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毕业、黄埔四期生，属于军内的知识分子，写过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因为1958年就受批挨批，所以较少整人的记录。晚年他发表不少讲话和文章，对党内生活有很多反省，不过在他的回忆中，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很多。除《萧克回忆录》外，《朱毛红军侧记》也是军史的重要著作。
朱德与范石生
湘南起义与井冈山会师前后，范石生是一个重要人物。
范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和结拜兄弟，参加过蔡锷领导的护国讨袁和孙中山统一广东的战争，长期被视为滇军中的进步将领。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残部退到江西信丰，处境岌岌可危。范此时是26军军长，驻军广东韶关，闻讯后邀请朱德归附。在部队的独立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朱于1927年12月19日抵达韶关附近的犁市，所部编为16军140团，装备、给养迅即得到补充，上下焕然一新。不久范接到将朱部缴械的命令，念及旧情，1928年1月1日范通知朱德离开犁市自谋出路。于是朱德率部向湘南出击，1月2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起义失败后，1928年4月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1928年7月，朱德率红四军两个团从井冈山下来攻打由范部驻守的郴州，击垮了范部两个团。据此时任29团党代表的龚楚回忆：“攻占郴州后，我和朱德到16军部巡视。甫抵门外，即见范军的副官长陈尸于门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与范石生结义情深，范待朱德甚至厚，以前朱德在范部140团充任团长时，范曾奉命将朱德缴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离黎市自谋出路一事，可说是仁至义尽。今天被朱德袭击溃败，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生蹙然。我打趣地对朱德说：‘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贡江黎市时的事吗？’他很坚定地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龚楚，1978：192—193）萧说：
据说，战前朱德有些犹豫，不想打，但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坚持打，结果就打了这个不该打的仗。范石生对此很不满意。据当时在范部工作的党员杨茂说，范在纪念周上责备朱德，说朱从广东退回无衣少食，他给朱部以补充，现在朱全不念旧情来打他，不够朋友，云云。”（萧克，1993：82─83）
范石生不了解：革命队伍怎么会和旧军阀做朋友呢？旧伦理怎么会对革命者有所约束？不要说范只是与朱德个人交好、在朱部困难的时候给予了帮助，即使有再大的功劳，旧军阀也无疑是革命的对象。“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后任红15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百色起义和左江龙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后任红七、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不都是在肃反中被杀死了吗？与他们相比，范石生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问题不是朱德够不够朋友，因为打不打郴州是由上级决定的。朱德不是寡情无义的人，他从来都以宽厚忍让著名，只是既然参加共产革命，行动上就要彻底认同革命所要求的无情。而且正因为与范是老关系，朱德才更要态度坚决。
革命者的大义灭亲令人钦佩。然而，不讲恩怨与私情有时是不利于革命的。龚楚听了朱德的话后：“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曹操’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早人负我’的那句话。”龚楚是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之一，“有军事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萧克，1993：32）长征之前一直是肩负重任的高级将领。晚年写回忆录时这样说，或许是为自己1935年夏在赣南投敌的行径追溯一点理由。但无论龚楚当时的真实心理如何，担心受到整肃而叛变的不是个别。
前委、党和毛泽东
著名的“古田会议”是1929年6月朱毛之争的终结。由于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朱德部下林彪的支持，也由于朱德、陈毅等人的顾全大局，毛泽东大获全胜。而由这一论争而反映出来的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清理。
争论的一方是以毛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毛把争论的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党管一切、一切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他指责由于前委与军委的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朱德对此提出不同看法：
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一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萧克，1993：91）
毛后来认为自有四军以来，党内共存在14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但从朱德的主张来看，他丝毫没有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他要争的是党如何领导军队，他要反对的是毛的专断作风。要说争权，那不是与党争权，而是与毛泽东争权，因为毛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其实，朱德在井冈山之前，就探索过如何建立革命军队问题，他“从三河坝撤下来后是敏感的，就收拢了部队并开始着手整顿。当时各个地区的革命领导人，都在寻找建立革命军队的办法，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崇义、上犹的整编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意义是一样的，都在探索并实践建立新型革命军队。”（萧克，1993：26）
