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对韩人历史观的理解与宽容

  

  中国与日本在历史问题特别是围绕日本近代以来侵华历史的争论与分歧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最终导致两国国家关系的一度僵持,直到日本新首相与中国在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历史认识的分歧看来非常值得关注。但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有其特别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且一些人否定这个历史,也不至于因为历史问题而影响国家关系。这个特殊性是其他国家关系中少见的,因而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分歧,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态度。近一两年来有关中国人与韩国人在一些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分歧,在中国的有关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而有关的专家和学者似乎也把自己的理性奉送给了一般民众,从而可能进一步误导民众,而且也不利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与韩国的理解与合作。

  日本人对于侵略历史的认知是值得关注的,反动的历史观需要批判,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给亚洲有关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影响了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和平发展及现代化进程。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代表着人类的正义和良知,对这个历史的否定以及对东京审判的否定就是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说,对日本人历史观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走向需要特别关注,也需要有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但是,韩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关系。韩国人作为历史上经常受到强国侵略和压迫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的理解肯定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因为这样的压迫的持续性,使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存在一些非理性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成分,甚至是民族自大的成分。对于这些,在没有特别严重的后果的情况下,可以指出一些事实,但总体上应该抱着理解与宽容的态度。韩国人或者说高丽人在历史上没有对其他民族造成特别的伤害,对于历史上的普通的一些问题,也就不必在敏感太在意。

  中国国内一些人对韩国申报历史遗产特别敏感,可以理解但不得不指出一些人的非理性和偏颇。端午也好,其他的东西也好,他们认为值得珍视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怎么能够随意地去否定呢?这不仅是对其他民众缺乏应有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缺乏自己的深刻反省。我们曾经把自己的传统当作自己的负担,当作所谓的历史垃圾,迫切地希望彻底清除,我们也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地破坏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民族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韩国申报历史文化遗产。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有资格申报,至于是否能够得到认可,那不是他们的问题,关键是他们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更有理由,我们也可以同时申报,最终让有关的国际组织去作出决定。指责韩国人盗窃中国历史,有其不公平的地方,虽然我们注意到韩国历史认知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当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几乎找不到生存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韩国还能够发现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在另一个民族的延续。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感谢。甚至他们的申报,也能够激发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提醒我们该申报我们的项目,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从韩剧中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亲切,而在我们自己的电视剧中,包括那些热衷清朝历史的电视剧中,却没有这种亲近感。

  中国与韩国的历史关系有其特殊性,由于东方社会在民族国家形成前,没有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关系特别是主权国家关系的概念,所以现在很难用那样的概念去分析中国与韩国的历史关系,尤其是敏感的历史边界问题。可以说,历史上,两个民族的疆界一直是流动的,没有特别固定的疆界,而且因为中国一直把高丽当作自己的附属国,也就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历史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知,这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如果出现分歧,也是可以讨论的。历史终究是历史,不可能完全影响现代,中国与韩国的历史问题,不同于中国与日本,即使因为历史认知分歧影响现代对边界等问题的认识,也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有必要与韩国为历史问题而伤了和气。从总体上看,在历史上,总是我们中国人对不起高丽人的地方多,他们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少。汉民族一直是比较强大的,其他民族在很长时间里是非常敬畏的。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新的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又将成为东亚和世界的强国,古人说,以大事小,则用仁,对于一个邻居小兄弟,我们应该用更多的仁和的宽容的心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一方面坚持原则;
另一方面,在非原则问题上不斤斤计较,如此才能赢得尊重。在现实的东亚关系层面,也更有利于联合韩国,扩大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即将成为世界性大国和强国,但是,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一些国民还缺乏泱泱大国国民的视野和气度。

  

  200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