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崩盘了,传统的东西几乎没有了,完全西化了” “我们中国传统建筑几乎都是无基础的,你会发现我们的建筑是木头柱子放在一个石头柱辅上。这什么意思?房子是摆在地上的,根本就没有基础,或者说只有一个很浅的基础,这样的建筑对土地几乎没有破坏。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建筑都有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基础,只要建造一栋建筑,这块地就毁了”
王澍1963年生于新疆,长于西安。198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2000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恋箫管,擅书法和山水画,执着践行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享有“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美誉。代表作品: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
面对这个歌颂城市化美好生活的时代,王澍是一位无畏的逆行者,他提倡“向乡村学习”,选用大自然的材料,造“轻盈”的房子。
“我努力在走另一条路,和现在流行的不同、和西方现代建筑不同,我称之为另一种不同的建筑――‘重返自然之道’,这就是我要走的方向。”
多年实验,这位“中国最具文人气质的建筑师”和他的业余建筑工作室营造出一批素朴深沉的作品:瓦园、垂直院宅、文正图书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宁波历史博物馆……以及用“瓦爿墙”与“竹模板”围建起的上海世博会滕头馆。王澍将中国传统文化“植”入当代建筑中,很快赢得了西方的关注。外国人经常会问他年龄,“做建筑做到这个规模,他们觉得我应该七十多岁了”。
今年,凭借木材轻构作品“衰变的穹顶”,王澍摘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成为首位以个人名义登上这一大展领奖台的中国建筑师,评审团对其作品的赞辞是“轻盈、简洁,且具备移动性,可以快速搭建与拆卸,对建筑环境零负担”。
或许,“衰变的穹顶”恰好印证了王澍曾经的豪言――“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是,用无权势的东西把有权势的大东西瓦解,或者让它出现变化。”
很轻,很容易移动和改变
人物周刊:请谈谈获奖作品“衰变的穹顶”的灵感来源。
王澍:这是一次主题展――“相会在建筑中”,我们是通过这个主题来做的。我的建筑观点,有一块就是探讨怎样重新恢复、建立起建筑和普通人生活的一种更紧密的关系。今天已经是一个专业时代了,造房子是专业建筑师、工程师的事,一般人接触不到建筑或者建造的活动。
我这几年的实验性研究,我称之为轻构的一种探索。我们现在都用混凝土、一般人操作不了的技术来造房子,混凝土这种技术消耗资源比较多,施工过程中对土地的破坏很大,污染也很厉害,我想探讨是不是能重新利用木头或竹子等自然材料,并且恢复从前的建造方式,让普通人也可以参与。这次这件作品,我在当时给双年展提的想法中说,我这个东西即使不懂建筑的人,稍微了解之后都可以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我称之为快速搭建的技术,而且是一种很轻、很容易移动和改变的建造方式。现在中国建筑都造得很快,问题也出在快上。当然,我认为需要寻找的是一些更智慧的方式,快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问题。我这个作品就很快,当时我跟策展人说,如果我有20个人一起做的话,一天就做完了。
人物周刊:您曾介绍说,“虽然外形上借用西方建筑传统形式,但搭建方法上却渗透了很多中国建筑的手法”。能否透露一下这里的中国手法?
王澍:第一,穹楼形状上虽然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建筑原形,但我们是用最极限轻最极限细的材料来搭建的,这种结构形成方式已经和西方距离很大了,因为西方的东西是重型砖石结构,而我们是最空灵的那种结构,整个有点虚无、飘渺状态。第二,它的受力有点反重力的形式,所有原理其实很简单,杠杆和悬挑,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的斗拱结构,也是杠杆加悬挑,从原理上来说,完全一样。
人物周刊:轻型自然类建筑材料是您的探索方向,它和西方模式也不尽相同,依照中国的现状,生态型、给环境零负担的建筑这条路该怎么走?
王澍:西方现在讲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这些概念,但实际上是被已经非常发达的科技绑架的状态,他们以生态的名义又制造出一套技术,而这个产品是要销售的。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西方建筑里很荒谬的状态,比如做一个纯玻璃的玻璃楼,这是最不生态最不环保的,用了很多高科技,这类“生态建筑”造价非常高。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最少地使用世界上的资源,用最低的造价、最节约的方式完成建筑。一定不是很高端、让一般人用不起的技术,应该是很容易普及和使用的技术。我们大家都熟知人与自然的冲突,只要你搞现代化,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人的生存和自然产生剧烈的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和伦理上的问题:我们如何寻找和重新建立一种能跟自然更好地相处的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建筑的建造?
我研究轻构主题,是跟我对中国传统的了解有关的。很简单,比如我们中国传统建筑几乎都是无基础的,你会发现我们的建筑是木头柱子放在一个石头柱辅上。这什么意思?房子是摆在地上的,根本就没有基础,或者说只有一个很浅的基础,这样的建筑对土地几乎没有破坏。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建筑都有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基础,只要建造一栋建筑,这块地就毁了。有没有可能向我们的传统智慧学习,用一种更轻型的办法来建造,而不是用现在这么重型的办法来建造?这套重型的做法全部是从西方来的,我们的传统都是轻型的做法。
人物周刊:您的作品强调对中国传统的尊重和融入,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可否调和?