论争显露了毛泽东的一些性格特征，如作风强悍，以党自居，动辄把反对意见上纲上线，把反对自己的同志当作反党等等。应予理解的是，他当时的处境的确比较复杂。首先要确保对红四军控制。四军的主力一是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残部28团，二是毛领导的秋收起义残部31团，前者的战斗力更强，它的领导人除朱德任军长外，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在四军内部朱德的威信更高。毛除借助28团的林彪的内援外，只有以党的名义才能控制四军，他容不得军委来分前委的权，因为朱毛会师后，毛只一度担任过军委书记，其余时间是由陈毅、朱德、刘安恭担任的。毛要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的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不过毛既有理由以“前委”、“党”的名义大权独揽，而朱德对此有所批评也就是有理由的。
在朱德看来，毛事实上并不事事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从以后的实践看，毛对一些党组织也并非无限忠诚，一旦感到掣肘，他甚至可以“向党进攻”。“文革”中他不是号召红卫兵向党宣战吗？一个对下专断、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朱德的批评并非无据。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四军大多数的人的意见，以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下去了。毛对此耿耿于怀，不但当时就甩手离开四军，而且在给林彪的信中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1931年4月，体现毛的思想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更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萧克，1993：29）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这也证明了朱德批评的正确。“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很容易转化成家长制、书记专政。
“古田会议”否定了四军的“七大”，强化了一元化领导，当这个作用被远远夸大时，“七大”所代表的党内民主也就化很少人注意了。
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四军的“七大”的决议案批评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萧克，1993：98）
党史、军史应当重新评价红四军的“七大”，那是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我们无需用远求就可以找到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东井冈
1928和1929年之交，井冈山形势严峻。外面是湖南军阀何健的三万多大军围剿，里面的情况如陈毅向中央报告的：从1928年9月到次年1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1929年1月14日，朱毛率部进军赣南，强敌尾追，大余、寻乌连战失利，情况如毛泽东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前委一度准备分散活动，敌人也以为红军已难坚持。（金冲及，1996：189—192）虽然紧接打赢了大柏地一战，但当地群众都走光了，红军得不到粮食、衣服和人力的补充，处境仍很危急。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东固。1929年2月17日，朱毛红军在此与赣西特委第二、四独立团会合，休整了一周。3月，蒋桂战争爆发，“会剿”红军的军队被调往它地，红军走进发展壮大的新时期。
在东固休整时，萧克发现：“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四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萧克，1993：133）因而“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萧克，1997：117）
这里就有一个革命的目的的问题。东固的革命没有妨碍群众日常生活，没有破坏社会经济。
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采取秘密割剧的形式，对革命有利，而采取公开割剧的一些小区域的苏维埃政权相继失败或损失很大，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损失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反而使城镇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特别是赤白交界地区，老百姓种地都很困难。（萧克，1993：133─134）
东固根据地在红四军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成为它的支撑点和策应地；
东固革命领袖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团提来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著名口号，对革命游击战也是一个贡献。毛当时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东井冈“体现了一种战略思想的萌芽，就是在农村中的统一战线思想。……依我看，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统一战线。”（萧克，1993：134）
东固根据地的经验并没有认真重视，江西苏区极左盛行，提到东固的割剧形式时，只是以“李文林式”四个一笔带过。因为东固的这种做法虽然帮助了红四军，但在毛看来，显然太右，由此发生的分歧，使毛感到自己作为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威信受到影响，就开始把矛头指向赣西南党和红军。1930年2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二七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高华，2000：12）会议决定把李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会后不久，毛以刘士奇为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ＡＢ团”运动。