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人对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实在淡薄，这才是轻而易举搜集到个人信息的主要原因。 冠以“商务咨询”、“信息调查”等等诸多名头的侦探事务所目前在国内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它们的存在，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特大型城市，侦探事务所均以数十甚至上百计。
无疑，侦探事务所是典型的彻底靠调查、出卖信息吃饭的。之所以叫“侦探”，必定有它特殊的、与一般性商业性调查机构所不同的搜集信息的方法与设备。
了解它们的信息搜集过程，曾经被“侦探”们叫过去“解决过问题”的人或许会对“这些人是如何掌握我的隐秘”的疑问恍然大悟。
了解他们对信息安全的思考，那些尚未与“侦探们”打过交道的人或许会多一些启发。
在行色匆匆的街头，或许，哪一天，你就与“侦探”擦肩而过，或许，你正被他们的工具盯着……
间谍设备
“十分钟！”高大魁梧的魏青（化名）端坐在老板椅上，左右手食指交叉，掷地有声地吐出了这三个字，“就十分钟，可以查清一个人的电话、家庭等基本情况！再给一点时间，就可以查得更深入细致！”
“怎么找到一个‘失踪’的人，用有些记者报道中说的监听设备？一听就知道是个外行！就算警方用这种手段也要开着信号车在街上转悠的。”魏青嘴角滑过一丝微笑，“那些都是个别侦探公司跟记者瞎吹的，其实，方法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太复杂的设备！”
魏青是一家侦探事务所的老总，他试图说服记者放弃这个关于个人信息安全隐患的现状调查，理由是：在这个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社会，个人信息社会化很正常，找到一个人的信息极其容易！
他的意思是，既然找到一个陌生人的信息甚至是极其隐秘的信息，其过程是如此的简单，而且简单到连他都觉得“费口舌去介绍，简直就是浪费精力”，那你这个调查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新闻点？
我跟他说，你的这番话就是新闻点，要掌握一个人的信息果真如你所说的如此简单，那正说明了某种反常。
魏青顿了顿，点点头，“是的！”
我们就这个“简单”交流了一个下午。魏青首先承认，个人信息的泄漏、滥用，几乎都是在商业竞争的背景下。“除了犯罪集团，譬如诈骗团伙，那是另一种性质。”
“谁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与财富。说到底，侦探公司的存在，就是去帮一个人用他无法施展的技术、手段搜集到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集体的信息，而且是隐蔽信息，信息难度越高，就越是值钱。”魏青坦言。
“搞调查，设备当然也是必要的。”他将记者领到另一间办公室，站立在一个玻璃柜前，指着满柜子的望远镜、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当然是用来跟踪、取证的，那么，这个包是用来做什么的？”
魏青手指的这个包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公文包，黑色皮革面料。他叼着烟，伸手从柜子里把包取出，打开拉链，再翻开底层，原来是一部针孔摄像机。
“这也太普通了，你们记者也有！你再看看这个画。”魏青说。这是一幅普通的山村图，“里面有四个针孔摄像头，你把眼睛贴上去找找？能看见吗？”他忽然大笑，“真被你找到，我们还怎么吃这碗饭？！”
魏青现在揭秘的这些设备都是用于跟踪、搜集客户所需的个人信息的，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些设备早有耳闻，不过尔尔，而且，记者动用暗访机的出发点，魏青应该明白，是与他们有本质区别的，“不等于说记者可以用，你们就可以用。”我说。
他笑了，“你再看这个大喇叭，知道做什么用的吗？”他手把手教记者用右手端起这个“喇叭”，然后一只眼贴上“喇叭”上的一个瞄准器，姿势好比射击。
