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观察和剖析种种学术非理性现象入手，主要研究学术非理性之害，并探索其产生根源和矫治办法。认为：深入推进社会和文明的全面转型，是从根本上抑制学术非理性的社会和文明基础。制度建设和制度的不断创新完善是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核心“软件”，也是作为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转型的核心“软件”。要切实转化非理性学术传统还必须充分唤醒学术主体的理性自觉和道德自觉。
关 键 词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 非理性现象 危害 根源 治理
现代化不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制度和价值的理性化。韦伯甚至认为现代化就是人的理性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扩张，由此导致现代文化日益智识化。①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把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价值理解为“合理主义精神”，即不受人类理性要求之外任何非理性要求制约的精神。②在近代中国，所谓思想启蒙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文化和价值的理性化，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然而，启蒙并没有完成这个现代化中最艰巨的任务。由此，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大量非理性现象，与非理性思维是有密切关联的。姜义华概括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为：反省的、批判的精神；
通过理智，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意志；
确定并严格依循一以贯之的分析、分解和结合、构建的认知方法。③集中到一点，理性思维是对现代性的自觉追求，而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自觉要求。中国现代学术，无论就学者本身、还是学术体制和学术机构而言，都没有达到理性化的高度，由此导致广泛的、深刻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现象。本文从观察和剖析学术非理性现象入手，主要研究学术非理性之害，并探索其产生根源和矫治办法。
学术非理性现象的主要表现
所谓学术非理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学术生产（包括课题申请、课题论证、课题审批、学术研究、论著发表等系列过程）和学术流通（包括学术交流、学术批评、学术评估、学术成果转化等系列过程）中缺乏批判的、反思的主体自觉。具体而言，学术思维方式是经传注疏的，而不是反思批判的；
是笼统含糊的，而不是具体明晰的；
是想象的，而不是逻辑的；
学术研究方法是简单的、经验的、感觉的、形而下的，而不是精微的、复杂的、实验的、思辩的、计算的和理性的；
学术创新方式是传述的，而不是开新的；
是学术屈从于神学或经学一统的，而不是学科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的；
学术生产和评估体制是行政权力和其它传统权力支配的，而不是学术自主的；
学术关怀是道德的和政治的，而不是理性人文的和社会的；
学术争鸣是以情代理，以势代理，以权代理的，而不是以理服人的；
学术场域是封闭的，“自说自话的”，而不是开放的，“平等对话的”；
对学术探索成果的认知是全能的、绝对的、一元的，而不是有限的、相对的、多元的；
学术研究目的主要是功利的或娱乐的，而不是探索学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④学术理性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学术的核心内涵。而传统学术虽然也不乏学术理性的成分，但不能从根本上说就具有学术理性。
就学术研究而言，非理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学术关怀上的麻木不仁与浮躁。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文明和社会的结构性转型的震撼与变革，这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无比巨大的需求。何芳川教授认为，就人文科学而言，当今社会发展提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代，凝聚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魂。就社会科学而言，改革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难题，需要学者直面，而不是回避，作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解答，为国家深化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并进一步升华为学科的重要理论。⑤然而，麻木不仁者以研究所谓“纯粹学术”为借口，躲入故纸堆或“象牙塔”进行“学术游戏”或“学术自娱”活动，对重大社会问题不愿稍加“辞色”，更不愿意进行持之以恒的跟踪观察、调查、思考，并提出对策，甚至缺少起码的回应和理解，缺乏应有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传统的、长期占中国学术支配地位的经传注疏的学术和现代的不少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学术关怀上的麻木不仁。浮躁者则急于救亡图存，功利性地从西方“搬运”所谓“最先进”的学术和思想，而不加以批判反省，就教条主义地加以运用。或者没有经过仔细地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得出结论，匆忙地提出对策。100多年来的启蒙主义者、各种自由主义和西化论者、甚至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西方或苏联的理论与经验的“搬运工”，而不是中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设计师”。
