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s)。因为GDP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GDP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没有GDP，很难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比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
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GDP更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GDP，追逐GDP。GDP和中国人的“球籍”挂上了钩，和中国上个世纪“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挂上了钩。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应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对GDP的判断有关。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GDP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GDP是一个重要指标，但GDP不是上帝，不是万能。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其实，GDP也不能衡量一切。
GDP不衡量社会成本，即该由企业承担却让社会承担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GDP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GDP在增加；
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在增加；
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
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
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
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
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
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GDP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GDP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GDP当然更不衡量劳工保护，社会保障，小学生造炸药，部队武警经商，以及什么SARS灾难。在很多地方，只要GDP在增加，哪管社会成本有多高！?
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为了GDP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今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长，哪个国家都受不了。?
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GDP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为了GDP的增长，有的地方拼命贷款，负债累累。有一个省光不良贷款就有1900亿，损失率估计为56%；
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演变为“让利竞赛”，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拼地价，比税收减免。为了GDP的增长，连中央政府也背上了很大的财政赤字，从1979年到2001年，24年中，只有1981、1985年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22年均为赤字，赤字金额从1979年的135亿元增至2001年的2517亿元，2002年又增至3098亿元。财政赤字有其积极作用，但长期看则存在较大隐患和风险。?
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当年“大跃进”，中国一年要炼1070万吨钢，结果，树都砍了，钢材却是劣质的。为了GDP的增长，悲剧依然在重演。GDP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根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的报道，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5%的比例。在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指标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在1978～2002年24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6%，慢于GDP在同期9?4%的增长；
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23年间下降63%。由于生产效益低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并未进入良性循环，城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2002年年均仅增长4.7%。?
GDP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让GDP增长，“拉链工程”让GDP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GDP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类似的情形真是太多了。例如，卖假药的人让GDP增长，吃坏身体的人去看病也让GDP增长。看看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的这些题目吧，《“黑”佐料调“白”腐竹》、《竹笋保鲜的“秘方”》、《病死母猪肉做鲜肉松》、《淘汰母猪变“鲜”肉》、《腐肉“巧”炼猪油》、《防寒服“败絮”其中》、《“果肉果冻”裹的是什么》、《“无公害蔬菜”令人心惊》、《土办法生产的“卫生筷”》、《黑心厂生产“黑心肠”》、《“美味”腊肉如此出炉》、《硫磺熏制“注水”中药材》、《鸡精里的“商业秘密”》......它们都可以让GDP增长。?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请记住这样的教训，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你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国民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
听听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西方国家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欧洲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保护，新盖的楼，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GDP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为了促进GDP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政府主导，倚重于扩大投资的方式，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大搞开发区，跑马圈地，城市建设大大优先于技术改造安排和劳动力培训？
是依靠财政投资输入，大规模借债，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水库？是不断向国有企业输血，将金融资源向它们倾斜，哪怕其设备闲置？是对一些不发达地区，通过国债项目投资，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是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进行工资性转移支付？这都可以形成GDP的增加。但其中不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实是在浪费有限的资源。?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67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一文中写到，“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利用率等。”?
很多这样的例子：某城市上任领导通过上几条公路、搞几个城市广场、建一些开发区，提高了他任期内的建筑GDP，但却没有真正形成内生的投资环境，缺少富有活力的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以至基础设施建完以后的GDP不知从何而来。上一任轰轰烈烈，下一任找钱还账，不要说无钱修路，甚至无钱发薪。?
还有，资源浪费、配置不合理的另一面，是在中国随处都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政府、银行、工商、税务、公检法、国有通信和电力公司等的办公楼和休闲培训中心。和19世纪工业革命国家在使用资本时讲究节约的习惯不同，“欠发达国家正在以更大的气派浪费资本；
所以当出现某个大型项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业却比期望的要少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闲置的生产线、荒芜的开发区、没有人流的机场、豪华的办公楼和度假村，它们能解决就业问题吗？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一边是经济增长、一边是求职艰难的原因。?
GDP不衡量价值的判断，如社会公正、幸福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
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GDP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GDP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你要享受闲暇时，GDP反而在减少。?
