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博士经常在《南方周末》等大陆报刊发表针对孔子所谓“父母之邦”的文化时评，身在美国而“魂”系吾华邦的薛博士，大有孔子“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的味道（某引孔子原话恕不注明出处，常读典籍者当知之）。但恕我直言，某对薛博士的文章向来心存厌恶，于薛博士也向有鄙夷与不屑之成见（有种哪家报刊发表我文时别删去这话，这话也不触犯法律且我文责完全自负）。
美国耶鲁大学史学博士薛君写其专业之外的非学术文章有一大特点，就是有“感”而发且“自说自话”；
缺点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抓住一个观点作靶子，然后利用他居洋的观感和史学专长（包括洋材料），杂文手法频频发难立“说”；
孰不知他所抨击的那个靶子，其实往往是虚幻的靶子，一个自树的虚幻的靶子。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翻6月9日《南方周末》，读薛涌博士于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的回应——《中国文化的边界》，某又起疑：作为刚出洋没几年的华人史学博士，这薛君不仅对孔子所说的“坟墓所处、父母之国”没有相应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感受而大有“文化世界主义”的味道（当然是美式“世界主义”），而且与纪校长辩论起传统文化来又处处不讲“有效逻辑”了（申明：某不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人民大学的教员，从来都不是）：
⑴ “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很好，谁都知道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印度佛教；
但纪校长讲国学、人民大学办国学就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什么逻辑？！
⑵ “其实在中国，有所谓国学派所界定的纯粹的‘中国文化’吗？就连国学这个词本身，也像‘物理’、‘化学’等现代词汇一样，多从日本转销而来。”——纪校长或薛博士所谓的国学派界定的“中国文化”就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吗？讲“国学”就是反对一切因革损益而历史逆向地“纯粹自我”吗？这是什么逻辑？！
⑶ “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没有提及佛教，也未纵论蒙、藏、满三学，就是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这是什么逻辑？！似乎没有讲到薛博士，大家就是反对薛博士；
似乎讲了薛博士，大家就是支持薛博士——这是什么逻辑？！
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对薛博士诸如此类似是而非、危言耸听的推论，大家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有效逻辑”和“非有效逻辑”了，按孔子“德之贼”的说法，这也可以算是捕风捉影、自树论敌的“逻辑之贼”了。
薛博士在《中国文化的边界》第二段说：“笔者无意反对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人大的国学院是一个具体的学术机构，其前途决定于操办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边界，实在有讨论一番的必要。”——某仔细研读了其全文，总算明白：薛博士为了争取讨论中国文化之边界的“必要”，硬是认为纪校长、国学派等讨论国学或办国学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是这样，他何以自感有撰文来讨论“中国文化的边界”的必要呢？）。
然而，薛博士以“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来界定他的辩手尤其是辩手的立场，则不仅在界定前的推理过程上缺少“有效逻辑”（他的这一“指控”证据何在呢，得有证据嘛），而且他的这一界定是缺乏基本学术常识的。常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也绝不会“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
纪校长、国学派从来都没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的文化，纪校长、国学派从来都没有主张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
事实恰恰和薛博士文章中暗含的“指控”相反，纪校长、国学派在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问题上，其主张恰如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多边汲取和融合创造一样，主张在充分传承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多边汲取和融合创造，不信自己再去看纪校长的文章或直接问校长（纪校长如果连这一基本常识都否定，岂能当堂堂一个大学的校长，也忒把人看扁了吧）。——所以，由此看来，薛博士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煞费苦心的第一、二部分，无非把别人当傻瓜式地买弄了一通类似大学《日本通史》、《中国通史》的历史常识。
至于“中国学者一直忽视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把汉文化视为中国文明的主要动力；
把少数民族的成就，简单地归结为‘汉化’的结果”，这种结论一则模糊了思想学术型的“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型的“文化”的区别（思想学术型的“文化”一直以来主要靠汉语来主导，这是历史事实），二则连大陆中学历史教材的见解都不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是中国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就是大陆中学历史教材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薛博士在大陆呆了那么久，难道这种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吗？
身为北大中文系学士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的薛先生，不会连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都没有认真读过吧？如果读过《史记》，我想薛博士不当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结束时下这样棉里藏针的结论：“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读读《史记》看看夏商周文明是怎么在东亚大陆发展的吧，尤其是看看秦汉时期中原是怎么来与西北（西域）、漠北（匈奴）、东北、西南开放与沟通的吧；
