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汉语的疼痛和忧患，领罪汉语的苦难和巨创， 接受汉语严峻的精神使命，找回汉语的天赋、天性和天良，复活汉语精神天空中的自由和创造，还原每一汉字的骨血、灵性、博蕴、品质和足令天下苍生敬畏的尊严。
汉语危机四伏，实为汉语民族的文明危机四伏。
尤为危机者，乃居危思安，大梦不觉;而汉语的心灵危机，更是汉语命运的根本危机，并且从未危机得这般深刻。
当太多汉语传人的灵魂日渐肥硕、香软、粘腻、猥琐、霉湿、浮薄、枯涩、势利、贪婪、善于卑鄙而又善于优雅的时候，读到了朱竞编《汉语的危机》一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该书以一种严峻的文化警觉，组织起33位学者的智识、洞见、博远的诚实和对汉语根本境遇的深刻忧思，鞭辟入里，直取其病征、病理和病原，精剖细析。阅毕全书，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刻骨殷忧，一种对汉语灵魂的凝视，一种探入汉语种种巨创底部的细腻、幽深的洞察，一种很难有归宿的文化出击——因为汉语蒙难既久，积重难返，危机已是一种自然常态；
因为古中华曾经创造的汉语精神人格的绝世之美，已经日益被现代汉语世界里人格弱化、腐化、痞化、畸化甚至旷世之丑所代替，集体冷漠自己的国萃而趋利趋势若鹜已成为一种辽阔深远的时尚；
因为天夺汉魄，汉语自由的灵魂自由的神韵难觅；
因为属于汉语元精神、元灵性孕育出来的高贵而骄傲的人格及其责任感，放逐于宇宙的一隅久矣；
也因为该书中不见人们喜闻乐见的情欲、肉欲、权欲和利欲，不酷不俏也不好玩儿，有兴趣阅读者自是万不有一。哀哉！
汉语危机，本因在于汉语世界里寒飙太多来去，日益荒芜；
在于汉语精神尚无从森罗万象的自禁中突围，进化无多却又屡屡被我们汉语传人自劫深重；
在于我们汉语传人善于漠视和蔑视自己母语的天成与天禀，善于自卑自毁，堪称世界一绝。其实，如此遭遇不足道哉，盈盈天地间，汉语乃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奇迹之一，早已载诗载史，入歌入画。古往今来，已有数千种语言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灭迹，而汉语活着。古文明国家中，如古希腊、罗马、西班牙、德意志之用衍音文字者，皆已衰亡，惟坚持表意功能的中国文字历百难千灾生生不息，脱离口语而存在（即同一汉字可以音异而意同，辟如方言），绝非偶然和侥幸，其必然中所涵义理极其奥博。汉语承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给东方古大陆以生命以创造的归宿和辉煌的自由梦想。汉语是中华文明进化的本源，更曾是中国文化最自由的基因。朴素的自由精神，系汉语的天赋和天性，曾经根植于汉语世界的灵魂和血液，滋生出过属于这片东方古大陆的诗意人格和心灵大美。一个个“仁人志士、义人侠士、圣人贤士、高人大士、狂人逸士、异人奇士”，无不拥有独立人格和心灵自由的宇宙；
那“不畏于天，不畏于人”、“因人之势，高士不为”、“宠位不足以尊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大真性，不能不令今人陌生而羞臊；
那“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天真诚一”之大真怀，不能不令我辈讶异而愧汗；
那“乾坤覆载，以人为贵”、“天视自我民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大真求，更使当下失去精神追求而沉迷物欲的社会全人格中人莫名其由其妙其精神的逻辑；
那“宁守清贫，不可浊富”、“自胜者雄”、“不为苟存，不为苟亡”、“积正不倦”、“劳谦虚己”、“士穷节乃见”的浩然正气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精神人格，超越了自我和历史，丰富着汉语民族朴素自由精神的内涵。自由精神，曾经是汉语大创造、大进步、大作为的象征。因此，每一汉字都曾逸出过自由创造的无限生气，拥有过自由上下求索的绝代风流，以自辟精神时空，以趋向无官民之分、尊卑之别、天人之异的终极意义。可以说，古中华朴素的汉语自由精神，多是来自布衣精英，笑傲王侯，漠视横强，且狂而不妄，为而不矜，达而不离道，高尚而不悖人情；
其精神内涵是超越机构的。春秋的百家争鸣，文无常势而卓其态而汪洋恣肆而尊存天下；
汉唐的恢宏气象，韵无常行而渺远而浩荡入溟阔；
皆为这种朴素的自由精神所涵养。汉语朴素的自由精神，卓然自拔于一切绝对意志，成为汉语生命中的生命，尊严中的尊严。因之，汉语赋予汉语民族的美学精神，堪称汉字精神。藉着汉字形外有形而又敛放有致之绝美，中国诗词、绘画、建筑乃至哲学之玄妙，几可一通百通。一个汉字几乎便是一座文化博物馆。汉语有教无类，有容乃大，具有极强亲和力、更新力和自恰性。人们不仅能够从中觅见罗马、中亚、南亚古文化痕迹，而且融蚀了的西语及日语词句触目即是，却又是“和而不同”，堪称量如巨泽成其深，器若大山就其峻。汉语文字，对称而参差，音韵铿锵，口语与书语高度分离，虽声无定而字则千年不变。汉语传人至今可以读懂先秦两汉之书，而英、法、德、意民众，却难以明辨二百年前之文。不同口音的汉语传人，因了定形文字，可以超越时空进行交流。汉语方块字“书同文”的高度稳定，乃是中华民族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重要文化原因。汉语生动、传神、形象、富有乐感和神韵，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弦外之音、韵外之致；
