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拥有悠久的前现代农业文明历史、又是在外力拉动与逼迫下强行进入现代世界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近百年来的制度现代化历程，曾先后为下述四大矛盾所困扰，它们是：
1、在以悖论方式出现的“外来”文明的冲击面前，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心态与正在加速发生的帝国自身衰败间的矛盾。
人们都该记得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使华时围绕“叩头”之争展开的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典型地说明了两百年前我们的先人是以怎样的优越感看待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事实上，迟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从皇帝、朝臣至普通百姓)尚无现代主权国家与民族平等的概念。有限的国际贸易被理解为是对“四夷”的“恩惠”。甚至当英国人的炮舰已经开到了家门口、且国人已实实在在地看到对方的“船坚炮利”绝非自己所能及时，仍摆出一副“天朝”的姿态，要求对方“处处恭顺”，因为中国的“大皇帝抚有万邦”，舞刀弄枪，就会“上干天怒”…
这里，具有悲剧意义的不但在于我们的先人乃以坐井观天式的愚蠢看待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与一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西方民族的对抗，而且在于对抗中的弱势的一方由于其本身正在经历的衰败化过程而更显得不堪一击!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到明清本已发展到极致，满清政府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消除汉人的反抗，曾采取积极笼络与消极压制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获得康、雍、乾三朝的一时繁荣。然自乾隆末年起，官场日趋腐败，人口压力骤增，财政危机凸显，天灾人祸频仍。这个加速进行的衰败化过程与自鸣得意的“天朝”思维定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是后者，阻碍了中国人向日本人或俄国人那样，自觉地吸收外来文化，重新界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2、由边缘化危机导致的救亡图存的防御型现代化的选择与现代化制度定位间的矛盾。
这里所谓“边缘化”，借自“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华伦斯坦。边缘者，列强(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之附庸也。这对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对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中华民国、对20至30年代的南京国民政府，都一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某些时间竟部分地成为现实)。于是，在技术领域内向洋人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防御型现代化的选择，就成为自然之举。造军械、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通邮政、扩海军……总之，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工具理性”的发展表现在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民族自强、抵御外辱的手段，而制度现代化(内含真正的“工具理性”的建设)却迟迟未被人们所认识。直到甲午惨败、书生“造反”，引致“百日维新”及后来的“立宪运动”，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才被提上日程。然国运多变。辛亥之役使清王朝的立宪努力终归夭折。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对中国制度现代化的走向有较清醒的理解，对中国现代化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却缺乏足够的准备。孙死后，中国陷入外强压境、内乱蜂起的更加险恶的旋涡中。靠北伐起家、并终于在形式上使中国再度统一的蒋介石，面对咄咄逼人的东亚近邻——日本的威胁，同时也出于“安内”的需要，再一次走上重器物、轻制度的老路，使《训政纲领》允诺的中国制度现代化最终流为空淡。
更深刻地讲，以上描绘的这个防御型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间的两相挚肘，既说明了国际环境对一个后起的、疾病缠身的农业大国走向现代的条件之苛刻，也说明了中国自身内部由于各种传统制度建构根基之深、撼动之难而给中国新的制度走向必然施加的结构性限制。制度现代化建设的失败，迫使人们从文化意义上寻找失败的深层原因，并试图通过启蒙填补这个历史时空的巨大漏洞。这样，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就是——
3、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引发的民族自存与文化重估间的矛盾。
哲学家李泽厚80年代后期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曾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它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五四运动以来70年间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先是“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后变为“救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从而“令人重新呼喊五四”(也即呼喊启蒙)的演变历程。从本书提供的理论框架看，源自欧洲18世纪思想革命的“启蒙”概念，涉及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人格的产生与构建。这个构建过程，既折射出政治、经济、社会诸结构层面的影响，又给后者以反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对中国人来说，“启蒙”作为从外部植入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势必与本土文化传统中那些农业文明的积淀物发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消解，应是在理性重估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完成启蒙所提供的现代化人格建构的普遍性与尚有生命力的本土文化因子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的不幸在于：历史没有给出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这种结合，甚至制造出种种障碍来阻遏这种结合。我们看到：由于现代化的先行者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形式出现于亚洲，迫使中国人作出防御型现代化的选择；
先是华夏中心主义、后是被欺辱民族的感情驱使，又使国人易于陷入现代化追求的心理误区，即很难用平和的理智态度看待西方文化所拥有的人类共相。“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向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接踵而来的，也是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救亡需求打断了这一进程。这一打断在下述两方面造成的延误都是致命的：
