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外乎美欧关系了。这对盟友一个是昔日的世界霸主，另一个是当今世界的霸主。他们同是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发源于共同的西方文明，又都是“启蒙运动的孩子”，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相同的宗教、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相近的生活方式。在处理世界事务、制订外交政策时，似乎有着“共同的理念与理想”。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们都倡导西方民主，主张多党政治，强调个体人权，赞成自由贸易，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然而，在这么多表面上的相似，却无法掩盖双方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形成了某种水火不容之势，以至于出现了“老欧洲”这样泼妇骂街的话语。《天堂与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①]一书就是试图指出美欧分歧的现实并分析这一分歧的根源所在。该书作者罗伯特·卡根，是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保守思想库“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创建者。他开篇即指出：现在是停止装假的时候了，美欧的共同看法不多，相互理解越来越少，“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原书第2页，下同）。
在卡根看来，在如今的国际关系中，美国愈加依重武力，倾向于单边主义而疏离国际法；
欧洲人则倾向于以更细腻和复杂的多边主义，即“协商、外交和劝说”，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的调解方式解决问题。造成这一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已经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欧洲“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仍然在“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第2页）。当欧洲摆脱了冷战的恐惧和制约，开始在后现代乐园里安居并改变了他们对国际法和国际体制的观念时，美国却走到相反的方向，抛弃了冷战时期以团结欧洲为中心的政策，退回到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和独一无二的美国国家主义。美欧在单边主义问题的争端不过是大西洋两岸分歧的具体表现而已。
就象征意义而言，美欧之间的大西洋已经明显变得愈来愈宽了。对此，卡根进行了细致而又体的分析。首先是双方的力量差距。在过去两百年里，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欧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与十九世纪相比，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正好掉换了一个位置，现在是美国拥有了“单边行动”的“超级力量”，具备了在全球任何角落发动战争的能力，并以同时能打赢两场战争作为构建军事力量的战略根据。这是欧洲人所望尘莫及的。由于新技术的发展，精确的空中打击和导弹袭击等有限战争手段大大减低了战争中美军以及平民的伤亡率，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更加频繁、更加肆无忌惮地动用武力，美欧之间的实力鸿沟进一步扩大。因此，美欧分歧是强大的美国和相对弱势的欧洲的自然结果。
其次是世界观和实力观的分裂。欧洲人的独特历史以及欧盟的创建，使得欧洲人关于力量使用及其道德观念和原则，与美国迥然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力量和自信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英、法、德、俄和奥匈五极中的三极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被摧毁，经济上也不得不依赖美国银行家的资本。然而欧洲的衰落却孕育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力量——“集体安全”，正是该信念促成了国际联盟的创建。但由于美国的拒绝加入，面对重新崛起的、充满复仇欲望的德国，欧洲人不得不推行绥靖政策，“集体安全”遂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地摧毁了欧洲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其海外殖民帝国也寿终正寝，从而结束了欧洲人五百年的独步世界。更令欧洲人难堪的是，他们要依靠美国的“恩赐”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对二十世纪以及更早时期强权政治的痛苦记忆，在美国军事保护下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经历，欧洲人开始对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形成了一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反对强权政治，也不愿意在军事方面多花钱，这些曾经是冷战时期美欧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冷战后，欧洲人不想在军事上强大，一般选民甚至不愿意政府花钱维持一支充足的部队，以便能够在没有美国的帮助下以应付欧洲大陆自身的小规模军事行动。欧洲人认为，欧洲成功的一体化表明在世代延续的偏见、战争和痛苦之后，实现妥协与和解是可能的。所以现代欧洲战略文化是“对欧洲历史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是一种对邪恶的欧洲强权政治的反叛。”（第85页）
美欧战略文化的差异进而导致了美欧界定“新”威胁上的分歧。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特别强调“新”威胁是指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但是，欧洲人所看到的“挑战”是种族冲突、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卡根试图从强国和弱国的不同心理上以解释。弱国由于能力的匮乏不仅会容忍威胁，甚至还会否认威胁的存在。他形象地比喻道：当一个人在森林中遇到熊，而且手里只有一把小刀的时候，他最安全的办法是躺在地下祈祷并装死，而手中有枪的人更倾向干掉黑熊，而不愿冒被黑熊撕碎的危险。美欧对于威胁的不同判断也是现存国际秩序和力量分化的产物。冷战结束后，欧洲人开始享用并乐于享用史无前例的“免费安全”——满足于美军的保护而不用自己人民掏腰包。欧洲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譬如伊拉克等无赖国家的崛起只是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作者认为，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及其具有保护别的国家的责任感，美国因此总是成为被威胁的首要目标，而且经常是唯一目标。于是乎，美国为了应对威胁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并强化动力用实力的观念，而欧洲却对此越来越不以为然。