王澍:这个矛盾肯定会有的,因为西方建筑来自它的文化背景,它在一个整体的传统中,自有他的道理,但到了中国它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改变了性质,并不是说我们非常好地保存了传统文化,然后你感觉一个异样的东西进来,会有反应,这个反应是100年前的反应了,当年梁思成他们已经痛哭流涕了,今天我们碰到的事实是,我们几乎已经把自己的文化彻底摧毁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其实不是简单的文化冲突,我看是没什么冲突,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崩盘了,传统的东西几乎没有了,完全西化了。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重建过程的开始,我们自己文化重建的开始。最值得探讨的是,我们原来的文化是很高等的,整个西方在面对自然时是没有一套哲学的,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态度,而中国人发展出了和自然相符的一套复杂的哲学,这种“道法自然”有大量的做法,非常细腻,人和自然完全融合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自然,你可以进去,像自己家一样,在里面散步或干嘛,我称之为驯化过的。这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建筑前面一个大草坪,这是一个隔离带,远方有森林,森林里面有妖怪,(笑)它是这样一个文化。你看我们的山水画,深山中也有人怡然居住,是一个和自然完全融合的文化,包括诗歌、书法、园林、绘画等等,有一套非常精致而复杂的哲学,这个东西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人了解,我们谈中国、谈自己的传统时其实和外国人差不多,非常可怕,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所有庞大的东西,注定都要崩溃
人物周刊:上世纪90年代,您有6年隐居起来了,当时您就批判中国“新建筑大量爆发的非常态的状态”,今天您如何评价现状?
王澍:愈演愈烈,到了疯狂的地步了。几乎是不顾一切,你可以看到任何地区都是失控的状态,地方政府疯狂建设的欲望如此强烈,简直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中国这个国家从前是以自然引领来立国的,而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是最弱的,整体是一个欠思考的状态,盲目地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等同于发达、先进、更好的生活。对中国这样一度发展到非常复杂和高水平的文化来说,目前的状况是很悲哀的。这可能跟过去几十年的变革有关,传统文化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表面上谈中国传统文化调门喊得很高,但具体做法全在模仿西方,这揭示了大家实际上对自己的文化既不了解也没有信心的状态,出现了整个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方向上的完全迷失的状态。
人物周刊:作为建筑系的老师,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建筑教育?
王澍:我觉得目前建筑教育的基本问题,是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技术服务业,这跟脚底按摩的行业差不多,对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哲学问题不做探讨,对自己的专业状态不做根本批判,只是教一些现在社会上立马可用的流行的职业性技能。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因为学校有分别,有的是职业技术学校,当然它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大学都在做这个事情。大学不是职业学校,要有独立的判断、自由的学术,它的价值观是负有责任的,而我们的大学基本放弃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
人物周刊:您说过,“我们的学生最后是要培养成哲匠”,教学实践中您如何启发学生?
王澍:我们做本科教学,还是要从基础一步步培养。我们的学生第一年要学木工,传统木工加现代木工两相结合。他们必须学习砌砖、砌石、夯土等一些最基本的技能。我们是全中国惟一一家让学生学一年书法的,这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一般的建筑系学生只学半年基础,我们的学生要学三年的基础,还有比较多的国学、中国传统艺术哲学、山水画论这样的课程。很重要的是,我们讲究现场性的教学,大量的乡土教育,从本科就开始到乡村去,走到传统的城市里去。
人物周刊:您有一个观点,建设好乡村就是对中国城市建设的最大贡献,包括向乡村学习的态度,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王澍:中国传统一直有句话,“礼失求诸野”。我们接下来可能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城市化的过分强调,导致对乡村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乡村,不在城市,这是中国伟大的传统,以乡村为基础。我经常开玩笑说,你看一下我们明清以来乡村建设的质量,就可以下一个判断:我们至少已经全面城市化六百年了!我们的乡村根本不是无序的简单的农舍,我们的乡村都是结构井然的,它其实都是小城市来的,我们早就城市化了,只不过不是以今天这种现代性的异化扭曲的方式的城市化,它是一个跟自然更和谐的城市化的状态。这些,是中国未来的老师。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话,应该回头看一下我们乡村的状态,尤其是我们传统乡村的状态,那是中国的未来。
人物周刊:您曾说,“中国人在说传统的时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时间概念”,建筑实践中,您如何实现“对传统进取地保护”?
王澍:我这两年经常在西方做一个演讲,主题叫“重返自然之道”。中国人有一个基本意识,首先,自然肯定比人优越,是人的老师,人做事要向自然学习,中国人直接把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更高的道德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不在人这里。
西方建筑的基本观念里头,建筑和自然是对立的。中国一向是另外一种观念,相对来说建筑次要一些,人做的事情次要一些,这在我们的山水画中就可以看出来,主题是自然的山水,建筑在里面永远是一小块而已。建筑代表的是人类活动的区域,这个区域在自然中永远是次一级的,它和山石树木不过是一个同等的地位,不会作为主体出现。人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一般叫天人合一,现在这四个字到了滥用的地步,实际上这四个字的基本意思是说,面对自然,保持自然是最重要的。这个前提下,人对自己要有强力的约束,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做任何事情第一位首先是自然,之后才是人做的事情,它有一个次序在里面。
人物周刊:您眼中未来建筑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王澍:这个问题特别难探讨,我们整个处在一个非常疯狂的、视觉化的、明星化的、被媒体宣传性舆论所主导的社会状态,使得一些平和朴素的东西,只是作为一种小趣味摆在次要位置。我经常说,到了互联网时代,其实大城市已经是不需要的东西了,我就呆在村子里,用互联网和全世界方便地联系,大城市现在的状态是工业文明的遗产,是跟意识形态一样的权力的表达。当走进一个更加平民化的状态时,当我们想让整个社会像大自然一样包含足够多样性的序列时,就不需要大城市了。双年展上,一个记者请我对2050年做一个展望,我的回答是:我已经看到全部高层建筑塌掉,我认为有一个趋势――所有庞大的东西,不管它是以怎样的名义建立起来,都注定要瓦解和崩溃的,因为普通人的意识正在逐渐觉醒。
(实习记者陈竹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