第二，缺乏系统化的、分析性的、抽象的、理论性和科学性的思维。林语堂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直觉的，而非精确的、分析的、科学的。⑥韦伯认为中国缺乏西方所有的系统化的、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主义思维，而这些是现代自然科学所有学科的特别要素。⑦ T.帕森斯认为，儒学以它几乎是纯粹的道德学说，是没有任何明确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实践准则的汇集而闻名。总的说来儒学是反对形而上学思辨的，而且没有产生能够进行预言式思辨的先知者。这种先知者所做的预言是西方得以突破传统主义的一个主要根源。⑧黑格尔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⑨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我们文明中的另外两个元素：犹太教和科学，中国文明中没有。直到晚近受欧洲影响，中国才有了科学，有了工业主义。⑩另外，我国长期存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传述多而原创少，守旧多而开新少。甚至出现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学术倾向。在实际上窒息了我们的理论性、抽象性、分析性和科学性思维。
第三，道德本体主义或泛道德主义。道德本体主义是我国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即以仁统智、尊德性而道问学。而所谓德性实际上是人际关系的“中庸”或“和谐”状态。庸俗地说，就是不要开罪于人。殷海光把泛道德主义定义为：把人间任何事物置于道德观点之下来作评判。殷海光认为，自孔氏以降，中国文化是走的泛道德主义的路。无论我们看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还是看历史，很少没有经过道德价值意识染色的。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个社会上一个人只要跟另一个人的“关系拉好了”，便一好百好，学问也好了，人品也好了。一个人只要跟另一个人的“关系”稍微搞坏了，便一坏百坏，学问也坏了，人品也坏了。这样小朋友式的感情用事，是非怎么讲得清楚？科学精神怎么出得来。11林语堂也观察到：中国人的逻辑常常与私人关系联系在一起。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在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12美国学者孟德卫同样发现：现代中国的教育、政治、艺术、经济政策、自然科学、技术、文学、哲学、农业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道德色彩。13
第三，经传注疏。朱杰人教授敏锐地指出，经学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并因此造就国人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朱杰人主要从正面肯定了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逻辑见长，而注重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整体的思维模式。14但是经学的思维方式也存在严重的消极的一面，如不精密，少分析。尤其表现在经传注疏的解释学方法。根据姜义华先生的看法，经传注疏是我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之一。即经书上的东西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置疑、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一切认知结论由以成立的大前提。学者们只能为“经”作“传”，或为“传”作“注”，或为“注”作“疏”。经传注疏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表现的是唯书、唯上，不唯实。所谓考订、求证，主要不是面向实际，不是面向事实本身。15比附、影射、阐发所谓“微言大义”常常成为经传注疏的基本表达方式。从公元前136年设五经官学以来，到1912年“废止读经”。表面上经学终结了，但经学思维，尤其是经传注疏的思维则以各种新的学术包装得以延续保存下来了。目前还根深蒂固地融化在国人的学习和学术思维中。
第四，二元思维以及由此导致的认识的简单化和单一性。非此即彼，非善即恶，非好即坏，只有一个学术结论是正确的。只承认思想与认识的一尊性、一元性、单层性、一维性、统一性、绝对性、静态性，不能认识到思想和认识的多元性、多层性、多维性、多样性、多歧性和多变性。
第五，各种形式的学术造假行为和其它学术不端行为。如数据伪造，人为编造实验结果；
论著抄袭，甚至整本书都敢掠为己有。评奖方面更是乌烟瘴气，裙带关系，收贿送礼，近水楼台先得月，主持评奖者敢把自己的次等著作评头奖。还有一些在国外的学人，打着报效祖国的旗号回国来骗。杨玉圣总结学术腐败主要表现为：一是低水平重复，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最为显著。二是粗制滥造，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具代表性。三是泡沫学术，有的中青年“专家”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四是假冒伪劣，许多院校科研部门，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五是抄袭剽窃，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六是评奖立项上的腐败。16
