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网友的所有看法都表示好奇，他们从表面的形式中找到很多雷同的因素，但是我更有兴趣了解他们对于审美的敏感度。” 影视造型界的“金字招牌”叶锦添遭到了来自民间的信任危机――新版《红楼梦》剧组提前公开了部分演员的定妆照，褒贬不一。叶锦添加盟《红楼梦》算是临时起意的，在《赤壁》之后他已经接了另一部电影，中间有4个月的空档期，恰好遇到了求贤若渴的李少红。
叶锦添和其他的影视造型设计大师最大的区别可能是，他是个杂家。电影是他的事业生涯里终生不渝的信念，90年代在台湾发展时产生了对舞台剧的迷恋，因《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奖后有了机会去写作和绘画，还重拾起了摄影，最近他又投入了现代艺术的气氛里，开始了雕塑影像与装置艺术的创作。如此多元的艺术创作者，还嫌“世界走得太慢，总是让人等待得太久”，难觅知音，可能也是正常的。
他不相信文字，相信颜色；他总戴着帽子，穿着黑衣，还有随身不落的相机；最近一直在各地采风的叶锦添很坦诚，说《红楼梦》，说自己的创作观，“自始至终我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仍然会对好奇的事物感到莫大的兴趣，不断在自己的范围里找寻新的可能，就好像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至今不变。”
叶氏红学
《新民周刊》：《红楼梦》剧组提前公布的定妆照遭遇了外界如此强烈的反响，或者说批评，你事先想到过这样的局面吗？
叶锦添：没有想过。那时候比较担心红学家的意见，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个步骤的时候，都会把每一段时间的成果交给红学家，不少的红学家都在鼓励我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体现《红楼梦》里的美感，它需要有很强烈的独特性，因为《红楼梦》本身也混杂了明朝跟清朝的特色，原本就没有写实的必然性，创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可以按照每个不同的时代，做出不一样的用途，但是唯一要坚守的就是它那种独特的美感。
《新民周刊》：《红楼梦》的创作不必写实？
叶锦添：重新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就感觉它的写法并不是以写实为基础的，另外清中叶时期的民间小说没有西方文学那么厚的写实性，在《红楼梦》里有多处空间不合逻辑的地方。在乾隆皇帝的时期，昆剧兴盛，文人喜欢诗词歌赋，研究音律。一般的文人雅士都在崇尚意境与虚拟的状态，不管是小说还是庭院设计都充满着意境与想象的味道，所谓写实会显得俗气，真正以写实为基础的戏剧也都是在民国以后。毫无疑问，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带有浓厚的市井的通俗俚语，包括对刘姥姥、王熙凤以及很多服装与道具的细节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因此被文学史家公认为自然主义的代表，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某一种对《红楼梦》解读的基础。
《新民周刊》：如何理解你强调的那种独特的美感呢？
叶锦添：它更吸引我的是那些搀杂着神话故事与典雅诗意的场面描述，比如太虚幻境、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和女娲补天，都是充满虚拟性意境的阐述，因此单是写实的场面不足以把《红楼梦》表达完整，传达意境是我们最早就达成的共识。对我来说，电视剧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想象的效果，要涵盖的戏的分量太庞大，拍摄的条件又不足，产生了一些先天性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出取舍。最终李少红还是选择了写意的拍法，调动起大家创新的情绪，即便受到很多的误解，她也在所不惜。
《新民周刊》：洪晃说你希望能借《红楼梦》恢复中国古代的性感，这种性感在现代社会已经看不到了。是这样吗？
叶锦添：西方对性感的理解是看得到也摸得到，中国对性感的理解是闻得到与感觉得到，我们可以从这种东西方的差别中看出大众的审美理解和对事情的判断仍然过于表面，对古典审美中的韵味与间离一窍不通。这种审美的趣味，我相信只要能做到位，人们还是会有很大反应的。中国的审美在于含蓄而非彰显，在于意会而非言传。
《新民周刊》：当年电视剧《大明宫词》播出时，大家都夸你开创了一种唯美华丽的潮流，造型设计到现在都被认为是经典。而今日，却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你觉得这些年周围的创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吗？
叶锦添：《大明宫词》播出时，国内的观众看事情比较单纯，也十分直观，但是到了开拍《红楼梦》时候观众已有了很多自己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这种所谓的网络恶搞也是观众参与的一种方法，而且发表意见时总希望有人去注意，因此会带着很强烈的攻击性，可惜的是这种饶舌的风气起源于香港的八卦杂志却在大陆发展起来。但是我相信更大部分的观众是没有参与其中的，观众喜欢与否，必须要等待全剧完成后，作品的整体状态完整呈现出来时，才可以做最终的判断。