1930年8月上旬，李文林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积极贯彻立三路线，撤销了刘士奇的职务，10月6日出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与刘政治路线有别，但“打ＡＢ团”也毫不手软，赣西南西路行委9月16日发出的《为肃清AB团告群众书》和赣西南特委9月24日发出的《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两份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将赣西南地方“肃AB团”的斗争推向高潮。《紧急通知》强调：“AB团非常阴险狡滑奸诈强硬，非用最惨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讯，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由于杀得太多，李文林和赣西南特委自身也感觉不安，10月5日的《赣西南会议》中说：“党内尚通行一种惩办制度，同志犯错误时不在思想上同他斗争，开始即用枪毙的手段对待，被枪毙的人都因为发现他们是AB团分子，……不过杀得太厉害了。”此时，李才有所清醒，着手纠偏。（载向青、罗惠兰，1994：92）
毛对李把刘士奇赶下台极为恼火，对李贯彻立三路线坚持打南昌更是不满，他认定李文林就是“ＡＢ团”首领并于11月底加以扣押，并全面捕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20军。李文林本人在项英纠偏时被放，1931年7月再次被捕，次年5月被杀。
石达开式的人物
邱汉杰是江西乐安县万崇圩游击队长，1931年5月之前，这块苏区发展到两万人，是一支不可小看的革命力量。
但邱汉杰与县的一些同志搞不拢，肃反时，有人怀疑他是“ＡＢ团”。邱汉杰知道后闹独立，当“山大王”，但他不投敌，不改变苏区时期的主要政策。……县委调动周围的游击队打他，他就投敌了。（萧克，1997：147）
这似乎是一个石达开式的人物。“我知道邱汉杰在当地搞了几年，在群众中有威信”，所以当萧克向群众打听邱汉杰时，群众都说不知道。革命队伍不允许有个人英雄主义，越有威信就越要摆平你。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没有追歼他；
但乐安县委不能放过邱汉杰，谁叫你有威信呢？“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扩大化和简单化的方法处理，结果把一些人从革命队伍逼走，甚至逼到敌人一边去。1928年的郴州事件，闽西的傅伯翠事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萧克，1997：147）傅伯翠原是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闽西苏维埃政府财经部长，由于党内分歧长期不到职工作，闽西特委于1930年底将其开除出党，并派兵围攻攻其家乡，傅拥兵自卫取得胜利。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展开，一些被追捕的“社党分子”也逃进傅控制的上杭北四区。后来，傅伯翠既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也与红军也保持联系，1949年5月率部起义。
内部斗争激烈，但面临危险的革命者也不一定要采取邱汉杰、傅伯翠及“富田事变”的方式。长征后，粟裕和刘英率挺进师进入浙南，刘英威逼粟裕，粟裕一度有生命之虞，但他没有投敌，而是率部单独行动。同样。当刘英计划杀掉闽东的叶飞时，叶飞也没有投敌，而离开刘英掌握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与闽北的黄道另组闽赣临时省委。黄道对此的解释是：“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叶飞，1988：75）当然，另行发展要有实力作后盾，邱汉杰和富田事变中的红20军都不具备必须的实力。
邱汉杰因为与县委一些人搞不好，就被认为是要杀头的“ＡＢ团”。小小的县级领导就有如此生杀予夺之权，这就是革命队伍中的权力。当时的革命力量尚未弱小，这些县级干部如此狭隘地逼友为敌，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革命事业。
根据地
不但是对邱汉杰这样的，就是对民众，一些做法也很荒唐。1934年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根据地：
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是可以不走的。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萧克，1997：189）
当时的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的介绍更具体：“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站在阶级立场上，坚决将这些豪绅地主反动家属分别驱逐出去。‘有反动能力的’在得到群众同意下大部分杀掉了。但在执行中各地并没有完全按省委的指示办理。有些地方是由苏维埃下驱逐令，没有发动群众执行；
有少数地方则把经济地位在中农以下的农民曾被迫‘反水’的也驱逐出去了；
有些地方只驱逐了豪绅，未驱逐他们的子女，由此被认为是右倾的表现。”（王首道，1987：118）也曾在湘赣工作过的任弼时1944年11月对八路军南下支队讲话时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
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些恐惧心理。”（任弼时，1987：376）
如此严厉的政策，是很难得到群众拥护的。王佐与袁文才在井冈山威信很高，他们被杀后，参与抓捕他们的红五军的四大队就立刻遇到麻烦：“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李聚奎，1986：67）后来，萧克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萧克，1997：189）
类似的教训还有。1934年10月萧克部与贺龙部会合，1935年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再次实行左的政策，特别是对游杂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当时省委“费了很大力气争取杂武装，来接头的有1300多人，还集中了400多，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所以在根据地的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萧克，1997：225）二方面军不得不于１１月撤离根据地。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到因为极左政策使根据地无法依靠的问题。他们的看法，丰富了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钦定说法。即使没有极左政策，红军和根据地的扩展是以国民党政权内部混战为前提的，一旦蒋介石腾出手来，微弱的红军和贫困的根据地是维持不了的，几个主要根据地先后丢失，不仅仅因为“王明路线”。革命成功的关键，还是抗战。