第六，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或泛政治主义。韦伯认为，“自从帝国的统一得到巩固后，就再也没有完全独立的思想家出现过。”在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主义的支配下，“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17虽然说得有点极端，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从秦统一以来的学术研究实际。在今日中国，无孔不入的官本位也在学术生产领域泛滥成灾。袁济喜痛陈，官本位已经越过了一个社会道德良知能够承受的底线，其集中表现就是浸淫与攻略神圣的学术领域。在许多高校与科研院所，不论学识高低，只要弄上一官半职，就可以凭借现有的官本位笼罩下的学术体制，轻而易举地搞到职称与项目，然后再利用权势找人吹捧，很快就成为“学术名流”。18
第七，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与反省精神。中国学术传统虽不乏批评、阙疑的精神，但其批评、阙疑的仅仅是所谓思想和学术的“旁门”、“异端”、“邪说”，而根本缺乏对各种“经典”、“圣贤”、“权威”、“正统”的反思批判。一种学术或思想一旦被政治权力或学术界公认为“经典”、“权威”、“正统”之后，与之对立的学术或思想就被目为“异端”或“邪说”。而被视为“异端”或“邪说”的学术或思想是根本不能公然存在的。这就实际上阻塞“经典”、“权威”、“正统”的学术或是思想的更新之路，也从根本上导致学术或思想的创新不能实现。在近代中国，出于御侮图强的现实需要，受西方现代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中国思想和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的“经典”、“圣贤”和“权威”的激烈批判，但取而代之的不是对“经典”、“圣贤”和“权威”迷信的破除，而是对西方新“经典”、新“圣贤”和新“权威”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经典”、新“圣贤”和新“权威”的崇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以及反对个人崇拜，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标准。但是，由于深刻的社会结构根源和思想文化传统，学术和思想上真正的批判精神与反省精神依然十分缺乏。
就学术批评而言，非理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话语霸权。即根本不允许或不愿意有学术批评存在，只喜欢或只愿意进行一边到的学术颂扬。很多学者对于公认的健在或已故的“名家”或“大师”只有一味地发掘其创新之处，而没有适当的学术批评。而当出现尖锐的学术批评时，则群起而攻之。
第二，学派主义。在学术批评方面，以捍卫所谓“师道尊严”为上，而不以学术理性为根本标准。
第三，口水战。不是进行规范的学术批评，而是进行以辱骂和人身攻击为话语的“学术骂街”。
第四，学术捧场或学术广告。据罗志田研究，胡适早在1920年便曾慨叹中国报刊缺少真正的书评，虽时有“新书介绍”栏目，却“只是寻常的介绍，很少严格的批评”。这一现象到今天仍相当显著，不过已发生诡论性的改变，即现在多以“书评”的形式来进行褒奖为主的“新书介绍”了。且这一做法已渐成风气，有沛然莫之能御之势，各学术刊物收到的“书评”稿件大多如此。19不仅书评如此，大量的学术论争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一场变相的、披着论争外衣的、“你好我好全都好”的学术捧场或学术广告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五，学理型批评缺位。道德审判式的学术批评却大为流行。
就学术评估和课题申请而言，非理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情代理。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王浦生谈到，在我国科技界的学术圈子里，复杂的关系圈，如自然形成的利益关系；
企业和个人的关系；
通过公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关系，正日益严重地影响着科技的正常发展。此言不假，托关系发“文章”，评职称、评教学与科研成果中的“说情风”、“感情票”、“关系票”屡见不鲜。刘大生在《社会科学论坛》上有一首打油诗可以反映项目申请中的这种实际：“有项目的学者是个宝，没项目的学者是棵草。高学位、高职称是得到政府项目的前提条件，关系、门子是必要条件，舍得花钱是重要条件，选题四平八稳是根本条件。”20
第二，钱权交易。表现在：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项目评估的通过，去向专家或者管理人员行贿、专家和管理人员受贿。据杨玉圣观察：“基本上每一个系、所为争一个重点工程、重点系科，以便得到政府部门的资金倾斜，都费尽心思，于是造假、送礼、走关系……无所不用，名曰‘钓鱼工程’。每年到学术评审、项目评定时，一些管学术的政府部门前就门庭若市，每个学校都派人到北京来运作，为自己学校争项目争资金。过去是送礼，现在是送钱。严打后，有的不敢收钱，就送数万元的笔记本电脑，美其名曰是让审官们看材料方便。”21
就学术体制而言，非理性主要表现为学术界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都不强。这在与经济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学科看得特别明显。有人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学家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调查表明，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在许多高校与科研院所，官员凭借现有官本位笼罩下的学术体制，堂而皇之地弄上教授、研究员之类的学术头衔。近亲繁殖也特别严重。有的研究机构或院系所学科基本上是某一领导或专家的弟子所垄断。学术监督体制缺位，学术自律表现不佳，长江读书奖评选事件、湖北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事件就突显了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有顺口溜说：“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武汉大学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教授曾著文痛批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22当然，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要严格以学术理性为标准。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学术界的自律性不足是普遍存在的。
