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近来的社会舆论，会发现：在过去10年中，主导了媒体中国报道的取向、大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势的日本“产业空洞化”、“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已渐行渐弱，今年以来，变得更加遥远，几乎从大众传媒的视野中消失。在民主国家日本，从一个话题的被炒大，成为泡沫，到话语泡沫神话般的消失，虽不是偶然的，但肯定不存在“禁口令”、“封杀令”等新闻检查和政治的压力。惟一可以想象的理由是，中日关系现状的调整，导致国内的利益平衡发生了位移，平衡点的位移使“民意”发生了变化，而“民意”又反过来影响了传媒的报道方向。
“威胁”与否，“特需”说话
2002年，日本经济终于摆脱了“失落的10年”的漫长梦魇，开始呈现缓慢的增长迹象。2003年，增长势头变得强劲起来，第4季度的实际增长率为7%，今年第1季度的增长，也高达5.6%。不仅是增长率，反映在诸如消费需求、通货紧缩、不良债券、股市、失业率等此前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指数上，也是一片“利好”。进入2004年，在享受着久违了的高成长、低失业率的日本工薪阶层中间，开始流行“三大件”（薄型彩电、数码相机和高品质DVD），个人消费抬头。因此，许多国际机构都做出了乐观预测，认为日本经济的全面复苏已指日可待。
只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构成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拉动的。尽管去年中日间发生了多起令人遗憾的事件，但两国关系中极其特殊的“政冷经热”构造继续发挥效应，悄悄地过滤和屏蔽着因政治关系、历史问题的摩擦而带来的震荡和干扰。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复苏迹象，是因为日本连续18个月取得12%的出口增长率，而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涉及对华出口。
2003年，中日贸易额突破1300亿大关，中国首次超过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则连续11年稳坐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4%至6%，而对亚洲的增长则超过10%，其中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竟高达20%至30%。对此，日本经济学者冯昭奎先生评论说：“中国的崛起不仅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而且还改变了日本经济一贯仰赖美国的状态。”
这种在本国经济“构造改革”尚未实施到位的情况下，被外部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强劲需求所拉动，从而使国内经济全面启动的案例，在日本出现已不是第一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数以亿计的美元订单，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创造了（朝鲜）“特需景气”的神话，为日本肇始于50年代后期的、向所谓“电子立国”的发达工业国家的冲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日本经济（乃至整个日本民族），历来不乏顺应“外部启动”（或挑战），进而引发和推进内部改革的快速自我更新机制，这种机制，在面对“中国特需”时再次起动，并把它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自己的机遇。
所以，今年初，当小泉的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向内阁提交月度经济报告，提出“受设备投资和出口增加的支撑，日本经济确实已出现恢复势头”的时候，连权威的《日本经济新闻》都来不及反应。资深编委、评论员们喜悦之余，尤担心国内改革未到位，尚不具备全面复苏的条件。
事实证明，《日经新闻》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与此同时，日本财界已经悄悄地行动起来：在国内，为准备迎接更大的“特需”挑战，制造业加紧设备投资，投资规模之大，拉动了已“寂寞”有年的钢铁、机床制造等行业的景气；
在中国，此前，因国内景气的持续低迷感到难以支撑、在华经营规模事实上已严重萎缩的日资企业，纷纷重振旗鼓，蓄势再发。
日本具官方背景的智库——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津上俊哉指出，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威胁论”至少在大企业中已经销声匿迹。日本对“日中经济相互补充”的说法，也有了切身体会，应该说，日本现在正处于“中国特需”、“托中国的福”的状态。
一些曾爆炒“中国威胁论”的媒体和人士，都不约而同地缄声不语；
很久未见正面报道的一些中日关系的话题，重新登上了日本主流大报的版面；
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播出“中国特需”的专题片；
东京电视台的权威财经节目在黄金时间讨论“中国特需的光与影”。
6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首相官邸会见《人民日报》社长王晨时，再次正面评价中国经济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我曾说过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个好机会，现在正在变为现实。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征兆，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
合作与竞争，两极分化
也许，我们有理由断言，日本经济的全面复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与中国的合作，正如只要中方更多地植树造林，拦沙阻尘，治理环境，日本的天空就会更加澄明一样，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终究会有中国打个喷嚏，日本就会感冒的一天？