特别的经验
《新民周刊》：《大明宫词》的意境氛围和服装造型看上去受当时台湾舞台剧的风格影响很深。
叶锦添：《大明宫词》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关于唐朝的题材，对唐朝有很多的想象与经验，加上对古典舞蹈的视觉呈现初有心得，碰触到《大明宫词》就很快反应过来。李少红在北京给我展示了数百套已经完成的衣服，布料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国内算是很新的了。我问她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说穿起来不像古代人，没有古代美人的韵味。因此我给她看了很多我的创作，又重新做了几件主角的造型，在6天的时间内把所有的衣服改掉，当时有很多今天十分有名的演员都在化妆间门外等着，我以一天50个以上造型的速度帮他们一一归位。我只有一个要求，与我服装搭配的场景必须有宽大的空间，光源要照顾到大面积的色彩、小面积的表情与精细的妆容，他们都做到了。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历史中的服装来设计，更多是参考现代美术的用色方法，随意的构想，大胆的假设，精工的制作，一切都十分简单自然。
《新民周刊》：《大明宫词》给你在大陆的发展带来了好的机会吗？
叶锦添：我那时并没有收到太多《大明宫词》成功的消息，直到《卧虎藏龙》后我再到大陆工作，才知道它的影响力之大，很多文学界的人都会慕名而来，跟我谈论《大明宫词》里的感受。
《新民周刊》：你和李少红合作多次，包括这次的《红楼梦》，是因为当年那部戏带给你们成功的经验吗？
叶锦添：自从《恋爱中的宝贝》以后，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赤壁》之后，我在下一部电影之前有4个月的空档期，那时遇到李小婉，知道李少红要开拍《红楼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与挑战，他们都希望我能参与，我就答应了做前期的工作，希望电视剧在这段时间里就能开拍。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影响到原构想的进度与完整性，最后多花了一倍的时间。李少红的性格十分固执，她要的东西都会纠缠到底，她刻苦耐劳的创作状态与单纯天真的性格是我最欣赏的部分。
《新民周刊》：为一部影视作品做美术设计和服装造型，比如《红楼梦》或《赤壁》，你需要做的工作都包括哪些呢？
叶锦添：《红楼梦》和《赤壁》有点不一样的是，《红楼梦》时我没有参与整个制作与拍摄过程，而拍《赤壁》时我全程投入，从筹备到制作比较合乎我的思路。在整个工作流程方面我会先了解导演想表达的是怎样的世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剧本与演员的选择，组织适当的工作人员开始构想风格，当风格确定后，我们就要针对这种风格的完整做实际工作的艺术规划，直至全面完成。
《新民周刊》：为历史题材做造型大都是有确切的朝代可以对照的。这时的创作重要的是忠于历史，忠于文本呢，还是忠于艺术？
叶锦添：每一次决定风格之前都会考虑当时当地所有的条件的综合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导演的创作想法和对演员的选择。在我的经验里，任何风格的确定没有一定的原因，而且每一段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思路吸引着我，没有一定的逻辑左右某种风格的确立。
造型美术这个工作
《新民周刊》：上世纪80年代，你从香港理工大学后毕业后进入了《电影双周刊》担任摄影师，是喜欢电影，还是喜欢摄影？
叶锦添：当时对未来还没有计划，对电影也处在摸索阶段，只因为电影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元素，因此一直没有离开。那时候摄影才是我真正的职业。
《新民周刊》：徐克慧眼识英雄，找你做《英雄本色》的执行美术。我知道香港电影圈之前没有美术指导这一位置的，最早好像是张叔平在1980年替《爱杀》里的林青霞做定妆和造型。等到你进入电影圈时，美术这个岗位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叶锦添：我所认识的香港电影圈最早出现的美术指导是区丁平与张叔平，他们当时没有一种明确的所谓电影分工概念。受到60年代海外电影的影响，这批海归导演们与电影工作人员开始注重电影的画面传达。等到我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已经算是第三代了，对电影美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观念，开始钻研电影的视觉语言，而不甘心只做装饰的工作。
《新民周刊》：你觉得造型设计，首要出发点是突出这个演员，还是突出这部作品的风格呢？比如你和周迅合作了很多次，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里她的造型和整部作品的风格相得益彰。但到了《射雕英雄传》，你似乎又变成突出她本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黄蓉形象。
