题，就可以给他学位（据小凯讲，在普林斯顿，教授自己有权决定授予学位），小凯没有接受。有位教授接受小凯的文章，愿意给他学位，然而他在系里属于“软”的教授，“不过瘾”，小凯最终还是找到“硬”的教授，说服他们理解了他的东西，最终获取博士学位。
虽然毕业于名校，小凯的工作却并不好找。Hugo Sonneschain教授，曾当过芝加哥大学校长，是小凯当年的老师。今年3月到澳大利亚访问，讲起当时小凯找工作的情形，他说，“一来当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二来他的英文比不上别人，三来他的研究方向又是全新的领域，小凯的工作实在不好找。”
在黄有光教授的推荐下，小凯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找到教职。随着文章的发表，小凯开始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建树。他对分工理论的“新兴古典”式的贡献，对经济发展与专业化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现实问题和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演化的探讨，使他成为国际和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最有价值的声音之一。
这是他生命的第二阶段。
本以为他的生活从此进入平稳阶段。未料，2001年底，小凯完成在哈佛大学的两年研究回到澳大利亚后，突然发现身体不适。一查，肺癌，而且是最为严重的三度晚期。医生打开他的胸腔，看到病情的严重，没有处理，只是缝上，说回家去吧。小凯面对这种科学的无情诊断，无可奈何，甚至埋怨起科学的无情。
他在这时候信了上帝，与教友一起祈祷。与他同时犯病的同事不久便去世了，可小凯硬是挺了过来，“肺上的小泡泡居然消失了。”这阶段小凯作了多次的见证，讲他的健康与信教。到2002年8月，小凯居然在系里开了3门课。虽然每堂课下来，他都半天说不了话，只能坐着喝水、歇息。他持续地做着化疗，头发掉落，指甲脱落，小凯变成个小老头。然而，他坚持自己的治疗――自然呼吸疗法，每天徒步两三个小时，到附近的公园、山上或海边，深呼吸换气，有时还会扔飞碟，做引体向上。我们便在散步时与他讨论文章。化疗对身体伤害很大。有一次指甲流脓，小凯自己开着车，一边擦着手指，前往海边散步。痰多，他总是掏出个塑料袋，吐在里头，随身带着。他说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病治好，却也知道不断的化疗会永久性地损伤他的内脏。生病期间，他持续阅读，思考宪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数次出国参加学术研讨，规划超边际学派的发展。对上帝的理解使他积极挑战却又努力保持心态平和。可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
这是小凯生命的第三阶段，生病，与疾病抗争，信教后的宽容和祈祷，饱经病痛，离去。3年。
经济学家的小凯
一次散步，说起专业来，小凯感慨地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可能不会挑选经济学，他更倾向于基因分子生物学，因为那个学科与排列组合有关，与他的超边际研究有相通之处。对经济学界的学术规则和竞争情形，小凯曾有专门文章讨论。对匿名审稿制，对终身教职，对新老的学术更替，他有不少批评。他甚至说，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和局部均衡的东西，真是误人子弟，有时学术更替，非得当老的一代过世之后才能完成。澳洲正推行退休制度改革，提出尊重人权，不能按照岁数强制退休。小凯便说，这可不是好的制度。
小凯的头脑里有着明白的好坏观念，虽然有批评说这不是经济研究的实证态度。然而，小凯提出，不要对一些简单的事实判断用复杂模糊的理论装饰而变得高深起来，更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好、坏的道理很直接的，得有人提，有人讨论。他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讲“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他在天则研究所讲“比较劣势”，他在澳洲讲“宪法的合法性”，都是在他明白的价值判断下的理论探讨。大家会因为这样的观点觉得视觉范围突然不同起来。他说，我的这些观点发表，对我有着“不利”的影响，但我还是得说。
小凯坚信自己一定能在经济学说史上留有位置。我曾与他讨论文章传世的说法，说只要有好文章，便足于传世。小凯不大赞同，觉得像Krugman，好文章有时也只是一时的时尚。他觉得一个学派的发扬，有时不得不需要“营销”推广，所以他积极举办和参加研讨会，与顶尖的经济学家讨论交锋，创办杂志，发行丛书，希望超边际学派能被广泛认识和接受。
小凯博士毕业到去世，不到20年的时间。大家都感伤他的英年早逝。可回头盘点他留下来的文章，那是一般学者一辈子所无法完成的。近百篇的经济学论文，三本厚厚的英文经济学专著，一本英文的《囫囵中的精灵Captive Spirits》，一本中文的《牛鬼蛇神录》，再有诸多的谈话录，读书笔记，读史心得，如《百年中国经济史读书笔记》等。他的努力是非常人所能为的。他曾自己动手，将许多好文章敲进电脑，一来学英语，二来作为笔记。他留与我们一叠的读史笔记，那是他在哈佛两年期间的成果。他说，在普林斯顿读书时英文不够好，总挑一些数学多的课程。现在要补课，学习历史，宪政。他曾建议我做经济史研究，觉得考察经济史实比那些理论模型丰富有趣多了，用分工理论梳理经济发展过程会有新的天地。不过，他也说，他只是读了六七本经济史的书，无法明确指明最为前沿的经济史的研究方向。可是我明白，在哈佛的两年读完厚实的六七本经济史书该付出多大的努力，在那期间他还写出好多篇的论文。小凯曾抱怨，就是那两年急于“补课”，给身体埋下祸根。