秦德君与贺龙
1934年7月，中央军委派萧克的红六军团先谴西征，以与贺龙的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会合，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10月24日，两军在贵州印江县会师；
10月26日，两军开至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
选择酉阳有一个特别的原因。1934年2月14日，中共四川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白同伦写信给秦德君，信中说，他多年研究贺龙在涪陵、黔江率领红军的征战历程，发现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在酉阳一带活动的时候，不但没有遭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袭击，对方甚至将部队撤出酉阳城，使红军得已顺利通过。这个谜，一直到他看到《射洪党史资料》后才知道这是秦德君和她哥哥秦仲文工作的结果。
这是一个女子以婚姻为筹码帮助红军的真实故事。
秦德君，川中女杰，1905年生，受李大钊、吴玉章、邓中夏等的影响，1923年参加共产党；
1926年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负责女子宣传队。1928年到上海，结识茅盾。此时的茅盾刚完成了意在表现1927年夏秋之交革命幻灭之感的《蚀》三部曲：“革命来到的时候，是多么渴望，将到的时候是如何兴奋，仿佛明天就是黄金时代，可是明天来了，并且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了，那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不禁叹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来了幻灭。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热望着革命的人们，都在那个时候有过这样一度的幻灭：不但是小资产阶级，并且也有荣苦的工农。”（茅盾，1980：33—34）对于这部小说与革命的关系，陆定一在茅盾逝世后说：他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他还是这写他的小说，党没有宣布开除他的党籍。”（陆定一，1992：876）1928年7月，秦与退党之后的茅盾同去日本，相爱同居。《虹》就是以她讲的有关胡兰畦的经历为原型的。1930年4月回上海后与茅盾分手，不久又回到家乡四川。由于她的堂哥是刘湘的秘书，也因为她的革命经历，刘湘便任命她为第十一军司令部参议官。刘湘有一位心腹大将王心卫，贺龙部队经过四川时，刘湘任他为“剿赤总司令”。“王心卫看上了秦德君，他知道秦德君与共产党和红军有联系，若想博得她的欢心，必须不与红军为敌。”事实上，此时秦与共产党、红军已失去联系，不过，她仍自视为“布尔什维克”，“如今，红军来到四川，蒋军和地方军前后丧命夹击，命运难以逆料，我必须挺身而出，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帮助他们，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这纯属政治交易，而没有爱情的婚姻苦果，我就吞下去吧！”于是1934年10月10日，秦德君以王心卫不剿红军为唯一条件与王结婚。（秦德君1999：87—99）当红二方面军经过酉、秀、黔、彭时，王心卫的部队不发一枪一弹。
49年后，秦德君处境不太好，以她教养似乎也不可能去找贺龙诉苦。
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作用特殊，其一是中途接应。无论是一方面军还是二方面军，在先后与四方面军会合时，都是疲惫之师。1935年5月，四方面军专派李先念率部接应一方面军，会合后提供了大量物资装备，细致到根据作战时炊具容易丢的经验，抽调一批连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补充到一方面军。最难得的是，考虑到一方面军兵员较少，还调拨三千八百人给一方面军。一年后的1936年4月，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北上，四方面军又派罗炳辉的32军去迎接。“当我们到达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数十匹马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萧克，1997：238）如果没有四方面军的支持，一、二方面军的长征显然更为艰难。其二是巩固了落脚点。属于四方面军系统的徐海东所部率先到达陕北，在与刘志丹部会师后迎接中央红国北上，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年前与中央红军的分裂当然是主要话题。但萧克没有在这方面多落笔。只是简单地说到在与何长工、罗炳辉等人闲谈时：
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大家都有责任。（萧克，1997：239）
除了对张国焘的战略有批评外，萧对四方面军评价较好。他引用何长工、罗炳辉等人的话，没有评论，似也有同意的意向。张国焘对二方面军的几个主要领导评价也不错。看来，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矛盾较少。张国焘基于自己的立场介绍了任弼时对分裂的看法：“（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有反中央的倾向；
（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出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
（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
（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疑忌太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
（六）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张国焘，2004下：449—450）聂荣臻记得，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弼时同志见到我们时，找我们问及头年张国焘和中央红军分手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但未表态，态度十分冷静。”（聂荣臻，1983：324）
不是幻想
