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迎来了其建院50年，就在这一时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走马上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与此同时，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正在舆论漩涡中全力筹建中华教育基金会。
今年下半年的省部级官员新一轮任免中，赵启正和张保庆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位。8月，65
岁的赵启正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岗位退休，改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10月28日，国务院免去了张保庆的教育部副部长职务。
而赵启正在结束官员生涯之后，选择任职人大新闻学院院长，可以看出，高级官员退休后开始有和以前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新闻学院聘请退休高官传统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这本身就可以成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经典案例。
赵启正上任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极大提升了人大新闻学院院庆的社会关注度，让苦于院庆宣传工作的工作人员不用主动找媒体，媒体就自己找上门来。
赵启正赴任的运作过程极为谨慎。人大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星期三(11月9日)人大党委书记程天权到新闻学院宣布这一任命决定，之前我们学院的老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程书记说请他的时候非常注意保密，怕大家(其他学校)都去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透露，目前赵启正在上海仍有很多事务需要处理，所以要到18日晚上到北京，初定19日中午跟师生见面。
该院教授陈立丹表示：“人大请他来是真诚的，类似清华请范敬宜和北大请邵华泽做院长的情况。”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赵启正出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使得京城三大名校清华、北大和人大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级别上都上升到“部级”，成三足鼎立之势——此前，人大新闻教育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聘请新闻实务部门高级领导出任院领导方面,却一直落在后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2年4月一经成立，即聘请《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为学院院长。范敬宜退休前长期从事新闻单位领导工作，在国内新闻界享有盛名。
无独有偶，比清华大学晚成立一个月的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请了同样是部级干部的前《人民日报》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主席邵华泽做院长。
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一位研究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读研两年来，只听过邵一堂摄影讲座，社会事务繁多的邵平时也很少在学院露面。北大主要看重邵所拥有的资源。
利用北大的品牌和邵华泽的资源，北大新闻学院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其委员大多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电总局、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委等单位的主要领导。
北大、清华这两大学术重镇的新闻学院的迅速崛起，也让长期以来号称中国新闻教育黄埔军校的人大新闻学院备感压力。“如法炮制”也顺理成章。
喻国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开始去请他的时候，启正同志不太愿意，后来从发展中国传播教育，为中国新闻事业尽责的角度，他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会选择赵启正
1998年，赵启正调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在新闻办工作期间，他力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制度化，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从无到有。
赵启正被外国媒体称为“浦东赵”、“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屈指论客”、“中国的形象大师”。
“浦东开发时他表现出的头脑和办事能力，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任上，他更是成为中国政府的名片。”喻国明说，“他自己有一个判断，要为中国新闻事业做点事的话，选择人大新闻学院是最好的基地和平台。”
喻国明表示，赵启正确实肩负了很多工作和社会活动，但是按照他的风格，要做什么就要做好，不是很虚的，既然答应了，就愿意花很多精力来治学。
专家分析，人大新闻学院的学术底蕴和该院一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是赵启正选择该院的重要原因。
喻国明说，从学科发展来说，传媒实践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开拓精神和国际视野，这个时候链接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领导能力的院长是最好的选择。
在采访中，“资源”两个字成为人大方面并不讳言的关键词。
“人大看重赵启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要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新闻学院教授陈立丹说。
喻国明评价说，赵启正和其他官员卸任后入驻高校的模式不一样，“不是一个纯粹的官，他对中国问题有着很深刻的思考，新闻学院的师生是很有期待的。”
从官员到学者“现身说法”
一些中国官员退休之后开始主动脱离官职，选择了学者作为自己的新身份。
外界也多把赵启正称为学者型官员。而与其说是官员，嗜书如命的赵启正更像一个学者。赵卸任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他在上海有80箱书，是那种装电脑的标准箱，“我的一大苦恼就是书没地方放。我一天不看书，就好像一天没吃饭。”
那段时间，赵启正同时在读三本书:一是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二是中国作者单纯写的有关宗教哲学的书，“这本书写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识货人不多”;还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新渡户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缘起的。“了解他们，好和他们对话啊。”
“我跟赵启正比较熟，听过他在国际场合的讲话，他批驳及澄清某报告在核武器制造等方面对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不是喊一般的口号，真的是学者型官员。感觉他研究得非常深。”一直关注赵启正对外工作表现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实际上，马振岗本人即经历了从高官到学者的转变。他是中国驻英国前大使。马振岗表示，在外交系统，很多高官退休之后选择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原先的同事，中国驻法国前大使、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马振岗说，“我们退休时都经历了从官员到学者的转变，我是63岁，吴建民是64岁。”
他坦言心迹，做了一辈子政府工作，长期受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不从事一线以后，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事情。60来岁是工作经验最丰富、最成熟的时候，虽然受退休制度限制，在一线不可能继续工作，但可以在二线继续发挥作用。
“老伴说我比当大使的时候还忙，这个礼拜已经开了五个多边和双边的对口会谈和研讨会。虽然忙，但乐在其中，精神状态特别好，能为国家做点事，比闲着好，同时自身也能跟上形势和时代发展，不会落后。”马振岗说。
马振岗认为他们从官员到学者的变化比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个“更”来概括变化，“所面对的领域和研究更加开放和深入、更超脱、更前瞻、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实想法，提炼一些思想和建议。”
另一个比较成功进入学界的人是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就任外交学院院长后,吴受到了校内外的极佳评价。当了外交学院院长后,他最想为学生上的就是“交流”课,因为“这方面很薄弱”。而他觉得,在走向世界时,学会与人交流,学会与人沟通,不大叫大喊而使人信服,显然十分重要。
高官执教的争议
近年来，省部级高官退休后进入高校任教更是蔚然成风。
和退休官员“下海”现象一样，退休高官进入学界，同样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卸职从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现，疏通了此前为“官本位”观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
也有人提出，官员当政期间从教多半是兼职教授，而现在要转为专职教授，身份变成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人员，应该重新核定资格。
支持者说，目前不少大学的学院院长，尽管学问不错，就是没有本事弄来资源。这是这些学院发展的致命弱点。其实，大学不缺少专家，却真的缺少有管理才能和能够带来资源的领导。
同时，这些高官进入大学，也能够促进大学专业方向的调整，找到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大学培养自己需要的研究型人才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才要走向社会。因此，他们进入大学，不会影响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反而会为大学人才带来出路。
