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
1994年，我曾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10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中国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时期。
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是什么？
新中国50多年，理论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
然而，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我对传统和现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缺陷作如下概括：
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确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马克思是同时代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那种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不重视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个误点，那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来抨击马克思经济学，则属于一种无规则和反认识论的苛求。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过去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的确没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学术特色，没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毫无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所谓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西方国家搞了数百年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未出现市场经济学，尽管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直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分析背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研究计划经济的，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过，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经济体制及相关内涵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而用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学这门具体学科，来替代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是不足取的。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济案例或实证资料，即为改革成功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比较时髦，操作起来也省力，迎合了出书快和出名快的市场价值观。可是，这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路是什么？
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我们主张，以中外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创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一）思想源泉：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其实，与西方私有产权学派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二）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
在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
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其实，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等，难道没有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争？所以，症结不在于要不要“主义”一类的价值判断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进而贬低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自私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集体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上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简言之，采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集体经济人”（与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不同，“集体经济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假设前提，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可见，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表述“科斯定理”、“帕累托最优”或“市场效率假设”等方式，精心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到的这类假设及其前提条件，大幅度提高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
（三）学术渊源：古今中外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
广义地说，沿用式的继承、批判式的发展和否定式的摈弃等，均呈现出某种学术渊源联系。狭义地理解，也可将学术渊源界定为一种学术与另一种学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来源关系。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只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地位和渊源关系，而盲目排斥其他；
或者反过来，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品的学术作用。
综观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术体系均难以彻底抛弃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将超越和创新同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有扬有弃。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
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等国际贸易理论，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
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颗粒。台湾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也值得高度关注。
（四）方法泛化：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
马克思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并未主要沿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也曾被视为学术前沿和最新工具。这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用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是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旧程式的。
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其中，我认为有以下10个关节点：
——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哲学方法对理论经济学的功用将逐渐凸现为最大和全面性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总体异化论和范式说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尽管政治经济学名称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然而，理论经济学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学的营养。关于市场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关于经济周期与行政推动或政治选举的关系，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霸权主义的关系，无不需要结合一定的政治学方法和观点去透彻地解释之。
——借鉴现代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理论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权利时，必定要涉及到中外法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尤其是有关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决策制度的问题。
——借鉴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中关于社会阶层及其分化理论，人的交往理论，社会发展的综合动力理论，财富和收入分配及贫富分化理论等，对理论经济学深入阐发阶级、交换和交易、经济制度变迁以及国民财富，不无学术意义。
——借鉴现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知识。倘若说市场是第一只“看不见的手”和第一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和第二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那么，伦理便是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和第三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在个人、企业、市场、政府乃至全球经济活动中，伦理紧紧地与经济行为掺糅在一起，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义与利、诚与信等不同理解。理论经济学理应纳进“道德”和“至善”等伦理学的概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已接受“败德”和“机会主义”的术语）。
——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存在美与丑的现象，也有股市这类“野兽之美”的状态。“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来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度和学术品位。
——借鉴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和知识。要改造西方经济学使用的“心理预期”、“心理偏好”和“主观效用”等范畴，吸收消费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和商业心理学基本理论层面的东西，并以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去拓展理论经济学。
——借鉴现代数学的方法和知识。不仅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内容的实证经济研究需要借助于各种数学方法，而且规范经济研究也需要采用数学工具。博弈论可以论证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宇观经济（全球经济）的许多理论问题。
——借鉴现代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其经济活动和演化过程仍有与生物相似的一面，呈现为一定的仿生性。按照恩格斯的提示，在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制度之前，人类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凭借现代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理论经济学可以充分发掘“利己人”、“利他人”、“自由人”、“市场人”和“计划人”等经济行为特征，从而更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规律。
——借鉴系统论、信息论和场态论之类的方法和知识。依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性，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作系统化分析；
依据层次系统优于非层次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层次化分析；
依据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开放状态分析。不确定性、风险、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信息学观点，“场”等物理学观点和“社会场”的观点，均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层面考察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日渐成型的三大改革理论流派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就与问题都是明显的，对于下一步如何发展和改革，不同的中国学者有着差别较大的思路，从而日渐形成了三大改革理论流派。在我看来，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各种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可以供决策层科学选择或综合采用，也可由国内外公众自由评说。
第一种：“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海派经济学”等许多学者主张，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也就是说：1、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2、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主张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3、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提出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4、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主张处理好多方位开放并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等关系。
第二种：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也有一些学者以国际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北欧国家为心目中的样板，主张“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公式，即1、公退私进的社会所有制改革观，认为公有制为主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标志，且不可能同市场经济相容的。2、市场竞争收入均为合理的改革观，强调凡是通过市场获得的财富和收入都是合理的，贫富两极分化只要进行税收调节即可解决。3、一味淡化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观，认为市场的作用越大越好，国家调控的作用越小越好，否定日本和韩国战后高速发展的国家主导作用和经验。4、全球化完全有利于中国的开放观，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否认发展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第三种：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还有一批学者以西方资产阶级保守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导向，以美国为发展楷模，主张走俄罗斯激进改革道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或卖或送给私人。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的范围，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4、保护即落后的完全开放观，主张中国的一切产业都无需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