汽车能创造庞大的价值，但GDP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你多少生命。?
所以，宁高宁先生说：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祥和舒适的原因。
GDP不衡量分配
GDP不衡量贫富的差距。中国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
GDP不衡量就业，即使“失业已成中国的定时炸弹”。上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GDP很容易就拉上去了，但假如忽视了劳动密集型的项目，GDP增长之后的受益者，就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
GDP不衡量社会的保障，虽然GDP知道，光有GDP的增长而没有保障面广、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网，一旦你退休、生病、失业，就会陷入困境。特别是农民，他们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创造大量的GDP。但他们退休、生病时，由谁保障呢？?
GDP不衡量谁从GDP这里最终获益。GDP是以一国为依据，而不是以一国的人口拥有为依据。中国的外资多了，GDP就会增大，但是GNP（本国人拥有的生产总值）不会同时增大。设想某个地区从国外引进了一家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资本全部由外商投资，并且资本有机构成很高，雇佣当地劳动力很少；
由于高价进原料和组装件、低价向国外销售，公司在名义上亏损。这样，由于没有利润，当地政府得不到所得税，由于进价太高和出价太低，增值税也会少收。于是，GDP的相当部分反而形成了国外这家公司的收入。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而且引进外资对中国绝对重要，GDP只是提醒你，你的所得并非GDP的全部。?
为何崇拜GDP?
GDP能衡量很多东西，同时，GDP也衡量不了很多东西。我希望，你不要只看到“这一些”，而忘了“另一些”。?
GDP是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GDP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把GDP当成惟一的东西、至上的东西，把GDP当成一切，以为GDP可以解决一切，以为GDP存在所谓“涓滴效应”，增长效益可以自发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样的悲剧早已有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刚赢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哪个不流行“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观念？就连联合国不也在60年代初制定出10年规划，把GDP的增长指标看成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GDP每年递增5%的目标吗？?
无论拉丁美洲还是南亚，最后的教训都是：能够实现一时的经济增长，但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多高并举，社会动荡。?
这时，它们才开始探究那些成熟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无法超越的（比如时间、价值观、宪政和法治文化）。GDP重要但不至上。为求GDP的增长不择手段，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机会主义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的增长。?
所以，你不应该崇拜GDP。从道理上讲，也没有人会自觉自愿崇拜一样东西。为什么要崇拜GDP？我朝思暮想的答案，就是GDP被抬到了太高的政治高度，有的官员几乎把GDP看成执政合法性的象征。于是，GDP从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获得了全面支持。任何其他指标，例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拆迁居民安置等等，统统要为GDP让路。GDP是最硬最硬的东西。对官员的考核，别的指标都是软约束，GDP却是硬家伙！?
由对GDP的崇拜，相应又产生了中国的“指标崇拜”，凡事都先定指标，不管客观情况，例如城市化指标，把郊县农民划进城市容易，但都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你一下子支持得了吗？产生了“任务经济”，收税是层层下任务，完不成就由纳税大户到小户补充，反贪也是“要比上年有多，但不要太多”；
产生了“任期经济”，只求任期风光，不管下任死活；
产生了“标志崇拜”，都要建第一高楼，第一广场，第一某某。?
怎样超越对GDP的崇拜?
那么，怎样超越对GDP的崇拜呢？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GDP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作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都市化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像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
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
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加上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会计行业，国外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在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4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但是，很多地方的中心工作还没有真正加上这4个字。我欣慰地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顺乎进步潮流，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增长到发展，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突破，其影响异常深远。从中国正在酝酿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来看，财政改革主要集中在支出方面，例如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切实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从体制上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
加大对环境整治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的投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在税制结构调整方面，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将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普通消费品将逐步从税目中剔除，而一些高档的消费品将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农业特产税将取消，农业税率会逐步降低，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这些改革，与“五个统筹”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GDP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GDP同行。GDP从“总分成绩”变成了“单科成绩”，虽然还是很重要的单科。
选自秦朔：《告别GDP崇拜——中国发展的一种解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本文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