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一个贪赃高官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落马了。人们在谈论这一话题时总少不了提到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曾经担任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之职的郭光允。正是此人以正直之良心和无畏之精神，首先揭露程维高黑幕，由此遭受打击报复残酷迫害，被戴上“政治犯”帽子，以“诽谤省委主要领导”罪名而被关进监狱长达八年之久。
在中国，因“诽谤”（实际是批评）领导人而受到打击报复、监禁刑罚、直至砍掉脑袋者，应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反右”时，顶碰一下上司可以定为“反党分子”，戴上“右派帽子”让你永世难以翻身。若再犯下什么“恶攻”罪，那就必死无疑了。然而，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２０多年，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竟然还会出现这种动辄就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并且堂而皇之地以“省委主要领导”名义定罪，这就不能不令人倍感遗憾了。
何谓“诽谤”罪？先查词典得知：诽谤者，乃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者也。再查有关刑法知识，也确有“诽谤案”一说。但郭光允告程维高的材料中并无丝毫诬蔑不实之词，压根跟诽谤挂不上边，中纪委在程维高的处理决定中谈到郭光允反映程的问题时所用“如实举报”四字即是明证。这已是有案可稽铁证如山因而不容置喙的事情了，这里需要加以特别考究的倒是动用专政机构给举报人郭光允定罪的“省委主要领导”这一特殊身份。按说，若真犯什么诽谤罪，则无论你所诽谤的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赵六，都必须依法受到惩处，,而郭光允一案却非同小可，它的非凡之处就在于所涉对象不是一般庶民百姓，而是身居高位的“省委主要领导”。这就麻烦了，管你反映的问题“如实”与否，先按“诽谤”罪论处再说，而且还必须从严从重，“罪加三等”（审讯人语）。照此推论，若涉及的对象是比“省委主要领导”还要高一级乃至国家权力顶尖级的人物，那么，定罪时是否还要“罪加十等”，不杀不足以正国法呢？斯塔尔传唤克林顿，赫顿传唤布莱尔若发生在中国，执事者仅仅砍头示众恐怕打发不下了，须得满门抄斩户灭九族才肯罢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这里完全失效，执法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身份高低为依据，以领导人言为准绳，这跟封建社会将人分九等刑不同法的恶劣行径有何区别？
其实，类似程维高将自己身份特殊化的绝非仅此一例，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亦不少见，那些频频见诸报端的利用职权打击报复者即属此列。试想，如果身份不特殊，手中无特权怎样打击报复？更有甚者，各种媒体上，包括官方的红头文件中，不是经常可以看到“诬蔑×和××领导人”的说法吗？十分明显，这一罪名所要突击的仍然是涉及对象的特殊身份。因其位高权重，所以绝对碰撞不得，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严厉的指责；
也无须立案调查，即可首先定你个“诬蔑”“攻击”之罪。当然，如果要说各级官员真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他们比一般群众的要求更严更高，而绝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某种特权。这些人既是各级权力部门的掌权人物，同时又是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公众人物，人们对他们办事的公开性、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他们既要随时随地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也要面对公众沸沸扬扬的议论。权位越高，公众性越强，因而受到的关注越多，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毫不夸张地说，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充分体现出一个国家文明民主的程度。
中国官员的特殊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特殊化，这不仅受到长期封建意识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法律制度方面的保护。什么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揭露批评、投不信任票算不算“煽动”？如果只能唱赞歌、举拳头，那么，广大人民又将如何行施监督权力？“言论自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一个政权仅仅让别人批评一下就会夸台，岂不成了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再说，一个国家又怎样“颠覆”？“国破山河在”，你总不能把喜马拉雅山翻个过吧。避开外敌入侵姑且勿论，单就国内而言，所谓“颠覆”，无非是权力的加速更替罢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舞台是公平的，谁表演得好谁上场，想不拉屎只占茅坑是不行的。旧的政权必然要比新的政权所替代，新的政府的诞生必然意味着旧的政府的死亡，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更替中前进着，发展着。当然，过于频繁的更替自不可取，但若借口“稳定”而拒绝必要的更替，那实际上正是在维护落后腐朽，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常胜不衰的将军。将权力绝对化，永久化，必然产生无法遏制的腐败，也会给国家带来经久不息的灾难，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要想彻底杜绝冤假错案，根治权力腐败，仅仅革新一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革新一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