学术非理性现象对中国学术和社会发展的危害
学术非理性，严重制约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创新，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这是不能不认真检讨的。
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危害：
其一，制造学术繁荣假象。
目前，中国学术研究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档次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论文越发越多，越来越长；
著作越出越多，越来越厚；
期刊越办越多，还不断出增刊、集刊、辑刊、专刊与特刊；
专家越来越多，其级别越来越高。高校教材更是“繁荣”之至。不过，在这些学术数量大跃进的背后，学术质量、学术水准反倒有的还在滑坡。据说，山东某经济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这样的天文数字。不少人宣扬一年出一本专著，甚至有的一年写三、四本所谓的专著；
有的人文章遍地开花，三天两头出书。23有国际影响的教授、论著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球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24 SCI收录的论文数，我国发表数量最多的是南京大学，每年达到五百多篇，而同在亚洲非英语国家的日本东京大学每年达到四万多篇，差距之大难以想象。25据马大猷了解，在一次统计中，5年内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所有文章约66万篇，而科研人员是42万人，平均每个人1.5篇。可被别人引用比较多的仅有2.1万篇。26
其二，导致惊人学术腐败。
关于“学术腐败”形式，学者和有关报道的记者，如张向东27、王衍诗28、杨曾宪29、宋元林30、檀传宝31、李健32等，基本上已经列举出了主要方面。概括如下：
其一，抄袭。有系统抄的，有局部抄的；
有抄今人的，有抄古人的，还有抄外国人的；
有抄得“巧妙”的，有抄得“笨拙”的，还有干脆全抄的。
其二是拼凑。一些人“研究工作”搞得轰轰烈烈，而事实上玩的是学术游戏，耍的是“鹦鹉学舌”。尤其是高校教材，有人批评“七拼八凑编教材，数十年来不换‘芯’”。
其三是制造“学术泡沫”。现在，有的学者动辄以“著作等身”夸耀自己，更有少数学者竟号称自己“著述过千万”。而其大部分不过是翻样的“学术泡沫”。一些靠“著名”的泡沫著作垫起来的“著名”的学者，不仅支撑着一些“著名”的博士点，而且把持着学术评审要津。
其四，科技界花钱买文章的现象严重。通过权力和金钱请他人代笔。学术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以牺牲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研究者的人格的方式去争取权力、经费的“支持”。
其五，学术报刊上搭便车行为。一个人写了篇文章，把别人的名字署上，对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损失；
下次别人有了文章，把自己的名字也署上。还有很多人自己写完，觉得分量不够，干脆找个有名的人署在前面，方便发表。
其六，近亲繁殖，学术乱伦，徇私关照，项目垄断。
其七，内定奖项，虚假鉴定，买卖书号，玩弄学术。
其八，科学研究不讲科学精神，假研究、假数据、假论证、假成果纷纷出笼。
其九，学术工作者，如一些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学术团体负责人等等不懂学术，“外行领导内行”。
其十，学位廉价出售给巨贾高官。
其三，严重抑制学术创新。原创性的丧失乃是中国学术之癌。王晓华揭示：真正原创性的著作少到近乎无，或复述传统之言，或转述西方之说，乃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谋生之道。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能用自己的语言、逻辑、思想演绎整本学术著作者，几乎没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谋生方式的真实写照。33 罗志田也认为，今日中国的实际“学情”是肯致力于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者日渐稀少。34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危害：
其一，学术非理性对社会直接危害最大的表现就是学术腐败。它破坏了学术良知、学术理性和学术公正原则，会引起剧烈链式反应，从而大大加剧社会腐败。而要治理社会腐败将付出更加高昂的社会成本、文化成本与精神成本。
其二，学术理性是学术创新的前提，而学术创新的核心理念是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由此决定了学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知识引擎。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全球化竞争社会，学术理性一旦缺位，则学术创新无从产生，那么整个社会发展将失去知识引擎。一旦社会发展的动力日益萎缩，这个社会将走向停滞和全面衰退，而现代化将为之挫折、中断或倒退。大生产和现代市场与工商文明将无从建立，小康社会理想的全面落实、和谐社会的建设、文明转型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将全部落空。
其三，学术理性犹如社会发展的知识罗盘，如果一个社会学术理性严重缺位，则整个社会发展失去知识罗盘。而知识罗盘的缺失将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诚如江苏省政协原主席孙颔所言，学术腐败泯灭了学术理性，不仅直接阻碍科教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还将一代一代地影响青年学子，严重危害民族素质的提高。35