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理性重估的延误。“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全盘反传统”，就其口号的鲜明、立论的激跃而言是空前的，但由于“新文化运动”本身乃前此一系列中国社会变革挫败的产物，其内含的焦灼、浮躁、急于从根本上“大动手术”但又缺乏对“国民性”的认真清理等缺点本不难理解。理性重估要做的是对民族文化遗产中政治、经济、社会构建的精神资源的深层解析与梳理，非一时之功、一代之力所能成。战争(先是内战、后是抗战)不但打断了这个本该继续的过程，甚至使其倒退：30年代国民党官方“文化围剿”运动中采取的 “准国粹主义”立场、1935年初10位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蒋介石以“天、地、君、亲、师”为内里而对“礼、义、廉、耻”的申扬……等等，都是此类倒退的证明。
其次，是对制度现代化所要求的个体人格建设的延误。自由、理性、科学精神、个体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中本来很缺乏的东西，只是经过20年代短短的昙花一现，就被淹没在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救亡声浪中。这倒验证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说法：“一个深切关注自身的一致及内部团结的社会，在其处部关系的压力特别强的时候，最关心政治领域中的问题。它对任何会暗示个人自由、不顾国家利益的象征都有高度的敏感…”
总之，在救亡背景下理性文化重估(自我扬弃)与个性建构启蒙(外部引入)的双重延误，使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丧失了精神资源方面的合理冲撞、交汇与重建，也使现代中国丧失了文化自身的结构性与连续性。这当然不是在指责救亡，而是在慨叹历史的无情。
4、由西方引进、但又被中国化了的激进童识形态的凸显与现实的、却又是被压抑的制度现代化历史需求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严厉批判态度，在欧洲属于激进的社会学说。然马克思本人却是个深刻的历史主义者和具有科学严谨态度的理论家。作为前者，他坚信“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作为后者，马克思拒绝对他所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也拒绝把自己的理论无原则地推广到欧洲以外的地区。马克思在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表示的谨慎，非常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中国人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通过什么途经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回眸80年前那个世际交替、风云变幻的当口，中国思想界正在内忧外患的双面夹击下经历艰难的反省、学习与重新确定目标的过程。继崇拜儒学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彼曾作为变法维新的哲学根据)之后，知识界因信奉对象不同，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思想混乱期。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传统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自己忠实的信徒。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其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那一代人的选择，乃当时国际、国内诸因素共同作用使然：国际方面，欧战爆发、凡尔赛和约对中国的出卖，使国人对西方文明深感失望、对批判西方文明的理论自然情有独钟；
俄国十月革命又恰如其时地向中国人证明列宁主义在完成社会变革方面的实际功效(铁的政党、武装革命)，使国人更加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苏维埃政府废除沙皇时代在华特权的声明，亦给中国知识界留下好感)。国内方面，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似乎说明西式民主与中国无缘；
军阀割据的严峻现实，告诉人们无政府主义之类亦根本行不通；
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出现，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剥削”在中国的现实；
而军阀、买办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又促成了国人反帝意识的上升，井为知识分子接受列宁主义注入了新的动力。总之，是如此这些内外因素的混合交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本世纪前20年中国一些热血青年和知识精英的信仰归宿。但，他们所信仰的，与其说是作为严格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作为激进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与其说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经过列宁主义过滤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在断言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的前提下，激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将救亡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旧民主主义”被超越了，因为尽管当时的客观要求仍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领导权已不在“资产阶级”手里。新中国建立没几年，“新民主主义”又被超越了，因为时代已不需要、亦不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在向中国招手。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顽强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结局如何呢?
历史是残酷的。激进意识形态的超前性、乌托邦性并没有真的超越它试图超越的东西，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压抑了它。中国也并非真的不需要共产党人用“民主主义”指称的那些东西，因为它们压根儿就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客观地讲，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更早些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来都含有对制度现代化合理性的某种体认，但狡黠的历史在这种体认未成气候时便扼杀了它。这个扼杀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中国的本来就十分艰难的制度现代化进程被一种似乎比它更高级的东西所否定；
而该否定又用一种历史倒退的形式反过来否定了自身——不是理想社会的实现，倒是专制文化的再生。
1978年开始的改革与“邓小平时代”，是毛泽东式制度建构走到极点的必然反动，以此为起点，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入了一个艰难的向人类文明统一性的内在轨道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所限，严格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参与在中国仍极其微弱、极其遥远。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现实。
换言之，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作于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