但是，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当我们断言别人“依存”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正是自己也在依存人家，并且，这种依存已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欲斩还休的时候。今年5月出版的日本《呼声》杂志，刊载了一篇日本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撰写的、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文章的要点经香港媒体披露后，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的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
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这位仁兄的观点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他所说的在双边经贸发展过程中，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处于产业链上端、拥有核心技术的一方，至少有能力控制处于下端的、技术的被转让者或单纯使用者一方，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肯定是没错的。他还举例说，据2001年统计，日本每年的专利出口在1.1万亿日元，“那些没有技术的国家，不购买日本的技术，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能发现长谷川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一点难为情——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所占的比例，也远远低于日本经济“高成长期”的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
日本企业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杯水车薪的“人海战术”；
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不同的国家目标、历史文化、地缘政治上的关系及中日企业由于技术的落差而历史地形成的在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定位和角色，似乎都注定了中日之间竞争的“合理性”与长期性，甚至，就连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竞争中的合作。那种无视两国间竞争的大趋势和种种潜在性驱动，动辄拿相对低端的加工贸易上的数字来说事，片面夸大“合作”的“新思维”，多少给人以“见木不见林”的感觉。
事实上，中日之间，正呈现出合作与竞争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首先是日本的工厂，而位于京滨—阪神工业地带的、“原产地”的“日本工厂”，除了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实验室及其科研团队外，则正在向中国大举转移；
而与此同时，在一些产业高端的、尤其是关涉国家战略和地缘格局的领域，两国的角逐已表面化。
围绕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FTA）问题，两国在认识上的落差殊难弥合，索性分头逐鹿东盟（ASEAN），示人以好，日本明显利用了日本经济在那个地区的传统优势及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民对于所谓“中国威胁”的潜在恐惧心理；
在西伯利亚输油管线问题上，开始即放弃协调，彼此牵制，在日本“俄国斯工作”的攻势下，俄政府已明确表示将率先启动舍近求远的“安纳线”，“安大线”方案事实上遭搁置；
去年，中国“神五”上天，日本舆论“Shock”之后的反应颇耐人寻味；
面对中国在东海中方专属经济区一侧（EEZ）开发“春晓”油气田一事，6月8日，日本政府第二次向中方提出了抗议。
同时，由联合国决定建设的首座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项目（ITER），中国无视日本的再三陈情，投了法国的票。5月，位于广东、湖北、河南的三个抽水蓄能电站蓄能发电机组的一揽子招标项目，在3个月的艰苦谈判之后，最终在国家发改委的“指导性协调”下，16台机组的订单统统给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由日本最有实力的制造商和贸易公司组成的两个联合体财团，虽然报出了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技术转让方案，却连1台都没能拿到。日本财界普遍认为，他们再次输在了“政治分”上，在质疑中国国际招标游戏规则的“公正性”的同时，对参与拟于今年年内出台的两座核电站发电机组一揽子招标项目的“意义”表现出相当大的疑虑：“我们还要不要陪法国人跳舞？”
经济到军事，此消彼长？
如果说，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无可替代的互补性，在以加工贸易为中心的制造业领域，已然形成了相当深入的合作、依存关系的话，那么，在互补性相对稀薄，甚至完全不存在“互补”的领域，竞争态势正在形成，并悄悄积聚着能量。在这个领域中，最醒目的标识有两个：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除了硫磺（这令人想到其近现代发达的军火制造业和遍布列岛的温泉这两种感觉上截然相反的物事）外，现代工业文明赖以存续的全部资源都依赖进口，这也构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危机感的来源。近代以来，资源、能源的问题，在日本从来都被提到“生命线”、“生存空间”的高度，意义非同一般。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橡胶轮胎上的崛起。2003年，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比预期提前了5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把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中日能源争夺，形容为“不见硝烟的战场”恐不为过。日本著名评论家、《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船桥洋一在其专栏中写道：“据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超过日本。日中争夺石油的时代正在到来。”而日本时事新闻社则发表文章称：“日中间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已经表面化，并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源摩擦。”
