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在德资企业里从事过翻译工作，在单位里与老外相处时常有深深的感受：领略到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狂妄自大和傲慢情怀，但是我同时也深知，德意志文化历史中有过极其灿烂的篇章，所以说“事出有因”吧，用我们的官话来说，荣誉应是与贡献相当的。再说，靠打工谋生的我们上海市民，在市场经济的调控下与外资企业里的老板相处，是处于弱势地位，老板就有傲慢的身价和“理由”了。
但若于同一空间中仅视角作一转换，荣辱观的价值趋向就大不相同。上海，作为全国人均纳税大户，输出工程技术人员至内地最多的大本营，曾经在本土历史上有过文化半壁江山的辉煌，国际化程度和文明水准同属海内最高的城市，基于这些事实，那么居住于本地的市民理应拥有较多的自豪和容光，本可以用鄙夷的态度去对待外来的落后愚昧保守鄙俚和野蛮。但是现实中，总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某些来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属落后的地区到沪上发展事业的人士，既然有了机会来到主人家里，却是不情愿去谦虚地学习主人先进的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素养，反而总是小人心眼地嫉妒别人的成就，针对本地人这种自然而客观的鄙夷态度，老是说成是上海人士专有、特有的“傲慢、歧视、排外、小气”，专将自食其果的不快说事儿，特将上海人享有的荣耀说三道四的，己所不欲尽施于人，似乎以为这样便是在伸张“平等”无疑了。然而在我看来，其实质倒是在张扬另类的左倾式的傲慢与偏见：将对手孤立出社会大群体，随后可“枪打出头鸟”——只缘立足于人数多多便是理由足足，从而不虚心于精神性的高贵，只甘居于低贱性的粗俗便足矣，自以为如此便站在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可得到“革命性”神符的护身和支撑，甚而占据起主动性来，可以反客为主了。正如左倾主义的经典杰作《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所描绘的场景那样：凡是洋派（海派）特色的人物个个都是阿飞、特务，斯文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则是危险的异己分子，反之，那些土里土气的“巴子”、愣头愣脑的泥腿子个个纯洁可爱、最最的革命，好好的八连，大公无私，染缸不沾，从而获得了全心全意依靠的忠实性。反映在国际事务领域，美帝国主义总是最坏最恶的反动派，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罪该受咒骂——乃一脉相承的同构对应原理。
余秋雨先生认定海派文明的肇始者是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余秋雨：《上海人》），这表明上海人的内在素质是与海派文明挂上钩的。那么，试问各位来自落后地区到上海发展事业的人士，或若说，你谋取到了较高的工作岗位级别，文凭拿得有多挺，钱财攒得有多阔，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表明是个人素质的全部，至少是与人文的素养无关吧，倘若你未能融合进上海人圈子之中，去愿意拥抱上海地方的家园，而你却又不情愿坚守孤傲以保持自己独立于社群生存的状态，如此则意味着你未能皈依较为先进的海派文明，这只能说明在一份关于上海人素质的试卷考核中你未能及格，你为此选择继续努力修炼，还是选择怨天尤人，去学当年的交白卷“英雄”那样子想当反潮流“闯将”才算光荣，才算自我满足？
兰德曼说，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这其中就有着尊严和耻辱的蕴涵。人的理性知觉表明有着相通的最内在的荣辱本性趋向：以贱为耻，以贵为荣——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且莫说德国人和上海人，哪里的人民无不以己之所欲的价值亮点：文明成就、工作业绩、生活优越为自豪自得的？所以说，人的本性不能算作是弱点，正如人的利己倾向本是生命的自然属性，不应算作是弱点一样，与国人日常话语中的“自私”应该有所区别，
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价值观念体系里，在宇宙生命的序列之中，人占据着最高的位置。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用诗句颂扬了人的高贵品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对于此观点，我们该指责说是在歧视其他生命？否也！宇宙的正义就是优胜劣汰，其价值指向于进化的方向，以使从价值物秩序中排列出本应有的等级位次，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基于正义的力量。那么作为人类总体、或者某一社会内部的发展来说，也非均匀一致的，总有着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文明与未充分开化的价值序列等级的分布状况，这与宇宙生命序列中的价值高低排列的状况，有着同构的对应关系，因而完全符合自然辩证法的原理。然而当代的一部分国人呵，你们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去接受基于正义的荣辱观点呢？
古人曰：“性相近，习相远”，就因为社会体制的不同，文化习俗的两样，价值趋向也就大不一致。在东方现代的中华，素来以奉“唯物主义”为国教、以募“工人阶级”为先锋，左倾主义理所当然地热衷于推销四肢体力型的简单物质劳动为价值神圣原型，便不难理解有反智仇知型的价值声张，很自然地，社会上向来不会缺乏有其禀性亲近者会不断站出来，极力为之附和、张目、争宠，然后可为之得势得益善哉。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作工具意义的知识升值，但是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所以，同样是“傲慢”的情绪，其内涵和价值指向却是有大不相同的：以外在物质性的去对抗内在精神性的，四肢躯体型vs.头脑智慧型，所谓“东风压倒西风”，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即是。所以，切莫以为那些抱怨受上海人“非礼”的人物便都是善良正直之徒，正因为有这么一部分人其头脑简单，精神退化，禀性低俗，所以正义的诉求便淡薄，我完全可以断定，这些人日久一旦发达起来了定会以加倍的傲慢报复，正因为他们所倾慕的价值指向仅只在于外在的物质性和浅薄的宗法性等级荣耀归属而已。鲁迅曾告戒曰：“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我于近年来工作之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浙江来沪定居的商人，他们的人文素养很不讲究，却自以为发了一笔小财，便是非常了不得了，就凭借此口气便大大粗壮豪放起来，用足了小人得志般的傲气，嘲弄起上海人来，讥讽起上海人的种种“不行”。对于这些浙商在沪上的言行和做人境界，国人们该不该进行一番道德的评议呢？当然不可能成全有“该”的场景，因为这不符合左倾主义理念的要义。
正是由这种悖理的荣辱观引导下，上海文明中的精神性高贵渐渐被侵浊而退化掉。人们发现，这座城市里原创的高雅文化正呈现荒芜化的生态状。譬如，“关于上海作协会员的工作情况，独立出版人叶觉林有过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000余名上海作协会员中，仅有20%的人常有文章发表，10%的人常有著作出版。”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庞大的作家协会，混迹其中的大多是些无所事事、沽名钓誉之徒。事实上，上海文学的萧条状况，只是上海文化萎缩现状的一个表征。如果没有曾经的辉煌，上海文化的萧条感也许还不会那么的强烈。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曾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其在经济上的极度繁荣和在文化上的强大创造力，使得有“东方巴黎”之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真正称得上是20世纪的‘世界之都’。这一切始终是上海人的辉煌梦想，同时，也是他们的焦虑的根源。”（参阅：张闳《荒芜化的上海文化生态》，原载于《世纪中国》网站）
于是有了今天这种价值悖论的出现，上海要发展，在物质形态的文明上，口口声声要与“国际接轨”，在各个环节上尽可能去探讨去达成共识，然而上海人要进步，却在精神文明领域譬如荣辱观上要求与国内落后的庸众“打成一片”，在“海纳百川”的名义下，鱼龙混杂，比翼共生，迁就于小人情怀！
这时，我的耳边回荡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先驱严复的责问：“牛体焉得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