楼下一百米，马路对面小店铺一对夫妇喂孩子吃饭的场景已经扫进了这个瞄准器。魏青又将“喇叭”上的一副耳机戴到记者的头上。
“来，再吃一口！”夫妇俩哄孩子的话清晰传来。
这是一个追音器，魏青对一脸惊诧的记者说，“可以听一千米之外的声音，你说，跟踪一个人，把这家伙对着他，还有什么信息掌握不了？”
这些都是国家明令禁止在民间使用的器材，魏青很清楚，因此只许记者听他介绍，而不许对这个追音器“拍照存档”。
“有时候，被调查的人一个人开着车，打隐蔽电话，自以为无人知晓，啥都说出来了，哪知道我们拿这家伙对着他呢！哈哈……”
我提出再深入一点，“你一定还有更高级的设备！”
魏青有点为难，出于私交，也出于报道不会透露他真实姓名的保证，最终还是将法宝亮相。
一个普通的纽扣，钉在外套上，却是一个针孔摄像头，调查对象活动时所有的信息都被搜罗进来，如何防备？！
他大大方方掏出一块手表，防水军用手表的模样，酷酷的，却也暗藏玄机，录音与录像功能兼备，如何使用，魏青不肯演示，手表背面的生产厂家也被他刻意用刀划掉。
他又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盒子，一个电子板一样的东西，两个接线头，“这是电话窃听器，日本产，根本不需要到你家里安装，只要找到楼道里的电话进户接线就可以。”
“可以了，不能都给你看了，已经破了规矩了。”魏青不肯过多介绍他的这些法宝。
“有些已经是间谍设备了！”我说。
“所以，一直以来，侦探事务所对外很低调，避而不谈设备，最多给你们记者介绍是用摄像机跟踪取证。”魏青又笑了，“但你想想，把一个人的信息调查得清清楚楚，有多少存款，跟谁通电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靠简单跟踪就可以吗？”
设备从何处来？
魏青打了一个擦边球，“朋友多，路子广。但是很多设备网上是都可以找到卖家的。”
介绍了如此之多的敏感器材，魏青还是强调，“绝大多数情况下，调查个人信息是根本不需要动用它们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方法太简单了。”
他手指脑门，“用脑子！所有的个人信息几乎都是因为被调查者个人的疏忽泄漏的，只要你肯动脑筋，就能把他的信息引出来。”
手段花样
魏青首先从婚姻调查开始介绍，这是侦探公司最主要的业务之一，往往委托调查的包括配偶或者恋人的通话记录、行动踪迹和外遇地点这些信息，并取证。“很多报道提到侦探公司能轻而易举拿到被调查对象在某一段时期内的通话清单，这个信息首先肯定只有移动或者电信这些通讯公司掌握，那么我们是如何拿到？”
魏青说：“肯定有个别侦探公司是通过收买通讯公司的内鬼或者通过在通讯公司内的熟人拿到这些信息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愚蠢的办法。”
“要学会钻研！假设妻子调查丈夫，到通讯公司去调通话清单是要提供机主身份证的，但是没有怎么办？又不能让丈夫察觉。”他介绍，“我们让妻子在丈夫睡着的时候把手机偷出来给我们，然后用这部手机拨打通讯公司服务电话，谎称密码忘记了，通讯公司会以短信形式将密码发至手机上来。然后删除短信，妻子将电话放还丈夫枕边，我们则通过这个密码登陆通讯公司网站，所有的通话记录就都展露无疑了。”
“我相信不少侦探公司是通过这个窍门拿到信息的，但是后来为什么报道中都是说通过通讯公司内鬼的呢？就是侦探公司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好骗钱，让委托人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路子！”魏青说，“实际怎么可能通讯公司内有那么多内鬼？！”
魏青所说的这个窍门实际就是他们所钻研出来的一个通讯公司的“漏洞”，在拿到被调查者的通话信息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跟踪取证了。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过程，摄像机、望远镜自然是摄取被调查者另一些行动信息的必要工具。
“但是总有跟丢的时候，怎么办？可以花一两百元买一部旧手机，到通讯公司办理一个全球定位捆绑服务，然后在被调查者尚未出门前，把这部手机偷偷粘贴到他的轿车底盘隐蔽处，接下来就不需要跟踪了，分时段通过通讯公司的服务给这部手机定位。晚上，被调查者回到家，我们再偷偷取出这部手机，他一天的行踪信息都清楚了，剩下来就是定点跟踪了。”