再看看汉魏时代的佛教东传吧，再看看隋唐时期的上层生活吧……想想夏商周以来四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东亚中国何曾把“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何曾“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这叫闭着眼睛说瞎话！
在历史上，东亚中国总体而言并没有拒绝中原之外的文化与文明，更没有拒绝西方传入的文化与文明（古代最典型的就是佛教，现代就更举不胜举）；
而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毫无疑问是东亚大陆地区众多民族与人民共同创造。相对中原的周遍少数民族，历史上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问鼎中原，给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源源不断地增进了活力；
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在输出自己文明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接受了周遍地带的“反哺”——所以，文明是在交往和互动中产生与融合的，是在交往和互动中延续和发展的，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无论是东西方文明之间新的文明，概莫如此。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故而，历史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未来的“借口”，未来也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历史的“借口”，而正视历史，才是我直面未来的一种健康方式，列宁所谓“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所以，纪校长或国学派绝没有以谈国学来拒绝世界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与文明的意思，而薛博士也勿以身居美国而自傲并执意把他人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越厨代庖地画地为牢，然后利用一点历史常识老调重弹地云其也包括其他非汉语民族的文化，云其也应在开放中延续与发展。
在全球化的情势下，传承和转生自己的文化与文明并不忘汲取其他地区优势的文化与文明，是我们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1907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曰：“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案：这里的“复”是复活、激活的意思，非重复也）——我们并不以过去或历史拒绝未来，但倘若在“世界之思潮”的名义一概抛弃“固有之血脉”，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
自作孽，不可活[逭]”，这就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所以，某这里奉劝薛博士少一点美国式的自大，多一点“坟墓所处、父母之国”的情意，别在类似基本历史常识或学术常识的结论以及该结论的论述中，频频暗含排斥“有效逻辑”的学术“指控”，并巴不得在“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不惜失去华夏历史、华夏文明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否则，写天下史、世界史并不失华夏主体意识的第一史家太史公司马迁，九泉之下亦当痛骂在美国大学贩卖“中国史”混饭吃的史学博士薛涌先生“数典忘祖”矣。
最后，套两个鲁迅《热风》的词汇，薛博士作《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的目的，究竟想“指控”纪校长谈国学、办国学有排除外来文化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还是薛博士有“秀”他耶鲁大学博士生水平的丰富史学知识的“个人的自大”呢？鲁迅说：“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可惜我们是沾不到边了，因为薛博士身在美国而为美国国民……
【附】就日本“国学”文化运动的要旨与意义与薛涌先生商榷
薛涌先生在《中国文化的边界》（《南方周末》，2005/06/09）一文的第二部分讨论日本近代“国学”文化运动时，其关于日本国学文化运动的要旨与意义的见解，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20世纪中国大陆的“国学”思潮固然来自于日本，且17、18世纪日本的“国学”思潮固然跟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有一些精神联系，但近代日本的国学运动并非“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把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国学思潮定位为“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和“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这是对日本思想家和日本文化史的“矮化”：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不是为了中、日间非我即你的对立（独立），也不是为了所谓导向国家认同的“民族认同”，而是为了确立“大和”为主体的文明史观与日本国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意识）。说得干脆一点，套薛博士文中的概念，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就是要确立大和为世界文明之主体的“文化中心主义”；
如果这一点都没明白，那薛博士也忒小鸡肚肠而太小觑日本思想家、政治家的抱负了。
某这里要提醒史学博士薛助教，在思想文化上，日本完全复制了东亚大陆古代“中国”的精神与理路，那就是我们华夏先人的“天下”意识与以“夏”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欧洲同样有以他们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去看洋人翻得最多最勤的《圣经》吧）。薛博士不知明白否，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交恶与战争，其实本质上是日本争夺对整个东亚或泛东亚的主导权（日本的国策是先控制东亚再主导世界，欲与西洋主势分庭抗礼），而根本不是小家气的什么从中国“独立出来”并塑造大和的“民族认同”——日本近代国学家以“汉魂”为映衬的“大和魂”之主张，其实是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世界魂”、“天下魂”，是要颠覆传统的“汉魂”式世界文明史观而建立以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和魂”式世界文明史观，即要确立其大和的主体地位。