其四，学术理性是一个社会的显微镜。一社会如果能够得到全方位的、及时的、有效的学术观察、调研和反省，则这个社会能够比较平稳地、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而一旦学术理性的显微镜缺位，则社会易出现未知的发展漏洞，埋下重大社会问题滋长隐患，最终社会发展出现障碍、中断、挫折、乃至倒退。学术非理性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
其五，学术理性也是社会发展的望远镜。对社会发展缺乏理性前瞻与战略规划，容易使社会发展迷失方向，从而出现不可测知的风险。
学术非理性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矫治
首先是从传统的小农林牧社会和农牧山林文明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商社会和工商文明的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社会发展还处在动态的过渡和成长发育时期，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规范的制度和伦理都还在建构之中。学术理性的缺位，不但有社会转型方面的整体背景和影响，还有学术转型自身的因素，包括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学术伦理和学术思维的转型。因此，除了受社会腐败现象的不良影响之外，学术非理性还与学术道德严重滑坡（旧道德遭受猛烈解构，而新道德没有建立起来并深入学者之心）、知识产权观念薄弱、相关法规缺失、监督机制残缺不全、编辑出版制度松懈、评审机制漏洞、立项管理不科学、成果鉴定主体错位、学位授予机制不严密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36
深入推进社会和文明的全面转型，是从根本上抑制学术非理性的社会和文明基础。目前的学术界之所以乌烟瘴气，在很多情况下之所以正不压邪，学风文风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改进，学界抄袭剽窃丑闻之所以不绝如缕，学术腐败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术界的“明白人”太多，“好人”太多，“和事佬”太多，“南郭先生”太多，“浑水摸鱼”者太多。37严格地说，学术创新的竞争并非学术搏弈，而是学术理性的自觉，但现实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不能不是一场学术经费和学术地位的搏弈。转型时期，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学术创新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生存问题。因此，没有社会和文明的全面转型，这些“太多”的“明白人”、“好人”、“和事佬”就不会消失。社会和文明的全面转型是学术转型和学术理性成长的基本平台。
其次是转型时期的制度缺位。据王晓华就人文学科领域的观察，现有的教育体制、人才选拔体制、发表——出版体制存在根本性欠缺，这是中国学术原创性丧失的制度性根源。现有教育体制走的仍是以灌输和教化为主的路子。成绩最好者则几乎全是善于接受灌输和教化者。到了研究生阶段，导师对弟子的最高评价仍是“扎实”而非创造性。一篇平庸而引文丰富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在完成之即就注定了会通过答辩，具有个性化见解的毕业论文则极可能遇到激烈的反诘和否定。现在的大学和人文类科研机构普遍不欢迎个性化的原创型知识分子。38其实在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类似的学术非理性的制度根源。因此，整体的、各学科、各领域、各机构的学术研究制度、学术课题申请、管理和监督制度、学术批评和评估制度等学术制度必须随着社会和文明转型而动态地创造、发展、更新、充实和完善。
制度建设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核心“软件”，也是作为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转型的核心“软件”。有很多学者从学术制度转型和建设的角度提了各种富有启发的意见。如刘大生建议：将出版权授予教学科研单位；
图书发行主渠道向个人开放；
规范政府评奖活动；
职称评审“专利化”，聘用市场化；
彻底取消人才单位所有制；
加大对图书馆的财政投入；
淡化对学历、学位的要求；
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
加大制裁力度。39宋元林提出，健全教育职员制度，实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
健全相关法规，加大惩处力度；
成立专门机构，拓展监察渠道；
建立评审专家库，实行双盲评审；
建立项目招标制和绩效评估制，改革立项管理机制；
成立中介机构，改革成果评价机制；
整顿学位授予秩序，防止近亲繁殖。同济大学江景波等5人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健全相关法规，加大学术腐败惩处力度”的议案。40以上建议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我认为制度建设不仅仅体现在惩罚性制度建设，也不仅仅体现在防范监督性制度建设，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学术理性的培育制度建设，只有有效地建设了这个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惩罚制度和防范监督制度的“虚文化”。培育学术理性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健康有力的学术批判制度和严肃认真的学术评估制度。这种制度建设不同于惩罚制度和防范监督制度主要由学术行政部门和学术团体来制定，它在依托刚性的规则与规范的基础上更多地立足于学术主体的有效沟通和自觉认同，是一种认同意义上的制度建设，而不是一般的规则或规范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它需要学术倡议，更需要主体对倡议的认同和落实。
最后是非理性学术传统。中国学术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而养成中国学术基本传统的是传统农业小生产文明和行政权力高高在上的支配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