抗战胜利后，中央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晋察冀部队复员了一批军队。这一行为后来一直受到批评。首先是1947年7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批评晋察冀在土改问题上的右，附带批评晋察冀军区的复员问题，矛头直指军区司令聂荣臻。李新记得：刘少奇“批评晋察冀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有右倾，想念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满脑子和平幻想，以至于让一部分军人复员，……他说这话时，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坐在我旁边的聂荣臻很沉重地低下了头。……其他不少人也随着刘少奇的批评把目光集中到聂荣臻身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此之前，聂荣臻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作笔记。而听到用粗话批评后，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见此情景，我心里也很难受，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服。因为我知道，政协会议后的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央提出来的，晋察冀的复员，只是复员一些老弱病残，并且是经过批准的。为什么刘少奇一点不做自我批评，却这么严厉地批评下面呢？”（李新，1998：34）9月18日，刘派彭真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到晋察冀帮助、指导工作，实际上取消了中央局书记聂荣臻的权利。刘少奇没有想到，在不到20年后的“文革”中，“和平民主新阶段”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据聂荣臻回忆：这不是哪个人，哪个地区决定的，“而是党中央的指示。三大口号的提出，最早出现在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上。…… 其实，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党内提出过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后来刘少奇同志作过一个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聂荣臻，1983：596）这样大的事，没有毛的同意，刘少奇是不敢决定的。一面是中央决定，一面是复员影响了战斗力。对此萧克说得较为客观：
我们党当时对日本投降后形势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些同志滋长了和不麻痹的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区部队复员转业约１０余万人。占军区全部军队约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萧克，1997：348）
方针是中央提出的，晋察冀执行得比较坚决，因此即使批判了曾经批评聂荣臻的刘少奇，聂荣臻也摆脱不了的责任。1968年3月，在解决“杨余傅”问题的会议上，林彪说“晋察冀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最积极，将部队大批地复员。”林的动机是打倒以聂为代表的华北山头。邱会作马上附和说他们在东北时，就没有传达。但聂认为：“据我所知，各个地区都传达了。当然，晋察冀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各军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卫斗争。”至于部队复员，聂与萧的看法不同：“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定以后，3月初中央曾指示我们精兵简政，第一期先减三分之一。既可以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又可以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与坚持。此后，晋察冀军区将精简兵力的主要部分五万多野战军转为地主武装，同时也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聂荣臻，1983：599）
可能有两个问题。第一，东北没有立即传达也是有可能的。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生效后，关内逐步停火，但东北照样你争我夺硝烟弥漫，直到6月才实现停战，4个月后硝 烟又起，邱会作所说也许是实情。第二，晋察冀的复员对战斗力是有影响的。军区第三纵队政委的李志民说：“整编初期，军区发下了二、三万个‘光荣退伍’的证章，计划复员的数量太大，过分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后经我们深入连队调查研究，摸底排队，如实向上报告情况，反复核实，最后确定复员一万多人，虽比原定计划减少许多，但仍不适当地复员了一些精壮兵员，一度影响了干部战士的情绪。”（李志民，1993：505）时任军调处执行小组朝阳第26小组共方代表的李逸民1946年内战爆发后在张北发现，“张北原有一个骑兵旅，都是由老游击队员组成，拥有两千多匹马，抗日战争中曾以挥了很大作用。可是停战后，把这个旅解散了，马也分掉了，专署只留下一个警卫连。现在战争打开，看来张北也是保不住的，如果有这个骑兵旅，起码可以顶一阵子。”（李逸民，1986：14—145）此一事实可以证实萧克的说法。只是责任不应当由聂荣臻、甚至也不应当由刘少奇来负，毛泽东当时也准备把中共中央搬到淮阴，他本人准备出任国府委员。
历来崇拜“枪杆子”的人为什么复员千辛万苦积聚起来的军队？看来当时确实相信和平已经到来。毛泽东不是轻易相信对手的人，何况是他的老对手蒋介石？结论只能是当时确有和平希望，否则毛岂会上他的当？既然双方都有过和平诚意，为什么后来又大打出手？这是现代史的一大关节。
批评领导
党内民主具体表现之一是能不能对主要领导、对一把手提意见。红四军“七大”是民主的，到会代表有代表性，无论是选举还是通过决议，都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坚决地否定了“七大”后，党内民主就有待完善。晋察冀边区也发生过一次：
1949年9月晋察冀边区曾召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某些同志受延安“审干”运动的影响，在会上对边区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使他的威信受了影响。…… 我们离开延出发前，刘少奇曾对我们说，边区高干会在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批评是不好的。（萧克，1997：344─345）
缺席批评是不好，但聂是一方最高领导，如果他在场，谁又敢批评他？1931年闽西地区在邓发主持下肃“社会民主党”，杀人甚众，7月中旬，罗明、张鼎丞、郭滴人等“趁邓发离开省委机关时，集中开会，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将闽西肃反委员会撤销，另成立了郭滴人为局长的闽西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工作；