继在西伯利亚、东海的角逐之后，两国“能源外交”又“聚焦”到了东盟石油储备和海外油气田收购等问题上：6月，于马尼拉召开的“东盟+3”能源部长会议上，日本携韩国提出，“对于该地区构筑石油储备体制提供技术援助”，并以联合公报的形式获得了与会相关国家能源部长的“共识”，日韩插手东盟能源事务已成事实；
在并购西班牙RepsolYPF公司在印尼的油田及从英国石油公司（BP）收购印尼东固液化天然气项目控股权的行动中，中海油公司与日本石油巨头三井物产正面遭遇，险些败北；
另据《国际先驱导报》分析，马六甲海峡以北、泰国南部中南半岛陆地最窄处的克拉地峡（按照泰国的“石油路线图”，如果沿此地峡开凿一条运河的话，将成为打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最便捷的海上输油通道，可望取代马六甲海峡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贸易枢纽地位），极有可能成为中日能源争夺的下一个战场。
如果说，能源竞争，还只是中日间互补性经贸与军事（或准军事）对抗之间的“灰色地带”的话，那么，围绕台湾问题（笔者宁愿把钓鱼岛问题看成是处于台湾问题的延长线上的“子问题”），两国的“纵横捭阖”则日益稠密，虽然还不到军备竞赛的“火候”，但却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对象性，且不乏在关键时刻升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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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美安保”几经强化，尤其是9·11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又与“有事法制”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台海不仅早已被纳入所谓“周边有事”的范围，事实上，“联美抑华”已成为日本在21世纪外交的基本战略支柱之一（当然，除了中国，朝鲜首先位于“日美安保”战略照准的“第一岛链”上）。今年5、6月间，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7项有事相关法案，这些法案与去年6月通过的“有事三法案”一起，构成了日本完整的“有事法制体系”。据此，日本首相在“紧急状况”下可自行决定调用自卫队。
3月，日方虽然低调处理了中国7名保钓人士的强行登岛事件，并为避免冲突，紧急叫停了右翼组织的报复性抢滩登陆行动，但随后，两名国会议员乘直升飞机从空中视察了钓鱼岛；
5月，日本30多名国会议员成立了“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把“长期、全面地支持台湾回归国际社会”明确列为“重要的活动项目”；
6月，在位于琉球群岛的嘉手纳美国空军基地，美、日举行了代号为“对抗北方”的联合军演，明显是为了对抗随后在福建东山岛举行的解放军三军联合军演的针对性行动。
在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战略学者中间，历来有种看法，认为假如没有台湾的话，尽管中国拥有不算短的海岸线和几个良港，但因缺乏直面太平洋的出海口，中国在21世纪，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充其量也就是“准海洋国家”。这种观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在“日台关系”上的政策很难评价，但是，对于在21世纪的中国地图上有无台湾，这两种Case将分别对日本产生哪些地政学上的影响，日本是再清楚不过的。所以，每当钓鱼岛出现“危机”的时候，日本首先会确认美国的态度，非得要美方亲自对国际社会说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的防卫对象，在钓鱼岛遭到“进攻”时，美国将提供携防等等，心里才算踏实。而鉴于日本在反恐、伊战中的“卓越”表现，山姆大叔也几乎从来都没让日本失望过。就在最近，围绕在伊拉克主权恢复后，日本是否会参加多国部队的问题，美国务院发言人还说，美国并不能承诺“日本今后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言外之意，美国及“日美安保”将不会成为日本的“紧箍咒”。
据日媒体披露，日本假定在“台湾有事”之际，解放军为扼制日美参战，而“先发制人”地进攻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最西端三个隶属于冲绳县的小岛（宫古岛、石垣岛和先岛诸岛）。去年11月，由防卫厅陆上幕僚总监部（实际上是陆上自卫队的参谋部）制定了一份秘密计划，作为修改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中的一环。文件显示，在“事前”，日本将在三岛的机场、海港和基地部署7200人的部队；
在中国军队入岛后，将以驻屯在千叶县习志野的第一空挺团为中心，形成紧急状况反应集团部队。
事实上，这类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作战计划在日本还有很多，时不时地会通过媒体“泄露”出来。有的按不同的情况，分成不同的Case，分别应对，极尽详实只能事，完全不是“务虚”性质的纸上谈兵。
在中国的传媒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日中竞争与中国“军事威胁”不构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日资企业不会因为与中国做生意吃了亏或在国际竞争中失利，而去夸大中国的军事威胁，这是两条“平行线”，有可能相互影响，但不会“经济问题政治化”，否则，便意味着“政冷经热”局面的终结。
笔者大体同意上述观点，但以为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像能源争夺等中日经济的灰色“中间地带”，虽说难以形成互补，但应尽量避免过度竞争，否则，当竞争万一升级时，后果难以控制；
其二，在一些实实在在属于互补领域的大型项目上，中方如何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尤为重要，应避免给人落下“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口实，使本来应该合作、并且可以合作的项目，最终变成竞争关系；
其三，日本在21世纪走向“总保守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且难以遏制，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潜流也在积聚着能量，这给问题徒添了一种不确定性，为维持中日企业界的理性与利益基础计，应极力避免两国经济的非合作领域成为这种不确定性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