最后，由于美欧实力的差距与它们之间世界观、实力观的分裂彼此相互强化，导致美欧分化趋势加剧，甚至已经深入到各自的政治文化中。欧洲人想当然地要把“多边化”、法治、超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有时甚至对此怀着传教士式的热情。而正是美国单方面行使力量以及行使这种力量的愿望，严重威胁了欧洲的新使命和建设后现代天堂理想的实施。为此，作者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欧美之间受文化离异驱动的政治离异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②]，美欧矛盾不仅难以调和，甚至有严重冲突的可能。可以说作者对此不免忧心忡忡。
但是作者指出，美国是根本束缚不住的，如果美国对国际问题的处理继续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倾向更加严重的话，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家都不应对此感到惊奇。卡根预言并坚信“世界刚刚进入美国称霸的长久时期”（第135页）。领土和势力扩张已经成为美国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野心深深地根置于美国人的性格之中，“9·11”事件转变并加速了美国的事业，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扩张。
有鉴如此，本书最后一章的题目就叫“适应霸权”。作者指出，虽然很难预见欧美对世界看法的分歧是否能够弥合，但可以期望美欧将来出现的分歧至少会比现在的分歧更容易处理。因为目前的争吵主要围绕着中东问题展开，而这一地区对美国和欧洲利益关切最大，所以二者在这一地区的分歧尤为敏感。“中东对于欧洲，至少与墨西哥对于美国一样重要。实际上，自从1956年在苏伊士大败以来，欧洲的对外政策第一次能够明确与美国抗衡，正是在中东问题上。[③]”所以在世界其他地方(譬如东亚)的危机所引起的美欧分歧，则不会产生像伊拉克危机那样的后果。因此，作者指出并规划欧美二者共同的任务，就是调整以适应美国霸权这一新的事实。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仅不反对美国的霸权，而且他所要寻求的更高目标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霸权！实现西方世界的霸权才是卡根的真正的目的，维护西方的团结与合作乃是此书的唯一使命。
通观全书，适应美国的霸权是卡根解决美欧分歧，避免西方内部的冲突的药方。为此，卡根鼓吹美国是一个有道德良心的霸权国家。美国是如此善良、进步，以至于她赞赏欧洲的理想，相信实力只不过是实现“自由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必需手段”（第63页）。美国的实力正是摧毁纳粹德国军事力量，实现欧洲和平的先决条件。欧洲发展为现在的状态是在美国的安全保证下进行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安全保证，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作者举例说冷战时苏联的威胁、巴尔干种族冲突威胁，“德国问题”的解决，那一件事不是因为有美国的保证才行？欧洲“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保卫它的天堂，使之免于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遭受一个没有接受‘道德良心’规则的世界的蹂躏，它依赖美国利用军事实力去威慑或者击败世界上那些信奉强权政治的国家”（第113页）。因此，欧洲就不能对美国的强权再有意见了。
再者，作者认为：美国并不是不希望欧洲强大，如果欧洲真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话， “对美欧双方都有益”，欧洲还可以“分担全球安全的部分责任”（第30页），美国何乐而不为？但凭欧洲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怎么还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有意见？
作者也善意提醒美国，认为欧洲有可能束缚美国手脚是错误的，为此而愤怒更是不值得。与欧洲合作，适当考虑并“尊重人类的公意”，这样可以建立国际政治资本，也可以赢得朋友和盟友，特别是欧洲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早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作者就清楚地回答了到现在还困惑美国问题——“究竟是在独步天下还是要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足见作者的深谋远虑与远见卓识。
鼓吹西方文明，追求西方世界的团结一致，才是作者的真实意图，否则作者就不会以“感谢上帝”的心情看待“9·11”事件，认为“9·11”事件可以为西方世界在苏联垮台后，再次找到了共同的夙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以期再次实现西方的“团结”与“凝聚”。但是令作者没有想到的是，“美欧之间如今既发生了像钢铁关税摩擦这样的由双方具体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又发生了超越具体利益战略层次上的矛盾，以及更高层次的关于国际规则、国际秩序的矛盾”[④]。譬如：美欧之间关于对华售武、加强欧洲防务与北约作用的分歧属于前者；
美国与法、德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围绕美伊战争的严重摩擦则属于后者。我们还应看到，欧洲坚持在后冷战时代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谋求建立与美国地位平等的伙伴关系，并要求成为当前世界中强大的一极；
而美国则耽于追求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建立单极世界霸权，防止可能的竞争对手出现。这种分歧是根本性的，是不可调和的。法国著名“国际问题预言家”埃曼纽·托德曾尖锐地指出：“亨廷顿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将他所说的‘西方世界’列入美国的统治范围。”[⑤]罗伯特·卡根只不过重蹈覆辙而已！
注释：
[①]罗伯特·卡根著、肖蓉，魏红霞译：《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②]于时语：《2004年终谈世局》，《联合早报》，2004年12月31日。
[③]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主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④]郭震远：《矛盾集中表现 大势更加明显》，《和平与发展》2004年01期，第4页。
[⑤]埃曼纽·托德，李旦等译：《美帝国的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157页。
(原文发表于《中国书评》第五期，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对此文亦有贡献， 谨此致谢。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