小凯在生病期间还写了篇文章，建议国内学者要读文献。因为张五常说他已30年不读书了，小凯怕年轻的学者东施效颦。小凯说五常就是因为不读文献了，对自己学术贡献的脉络可能都不清楚。他还帮他总结了三大贡献，并说华人经济学家中，确实数他最有成就。小凯佩服的人不多，他确实佩服张五常能够直觉地探索到这么多的东西。他对五常的批评就是不通人情世故，而这可能正是五常所不愿为的。“五常热”影响了一些人正视张五常的学术内容，小凯的评价是中肯的。
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读书笔记》在网上流传很广。那里边贯彻了他生命后期一直强调的宪政规则对经济转型和长期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虽然不是严格的史学写作，然观点的提出足以吹散笼罩的迷雾，一如“比较劣势”的提法，让大家为之清醒，重新考量制度、宪政与中国的实际，在更长的历史时段评价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历史发展的可能。
小凯在过去一年，持续思考土地制度与宪政基础的关系。当回顾英国圈地运动，他惊奇地发现，英格兰早在16世纪的圈地过程中的公正程度与21世纪中国的土地开发中的问题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土地私有制与宪政改革的理论探讨后，他关注到英国圈地过程中详细具体的制度安排。协议圈地（Enclosure by Agreement）和大量的法案圈地(Enclosure by Acts)，构成英国圈地过程的两种主要方式。而国会主导的法案圈地，通过专员制度（Commissioners），保证圈地过程公正而有效地进行。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土地私有制的强化，奠定了英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小凯觉得，应强调指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产权的界定和交易，离不开强力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的公正，则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他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和纪念李慎之的文章中介绍了Daron Acemoglu等人所研究的西欧经济增长与大西洋贸易的关系，提出英国、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所区别的财富走向所带来的最终发展结果的不同，虽然小凯不喜欢Acemoglu等人所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不安的梦魇
小凯在《牛鬼蛇神录》的前言里提到，在他博士刚毕业时，大家见了他不是提他在顶级刊物上发表的经济学文章，而是他描写的牢里的那些同伴。白先勇的《台北人》描绘了一个时代的人物，而小凯记录的却是完全真实的历史。活生生的人物，在那个已被遗忘的年代，有地下党，政治犯，小偷，信教徒，右派，造反派，年轻人……
写经济学的书，虽费体力，对小凯而言却也乐在其中。但对那一段历史的回忆，却是刻骨铭心。小凯是利用在普林斯顿读书的间隙写出《牛鬼蛇神录》里那一个个鲜活动魄的生命经历，后来又与一位美国人合作在中文书的基础上写出英文版的《牛鬼蛇神录》，取名为Captive Spirits（囫囵中的精灵）。重新回忆那段经历，让小凯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睡觉时都深陷在不安的梦魇中。皈依基督教后，他原谅了那段时间。可是内心的创伤，对这个民族曾有的疯狂的记忆，却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
在天堂里见面
小凯去世第二天，在北京的许多经济学者和他的朋友便聚集了。从悼言中，我读到那么多人对小凯的真心留念。小凯的为人其实很尖锐，是非分明，可大家终究都喜欢着他。
小凯为了推广他的超边际分析学派，抱病参加研讨会。然而高校举办的研讨会并非单纯为了学术讨论，探讨也无法深入，小凯便不想再参加了。他觉得应该与国际学术大腕正面交锋。有熟识的朋友提起，小凯要不是为了他的超边际理论，按照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经历，他可以留下更多的好文章的。
小凯有时也很风趣。记得1996年的圣诞节，小凯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中心成立不久，充满朝气。易纲组织大家一起吃饭，大家不时起哄要谁表演。张维迎高歌一曲陕北小调后，小凯也来表演小品。他演一位求爱者，轻步上前，说，我不是同性恋，我没有艾滋病。顿时哄堂大笑。小凯那年没有回家过节，直接从北京到美国参加经济学年会去了。
收到的小凯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他要去洛杉矶进行试验项目治疗前，发信与系主任请假，并请教有关英国光荣革命和土地改革的两个相关法案，他把信转发与我。在信的末尾，他写到，“Maybe, after this treatment, I will roar back like a lion again.”小凯终于没有像狮子一样咆哮回来，他静静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页，正如我所见到的最后一面。他说将与大家在天堂里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