那么，在商业合作伙伴或员工背景调查中又如何掌握被调查者的信息呢？魏青举例，“可以以政府调查的身份，到被调查者原先的公司调查，一般情况下，公司不会查验调查者的身份就会将被调查者在该公司的工作情况、品行操守甚至缺点一一介绍。
“如果我们要查清一个人的资产状况、消费情况，很简单，跟踪！你在商场刷卡，不会想到身边的陌生人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的侦探，信用卡卡号很好记，我们的侦探都有这个速记能力的。”
但是，如此也只能掌握到被调查者使用的是哪家银行的信用卡而已，具体资产多少如何查清？是否如外界所说，通过收买银行“内鬼”？
魏青说，银行的管理比较严格，一般不可能钻这个漏洞，“是人就有缺点，比如喜欢去酒吧、夜总会，安排一个女孩子故意把他灌醉，甜言蜜语，恰到时机就可以把很多资产信息套出来。
但是，魏青如此轻描淡写显然是有所保留，这个“套”的过程必定是一个技术活，“要是套不出呢？”我问。
魏青笑而不答。
这个疑问或许从他在另一些领域的介绍会得到一些解答的启发。
追债、查税与打假！
如何找到债务人，查清他的资产状况，甚至最好掌握一些他不可告人的把柄，这是追债的首要技术活。
“人是社会化的，他身上的各种信息也是社会化的。债务人失踪了，但是他的亲友、有过往来的生意伙伴不可能都消失，通过对这些人智慧的调查可以零星搜集到债务人的信息，汇总梳理就会找到突破口。”
魏青说，譬如冒充债务人多年前的旧友，找到他的家人，说有急事，往往家人会把债务人躲藏地点的新号码提供出来，然后顺藤摸瓜。
“个人信息的泄漏防不胜防，他身边的人无意之中就会泄密，比如我们曾经找一个失踪的债务人，从他家人处也没能摸到信息，后来打听到他有一个朋友在外地开厂，我们专门派了几个侦探乔装应聘进入这个厂，潜伏了很久，终于从这个朋友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债务人的躲藏地。”
乔装潜伏，这种无间道的做法，在查税和打假中也常动用，魏青说，他们多次动用侦探应聘到被调查者的公司，担任财务、司机等各种职务，将被调查者偷税漏税、造假甚至是其他更隐蔽的违法犯罪信息一一搜集。
当然，这些信息的搜集过程在查税、打假中还是有些争议，但动机和最终的效果还是对社会有益的。
魏青也并不否认，动用这些非常手段，有时候也并不是为了社会公益，而是为了掌握被调查者的把柄，作为谈判技巧击垮对方的心理。
“很多次，坐在对方面前悉数他多年来的经历，家庭、资产状况，甚至某天的隐蔽活动，对方就浑身冒汗，坐立不安了。”魏青说。
魏青这些“斗智斗勇”的搜集个人信息方式听起来有点神奇，俨然与特警有的一拼。
在你们无法智取的情况下，是否会动用特别的渠道，譬如车管所、公安局等等，毕竟在我们调查过的侦探公司，大多是欢迎在警方、银行等诸多领域有工作经验的人士加盟的。这是我一直追问魏青的问题。
他避而不答，却强调，“我们调查个人信息确实是为了赚钱，但也是有行规的，你的信息不管通过怎样的手段被我们查到了，一旦委托人委托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那你的信息我们也就烂在肚子里了。”
“在中国，谈个人信息的保护确实很有必要，但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有实际意义吗？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竞争需要这些信息。”
魏青的结束语是：目前国人对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实在淡薄，这才是我们能轻而易举搜集到个人信息的主要原因。
“我的侦探假借你的电话拨打，一下子记住了你刚才偷情的人的电话号码，你意识到了吗？”
“到宾馆登记，有几个人把身份证背面朝上推给服务员，防止旁边有偷窥？”
“问你拿一个身份证复印件说是去帮忙办个电话，你想过在复印件上注明只限于办电话吗？”
他一连串问题抛给我。
“假若换了是犯罪集团处心积虑搜集到你的这些信息呢？诈骗，敲诈……”他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