从十六世纪开始，日本政治家就积极谋求对整个东亚也就是当时“天下”的主导权（其实渊源很早，唐时日本就发动了对朝战争）。1590年，武力统一了日本列岛的丰成秀吉甚至公然宣称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1592年，丰成秀吉在占领朝鲜京城后便叫嚣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中国，并臣服大明周遍的十余藩属国。到十九世纪明治维新的苦心经营和殚精竭虑，日本终于强大起来并在1895的甲午战争中击败大陆的大清政权，扭转了几千年来由东亚大陆政权（中国）来主导泛东亚的历史局面。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华战争，日本几乎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和泛东亚，琉球、台湾、东南亚以及西太平洋诸岛也相继落入了日本手中……很难想象，如果日本长期占领东亚大陆，日本的“天皇”是否会如历史上其他边缘政权入主中原一样而成为东亚大陆的“天子”；
也很难想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果没有中国人前赴后继的浴血抗战和盟军的出兵，落入日本手中的东亚大陆或整个泛东亚地区，现在将是何等的一种政治景象。
某常用《红楼梦》第五回中晴雯的判词来戏说日本的岛国“宿命”：“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某也常感叹，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宏伟抱负与文化情感，也又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推行日本战争国策时背后深刻、浓郁之“文明史观”……孙中山先生是明白日本的，他在1924年11月28日于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所作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说：“我们讲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报不平的问题。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干城指示盾牌和城墙，原出《诗经•兔罝》）——日本近代崛起与扩张的历史，不幸被孙中山先生一语中的，以至今天尚且如此（日本至今未跳出西方霸道之鹰犬的角色，至今充当美国遏止中国的马前卒）。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日本打着“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等王道幌子，却实际行使着“西方霸道的鹰犬”之角色，并在一次又一次的东亚战争中对华实施了比西洋侵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血腥和野蛮。所以，日本大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所导致的“大亚洲主义”，无疑走上了“霸道文化”的不归路，并导致了既不为东亚大陆所接受也不为西洋欧美所容纳的二难尴尬。（同样，西洋的“世界主义”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演绎了许多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以至于现在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都带有16、17世纪所开始的欧洲殖民扩张的脐血；
至于依托基督圣教中对世界统一秩序的追求而发生的宗教化战争，在西洋的战争史上就更不用赘述了。）
二战时日本有首军歌叫《替天征讨不义之徒》，“替天征讨”之词清楚地显现了大和人以大和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而近代日本以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世界魂”、“天下魂”，困境是日本口头上的“东亚”或“亚洲”或“天下”，实质是西洋引渡过来的“民族”观念中的“东亚”或“亚洲”或“天下”，也就是说近代日本把“东亚”或“亚洲”或“天下”装在了它原本狭隘和微小的“大和民族”中，一种抱负和自身条件、能力不匹配的“大和天下主义”以及对进化论式的霸道规则的信仰，必然导致的是焦虑型的疯狂扩张与血腥屠杀——日本这个单一型的民族国与狭小型的岛国，不足以承担“东亚主义”、“亚洲主义”、“世界主义”的历史责任，此观移民型的大陆式美国就可明鉴。
然而，近代日本虽然在国家发展上“目标—条件”二者存在一种实质性的“悖难”，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走上了西方霸道的血腥战争，但作为近代日本崛起之先声的“国学”思潮，其主旨却是为了确立日本在东亚或亚洲或世界的地位，为了确立神道天皇史观在世界文明史观中的标尺性的地位。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可见文化的觉悟或觉醒，是吾人最最后的觉悟与觉醒，或是最根本之觉悟与觉醒。故而，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在建立本土的“文化主体意识”方面，自然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意义，而这也正是它们予我们在现代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觉悟与文化觉醒的启示。而这一启示，显然不是为了排外，而无非是为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薛文所及的日本国学思潮下“兼容并包，大力吸收以兰学为代表的欧洲学术”之史实就为此做了有力的论证，薛还云“一些国学家，在介绍兰学时不遗余力……因此，得益于国学运动，欧洲的学术文化迅速传入日本”。可见讲“国学”并不是排外，而是为超越自己和他人然后再确立自己，一句话，确立“众生”中的“我”的意识。
所以，日本本土化的国学文化也是融合了东亚大陆的中国文化和欧美的西洋文化的。薛博士有关日本“国学”思潮的论述，根本就推不出中国人一谈国学就必然“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他用的史料刚好与其结论自相矛盾），反而恰好印证了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的严肃见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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