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论坛标题为“文学研究与机制创新”，其中的“机制”，翻译为英文应该是institution, 即制度、体制。学术研究的“机制创新”是一种制度建设行为，既不是学者的个人行为，也有别于学术研究中的思维方式或言说方式；
但是它对于个人的研究行为、对于文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虽然不是绝对的和全盘的，某些个别的研究者可能例外）。
这样说并非高估了制度创新的作用，而是看到了现代学术区别于古代学术的一个基本特点。现代学术――包括文学研究――的最具决定意义的特点就是其制度化，包括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学科化、职业化。这是现代学术和前现代学术的一个根本标志。前现代学术除了御用化的“官学”之外还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学术，前者常常受到王权或宗教力量的控制，自主性很低，甚至沦为“御用”；
后者则带有个人自娱性质。无论是何者，它们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职业化性质。御用之学虽然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但是却缺乏自主意义上的制度化。古代学者并不把学术本身当作真正的职业（有自己的规则、领固定的薪水），大多数所谓学术大师常常是兼职人员（主要职业是朝廷命官），即使是那些民间学者，其家庭经济也不依靠学术（大学者常常出身豪门，一般的至少也能做到衣食无忧）。由于没有专业化的出版发表机制和稿酬体制，因此在古代也不存在所谓学术市场。
现代学术的情况就不同了。随着现代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学术是以职业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形态存在的。除了个别情况外，现代的学者已经没有足以抵制学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学术研究成为他们的职业和谋生手段，说白了就是“为稻粮谋”。大多数学者要么是专业研究机构（大学和研究所）的专职领薪人员，要么是从事其他职业，学术只是出于自己的业余爱好（“业余”二字从反面印证了学术的专业化）。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研究机构、专业化的学术评价制度、发表制度、基金制度等等，都是学术研究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为稻粮谋”并不一定一无是处。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现代西方学术就是借助于这些制度化（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才得以独立、获得自己的自主性（尽管不是绝对的）。
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比西方要晚一些，大约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致而言，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制度化进程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体制化、反体制化、再体制化。二十世纪初期到建国前是中国学术体制化时期。在西方学术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高等教育体制一起）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一般都是大学里的教授，他们享受着相当程度的学术自主性，同时也从政府那里领取非常可观的薪水。建国以后，学术体制化进程受阻，特别是“文革”期间，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一样受到极大冲击，各种反体制运动接连不断发生，其最明显、最严重的结果是学术领域的自主性受到严重损害（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学者乃至一般中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却很少收到冲击）。之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反体制化的，是因为它完全摧毁了学术场域的起码的自主性，学术完全成为意识形态的奴婢，所以也就不是真正的学术了（当然，个别例外情况是存在的，我们这里说的是学术研究的总体情况）。
从八十年代开始，学术体制化的进程开始恢复，这个过程是与“思想解放”运动、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给知识分子恢复名誉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学术的自主和尊严。但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虽然是学术重新获得自己的自主性、学术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是却没有表现为学术成果的量化考核体系，没有我们在九十年代所见到的现象：表格大战、量化考核、数字化控制等等。而是体现为学术自主、批评自由等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的认可和体制的保证。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一般都还享受一份清闲和从容（虽然经济生活方面还比较清贫，以至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穷不过教授”“研究原子弹的比不过买茶叶蛋的”之类说法）。
显然，自主性是学术体制建设的灵魂。没有自主性的学术不可能有尊严，不管曾经多么不可一世。这点在解放后到“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中表现得可能比其他领域更加明显。我们应该都是记得那时的“文学研究”（以及美学研究、历史研究等等其他人文科学）的地位是多么显赫！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批判“右派文学”、评《水浒》等等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哪一次不是发生在文学研究领域，而哪一次又不是文学研究的灾难。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道理：凡是借助非文学、非学术的力量而风光一时的文学研究时期一定是真正的文学学术的灾难时期。
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的高校体制改革阶段），中国的学术体制化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快速而又畸形的发展时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次的学术体制化特别凸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浓重的利益驱动以及烦琐复杂的数量化考核。可以是说政府与市场，而不是知识界，才是这次体制化进程的真正推动者。本来，在一个学术体制很不健全、政府办高教和科研机构的国家，学术体制的建立需要借助国家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具有必然性。这就像是在没有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常常需要由政府直接出面培植、扶持市民社会。九十年代中国学术体制化的速度和力度离开了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学术体制化只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中采用的过渡性手段，其目的仍然是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这是一种采用非自治的手段达到学术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径。遗憾的是现在进行的学术体制化好像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如上所述，政府主导的体制化进程应该以尊重学术的自主性和建立独立的学术场域为原则和宗旨。无论是在西方的十八世纪，还是在中国的“五四”时期或八十年代的学术性现代性建构中，学术体制化都曾经发挥了使学术摆脱宗教、王权或意识形态不正常干涉的积极作用，让学术真正确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并按照这个规则办事，而不是把体制化作为操纵学术、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以组织者的角色推进学术体制化，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则应该让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来确立，这样才能保证学术体制化真正能够做到保护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按照自己的自主原则进行的作用；
而现在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学术体制化进程，由于各学术机构（特别是大学）在执行的过程中掺入了过多非学术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样的方向。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看似“科学”“客观”的量化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学术资助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资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
但另一方面，这套评估、奖励和资助体制又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体现的是高校领导通过学术大跃进、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所谓“强校”“名校”行列的思路。结果是，尽管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烦琐的量化考核体制，论文和项目的数量的确是上去了，学位点也增加了，教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及时适应这个学术体制的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学术“大跃进”运动完全违背了学术的自身原则，它只有体制化之名而无体制化之实，最多只能说是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伪体制化：把量化的标准推进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并完全根据刊物的行政级别来判定所谓学术论文质量；
制定了非常繁复的表格让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正在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战；
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过短（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员无法潜心进行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适应这个所谓学术体制的人就越是名利双受，成为“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追求学术GDP还导致抄袭成风，其滋生的速度比媒体上曝光的速度还快（抄袭成风本身就与片面追求学术GDP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这些弊端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反复撰文批评，但效果却并不明显。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被数字霸权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欢称之为“发呆”――的时间。我这里说的“发呆”并不是非生产性的白白浪费时间，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在孕育重大的创造性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冥思”状态，是最富于生产性的时刻。此时学者绝对不能为一些急功近利的杂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记几分、拿到多少奖金等等）所缠绕，以便面对一些真正永恒的问题。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海德格尔没有那个远离尘嚣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着发表多少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们还能够成为一代哲学伟人！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九十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也不象八十年代那么清闲从容了，他们没有了为一篇论文、一个观点而长期积累、慢慢推敲、精打细磨的时间和心态。
就与文学关系特别紧密的人文研究领域而言，目前的学术体制化还存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实用性技术科学的霸权。现在各个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不但追求量化，而且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等等，片面强调应用性、强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数字化甚至反数字化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过数字公式表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存在的弊端。为了克服这样的弊端，出路不是重新诉诸反体制的暴力革命（造反），而是建立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是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体制建设的目的和途径都应该是为了让学术摆脱非学术因素――不管它把自己装扮得多么“科学”、“客观”，多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让学术更好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
(本文系笔者在参加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文学研究高层论坛――文学研究与机制创新”时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