叶锦添：我觉得首先要确定片子的艺术风格，再找寻每一个演员的切入点。《大明宫词》与《橘子红了》的时候，我与导演有充分的创作沟通。但《射雕》当时剧组已经开拍，没有太多的沟通时间，只能在周迅身上做文章。
《新民周刊》：你评价过田壮壮，真正爱电影的人，忠于电影，而不考虑妥协。你是这样的人吗？
叶锦添：我目前还是一个被邀请的角色，很难说我有没有坚持属于自我的想法，但喜欢好的电影是不用犹豫的。
《新民周刊》：影视、舞台造型创作需要合作者，你喜欢怎样合作方式呢？
叶锦添：通常找我合作的人都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至少我们有了一种互信的默契，这对于第一次合作的关系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创作时，大家是否站在同一战线，是否可以度过每一次的困难，人的气质与度量都是极为关键的。我是一个在创作上十分健谈的人，思想上的沟通是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
《新民周刊》：国内稍微大点制作成本的电影都会找你、张叔平或者奚仲文，有点垄断的味道了。这个行业究竟是怎样的状况呢？
叶锦添：我目前还没有这个困扰，我光是接了《赤壁》就忍痛推掉了李安、张艺谋、法国巴黎歌剧院与其他外国片商的邀请，整整3年泡在了《赤壁》的剧组里。这几年，人们所知道的大制作都有找上我，但我只做了一个《赤壁》，我想这样就没有什么垄断可言了。至于张叔平除了《蓝莓之夜》，至今还没有看到他其他的作品，奚仲文做了《黄金甲》、《投名状》与《江山美人》之后，也很少有其他的作品，我想我们都是比较谨慎地选择自己合作的对象，更谈不上垄断。
我经常处于自我怀疑中
《新民周刊》：现在的你名利双收，早年的你也曾在清贫和寂寞中支撑，一直到《卧虎藏龙》才有所改变，奥斯卡奖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叶锦添：我觉得真正不同的地方是和以往相比，社会给我开了一道门，但同时也让我清楚了某种梦想仍然是不容易达到的。世界走得太慢，总是让人等待得太久。
《新民周刊》：小时候家境贫寒，你说过“一无所有”，那段时候生活空白到什么程度呢？
叶锦添：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小时候我习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我熟悉的想象对象。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会把它们投射到现实生活中，自得其乐。后来我慢慢建立了朋友圈子，从盲目自大发展出在公共场合的自信心，充满表演欲又害羞的性格一直干扰着我，很多矛盾也从此而起。到今天为止，这种性格一直浮现在我传达内心世界的现代艺术里。
《新民周刊》：你学过摄影，画画更出色，现在获得的所有褒奖里，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呢？
叶锦添：每一次的褒奖都十分重要，因为我经常会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每一次的成功都给我麻醉一下，但是很快这种平静的感觉就会消失，自我又开始浮动起来。我相信我的创作是变幻不定的，必须要花尽力气去追逐那个变动的心，因此一直都在跌宕不定地往前冲。可能是这个原因，使我产生了一种承受困难与压力的意志，走出了一条自我的路来。
大众的评价
《新民周刊》：很多人都说你的美学思想是狂放的，无拘无束的。
叶锦添：我希望自己能真的做到无拘无束，也在往这方面努力着。当然在事实上，有很多不单纯的部分，一方面要逃避过分成熟而使得作品过于世故，一方面要保持纯真的状态，使自己勇于尝试。世界上的一切都能了然在胸？这真的是没有定数，只能随机随缘，在每一个唯一的机会中，找到最精彩的位置。
《新民周刊》：有人总结你的造型偏好，不咸不淡的色调，和服宽腰带，红色烟熏眼妆，即使小女孩也是光秃秃的脑门。你自己认同吗？
叶锦添：我对网友的所有看法都表示好奇，他们从表面的形式中找到很多雷同的因素，但是我更有兴趣了解他们对于审美的敏感度。
《新民周刊》：很长一段时间了，你的作品一直受人追捧。你觉得大众真正了解你作品中的好吗？
叶锦添：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毕竟华人社会里所谓的符号学、抽象和影像的内涵都不是大众课题，即使用文字去表达也只能是一种小众的流传，用影像作语言时在华人地区读得懂的也只在少数，有时候只能意在言外。因为确实感觉影像符号学日渐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字语言又过分地骄饰与狡猾，使得沟通充满疑云，当我进一步深入诠释我的构思的同时，与大众距离就会拉远，可能这是一个奇妙的平衡吧。
《新民周刊》：去年你为自己在北京的展览取名为“如果我自由了，你来吗”，你觉得大众喜欢那个完全自由了的叶锦添吗？
叶锦添：我并不知道大众喜不喜欢，只是想找寻一种与大众沟通的方法，我相信有某种东西的内在是能找到共鸣的。在文化上感觉到的约束与压力，相信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如果能够把这种东西放下，我们是否可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与沟通的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