根据群众揭发林一株等人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的罪恶事实。把林一株等逮捕处死。”（魏金水、伍洪祥，1990：272）假如邓发在场，这样的会是开不成的。
对聂荣臻的批评既然是在高干会上公开提出的，所以即使本人不在场，也不能说是“不好”，而之所以说不好，说明此时党内民主已经发生偏差。“红军时代的民主生活是活跃的。党内畅所欲言，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话就说，开诚相见。……但红军初期的民主生活，也存在着非组织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非组织的观点表现在，一是非组织的批评，一是少数不服从多数。”（萧克，1993：110）非组织的批评可能堕落为阴谋，少数不服从多数只能归结为专制。“古田会议”突出地反对了前者，实际上鼓励了后者，以至于对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就被视为“不好”。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三大作风之一，党章也白纸黑字地保障党员的批评权利。但当潘汉年在“七大”上发表了批评饶漱石的意见后，马上就受到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并因此失去了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资格。（尹骐，1996：260）古大存是七大候补中委，1947年东北局曾发给他一份通知：“顷接中央给各地电报指示：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分局前委必须照传。”（杨立，1997：85）古大存把这一通知视为护身符，但陶铸主政广东后，毫不犹豫地把他打成反党分子，而古根本就无法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曾给李富春写过一封信解释一些问题，1962年在从化会议上发言表示“不清楚我怎样成为反党集团”，这些极为正常的行为都被陶铸认为是翻案的罪证。1962年10月6日，陶铸在广东千人大会上强迫古大存“保证永不翻案”，否则就成立专案组加重处罚。（杨立，1997：248—249）尽管党章和文件有规定，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对高级领导人即使不是批评而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有时还是很困难的。
信
革命者没有独立于党的个人利益和思想。表现形态之一是日记、书信之类也是一种政治材料，毛1929年给林彪的信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成为革命可以成功的论证；
1966年给江青的信则是林彪后来折戟沉沙的伏笔。另一方面，从“胡风反党集团”到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主要罪证，都是因为他们写的信。
彭德怀当然是个悲剧人物，但他不会对毛把他的一封信当作罪证而不理解，因为此前一年，萧克也因一封写给他的信而陷于厄运。
从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之后，军队告别游击传统、向苏联学习，1955年，军委成立了与总参谋部平行的训练总监部，1957年萧任训总部长。但顽强的经验主义总是对游击队传统情有独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创和伟大也必然要与学习苏联发生冲突。1953年12月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已经提出要防止学习中出现的偏差；
1956年，训总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认为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当时还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说法。次年2月，彭德怀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也指出军事学院存在着教条主义：“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萧克，1997：442）1958年2月，在彭德怀起草的一篇讲话稿中，有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曾经引起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的说法，萧看后给彭写信，为正规化与现代化辩护。这封信就成了他向彭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由此导致全军范围内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上升为“路线斗争”。斗争以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训总被撤销、萧克等人被撤职而告结束。
萧给彭的信距离彭给毛的信不到一年。因信惹祸外，斗争的方式也大同小异，军委扩大会议上：
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萧克，1993：452─453）
这一章在《百年潮》1997年第2期单独发表时还有“而且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的痛切之语。一年后，也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因吴法宪诬谄彭杀害红一军团的人起为彭辩护，当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铐上手铐。
两次会议唯一的不同是彭德怀代替了萧克，林彪代替了彭德怀。萧当然感慨系之：“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年军委扩大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对象，……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我好意给彭总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
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同志。”（萧克，1997：457）斗争的逻辑一旦形成，整人的机器一经发动就不会停下来，林彪也就必然地与萧克、彭德怀有同样的下场。