“这是中国官本位造成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学争着请官员，就是看中他们手上的资源，而美国高官退休之后，很多大学还不要。”一位人大的知名学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反对者还提出，学术成就应是大学选才用人惟一的出发点。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国务卿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假如我们为这些基本不上课的卸任高官开辟从教的“绿色通道”，是否也会让大学面临相似的尴尬？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同理，大学也并不是有大官之谓也。无论如何，只看重卸任高官的‘关系资源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并不是对卸任官员的真正尊重。”
官学商
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党政系统再干到人大、政协，而有的人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不愿意离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总的来说,过去高官退休后进人大、政协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好处,现在他们为学、为商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高官退出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形成一个机制。
一般来说，退休官员除了进入人大、政协外，还包括“下海”，或者进入各种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及学术机构。
马振岗说,自从我们国家严格执行退休制度以后,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了与原来进入人大或政协不同的退出路径:有的进中央直属企业工作,也有的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当外事顾问,帮助“走出去”;有的进入民间研究机构,还有的从事扶贫工作。
而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凤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官学商三界，就像人鬼神三界，一定要分清楚，中国的现象是官既可以为学，又可以为商；
学，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学，这就造成基本社会分工体系的紊乱。
“不能强化中国能者通吃的格局，对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来说进入学界特别容易，而这在另一些人，可能要穷一生之力，学问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杨凤春表示。
持相反意见的竹立家，将退休官员为学为商解读为，与国外先进经验慢慢对接的一种表现。
竹立家以日、美为例,日本55-60岁退休的官员,很多都安排到国有大型企业担任董事、监事、顾问、副总裁等职,发挥他们的能力和资源优势,也使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晚景。这也是日本公务员队伍比较稳定的一大原因。而美国的官员是选举制,官学商是一个敞开式的开放对流。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80%左右的教授都有政府高级官员的背景，包括玻利维亚前总统、加拿大前总理等。
“中国高官退休之后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新东家争取利益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好事，应该鼓励和提倡。”竹立家说。
竹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我们的高官和发达国家的高官有区别，发达国家的高官大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和通才人物，政、学、商三者之间的知识水平在一个档次上，而且互换的障碍也很小，而我们不少干部是纯粹的官员。
张保庆的选择
近来引人注目的张保庆并没有利用教育部近水楼台的优势入驻高校，然而，他希望靠自己的努力给高校带来另一种“资源”，那就是贫困生的助学。
以敢言闻名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目前已处于退休状态。因为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而使自己在61岁时，社会声望大增，许多人表示敬仰，更有故乡的网友发帖欢迎他回乡颐养天年。不过，张保庆未到颐养天年时，因为让他牵挂的贫困生问题还远未解决。
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张保庆说原定今年年底退休，转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去做管理工作。后来得到消息，这个基金会必须在今年年底以前注册，如果等到年底退休，就会误事儿。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干脆提前退了。
张表示，基金会决非闲职:“我的工作重点首先是中华教育基金会，为什么接了这个工作？是因为这个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困难学生的。我要把它做大，想在资助困难学生方面做点事情。”
一位近日与张保庆有过深入长谈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张保庆在谈话中表示他还想为贫困生做点事，但并不乐观，教育丑闻屡见不鲜，造成社会对教育的同情心下降，基金会的工作也不容易，要努把力。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在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时就已筹办，但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仍未落实，教育界一致认为张保庆是负责这个基金会的最可靠人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据透露，去年元旦张曾写下一首60感怀的诗，表明他退休不言退的心迹。但当时有三件事让他走不了。一个是他分管的港澳台教育交流;一个是“十一五”教育规划，他原来是规划司的;最后一个就是助学贷款，所以去年他没有退，组织上让他年底才退。
了解张的人认为，张保庆退休后做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完全是出于感情。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的张保庆，在退休后再次选择了回到民间，为人民做事。
竹立家评价说，一些高官退休后从事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在这些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很多人从事公益事业，不会随便委身某一利益集团。
实际上，这在一些部委已经成为制度安排，比如民政部，基本上每一任卸任部长都会担任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
11月17日，前民政部部长、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在即将动眼科手术前夕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电话采访，他说，“十几年前我退下来之后从事公益事业，算是官员中比较早的了。”
人大新闻学院简介
在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被评估为新闻传播学科综合实力第一名。1955年，中共中央、中宣部和高等教育部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聚人民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三校力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东方风来满眼春》等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闻报道，皆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撰写完成。
高官的高校执教情节
实际上，中国高官的“高校执教情结”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家领导人。而且，也与干部制度改革密切相关，预示着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1957年4月,毛泽东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他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同年他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米丁时说:“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
1989年，当时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即将满63岁。《江泽民传》写道：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基任首任院长。直到2001年，朱才辞去院长职务。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自2001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
近年来还有很多高级官员已经跨入学界。
200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受邀兼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2001年12月，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任第一任院长。
2003年2月，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接受河南大学聘任，成为客座教授并同时出任博士生导师。
2003年12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复旦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记者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