彭德怀在被罢官以后，体会到因“信”获罪的荒唐，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道歉：“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萧克，1997：457）彭也许不知道，早在1945年的“华北座谈会”上，萧克就是同情他的：“我在会上发言，也批评了彭的错误，但没有上纲。…… 散会后，一出会场，有三位同志（其中有两位是江西时期的同事）对我说：今天算是知道你的思想情况了！意思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落伍了。说心里话，我是不愿意跟这种形势的。”（萧克，1997：320—321）
彭德怀觉悟到不能因一封信就让同志“受苦”，所以1962年又上“八万言书”。他没有忘记教训，特意声明：“这次，也许有人对我怀疑，为什么正在我国面临暂时困难的时刻，再次给党的领导同志去信，是否意味着‘攻击党的领导同志’和‘反党阴谋’呢？对这个问题，我着重声明：我没有以上那种目的。”（王焰，1998：772）但庐山战术也继续发挥威力。“八万言书”寄出后３个月，主要针对彭德怀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和彭德怀专案组成立，彭再次因信获罪。
循环
1958年彭德怀主持批判萧克等人的“教条主义”时，张宗逊上将是他的支持者。彭当时曾说过“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对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萧克，1997：448）因此在一长串的因果轮回之中，张是一个起点。
1957年年底，张调总参任专职副总长。次年2月，中央要求反对生产建设中的右倾保守和贪污浪费，训总召集四级干部会议：“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比较大，过去，他对学习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忽略组织的具体联系和技术上的操作实践。他认为“这是立法的基点，而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黄仁宇，1992：13）毛泽东的数字情结中可能流淌着传统政治文化的血脉，同时也可能是为了防止下面走过场。确实，如果不从上到下落实数字，下面很可能会在“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借口下一个老虎也打不死。转化运动有减轻运动的危害的积极功能，但也可能激发不断搞下去的决心，如此循环反复，运动何时怎么能了？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下面既可以化解运动，也可能强化运动。每个“下面”都是由许多力量、派别、个人构成的，领导运动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借运动来清除异已的做法极为常见。运动的“大方向”往往是抽象的，这就给各单位的领导人提供了解释的空间；
而运动要具体展开，也确实必须上挂下连，层层揪代理人。其结果，运动的也可能是层层放大，直至与“上面”的设想面目全非。
从宽
1980年，萧克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地给中央写信了：
过去搞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是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萧克，1997：459）
党内斗争早有“从宽”一说，但事实上总是趋于严酷。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了“从严”前提：既然上纲上线，把一些工作错误、观点分歧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处理起来又怎么能“从宽”？
但具体到萧克等人，如果就他们的罪名来说，处理也确是从宽的。当时彭德怀说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萧克，1997：453）最后的定性是“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进攻”，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萧克，1997：452）如此当然罪大恶极，假如是一个知识分子或普通民众“反党反领导”、“企图改变人民军队面貌”，十个脑袋也早给给砍下来了。但萧克被撤销在国防部和训总的职务后，还是到农垦部任副部长，还是高级干部。
潘汉年因于1955年被捕，先是关在功德林监狱，住宽敞舒适的单人监房，每天的伙食标准先是一元后是一元伍角，有专门为他及其他几个要犯配备的厨师、医生、护士；
1963年假释后由分安部监管，住在京郊团河农场的一所小楼内，物质生活有充分保障。以至于他的妻子董慧“知道在困难时期，监狱的工作人员生活艰苦，而她这样的犯错误人生活却比工作人员好得多时”，还动了感情。（尹骐，1996：368—369）“文革”以前，落难的高干无论被加上什么罪名，高标准的生活待遇都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从宽”云云并非虚语，出路是给了的。当然这一切在“文革”中有所变化。萧克先是被隔离审查，然后是1969年奉命到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在此过程中，我“了解了一些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群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萧克，1997：515）
萧克简历
1907年生于湖南嘉禾。
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5月入党，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任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
1937年以后任一二０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
1945年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949年后，任军委训练部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
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挨批后任农垦部副部长。
197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
1977年，任军事学院院长、政委。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常委。
主编《中华文化通志》，出版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荣誉奖）、《萧克诗词书法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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