讲究行文笔至气吞，空灵动荡，云容水态，意境深远，其妙堪与造化争奇。汉语高度成熟，重复信息甚少，文字有限，却可以造词无限。
汉语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五大发明之首。
汉语之象形，来源于万象峥嵘的自然形态和自然神韵，自是融有自然的伟力。
汉语有过的能动的大创造，曾以古代世界史上空前规模的各民族文化大交汇的硕果，为远东世界大一统文化的合并创造过条件。
汉语是一再丧失崇高地位和自由精神的汉语传人的灵魂，是其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
汉语曾经拥有的自由精神，乃汉语血液中流动的本源精神和价值存在，百劫难尽，由此而形成的高贵人格美和超越自然之上并独立于万物的心灵的命运，必将比汉语本身更具有生命力。
汉族表面凝铸成历史，背后积淀为罕与伦比的文化财富。
汉语以丰厚、动态、亘古绵延的承载，使汉语传人以历史性的存在而充满自信地创造未来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汉语于汉语传人缘同骨肉深，使之不仅是人种意义上的中国人，更是极其深厚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汉语及其文化，是中国人自信和骄傲的最深刻的根据。仅此，中国人便可以世世代代地自信和骄傲下去。
然而，汉语虽恩泽百代，人无一德以报之。强阉汉语者有之，封闭汉语者有之，钳制汉语者有之，嫁祸汉语者有之，颠覆乃至偷换汉语精神、性灵、品质者有之，取汉语为我所用、弃汉语亦为我所用者有之……汉语历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酷厉，满目疮痍，几剩形骸，一次次陷入宇宙间最痛楚、最动荡、最混沌、最封冻、最屈辱莫辩的境地。呜呼！
清朝末期，国势衰危，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来，势若疾霆，殊勋赫赫。领袖群伦者挽民族危机之狂澜于即倒，冲决数千年封建专制禁锢，“重估一切价值”，重构意义世界，以图中国科学、民主、自由，深远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
其追求人的解放的义无反顾中，或慷慨悲歌，或披肝沥胆，或诗意浪漫，或大智大勇。在二十世纪这个汉语自由空间最大的时期，汉语精神人格之大美，再一次辉同日月。这种大美，自然有古中华汉语精神人格之大美的内在承袭。但是，以反对专制制度、专制文化为己任的先贤们，却无视每一毛孔都透出血腥、肮脏、残酷、伪善、邪恶的历代专制制度、专制文化乃万恶之源，无视其挟持、阉割、僵化、钳制汉语才是祸因，而全部归罪汉语，以专制的方式，不分良莠，不容异见，大加讨伐，掀起旨在废除汉字的“汉字拉丁化运动犹如狂飙，只破不立，这是因为破坏比建设容易”。“胡适认为汉字、文言文以及中国古典文化是祸水，将其贬得一钱不值。”“胡适登高，众人紧随，就这样，汉字与国文在翻掌之间就完成了由高雅向低俗的蜕变，写作迅速欧化，由诗词歌赋转为欧式小说。当时的作家无不效颦洋人，扭捏作态。在文学方面，中国由贵族沦落为平民，顿失东方独特的审美价值。”（《汉语的危机》第323页）陈独秀先生甚至明言，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不容更有异议”。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主张“废除汉语”，声称：
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革命家瞿秋白先生则开诚布公道：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690页）
鲁迅先生说：
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
中国古书，页页害人。（《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
中国国粹……等于放屁。（《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
一时间，天下景从，汉语传人集体地以流之浊而谗其源之清。
一时间，一场语言上的弑母运动蓬勃激荡，一片喧声四起：“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汉字是落后的语言，是残余的象形文字。”“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只要中国人改用洋字母，就可以像洋人一样，诲人而不诲于人。”“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情。”“改成切音新字。”“改成官话字母。”“改成合声简字”……如此大言凿凿，不分青红皂白地凌蹴践踏、焚林而猎杀恩润自己和先祖的母语却从无些许愧疚，为整个人类历史所绝无仅有。讨伐汉语的声音，一如疾雷，隆隆不绝地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来，鲁迅先生甚至说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转自《汉字的故事》，中国档案出版社会，2001年版）
汉语确实存在先天缺陷，自有许多局限性。融化新知，进行现代换位，确是当务之急，但不该灭绝；
一如《汉语的危机》中所言：“汉语疵咎固多，然而功不容否，罪不至诛”；
“传统的法之立意、龙之一体屈伸变化之布局、择言贵雅一字一珠之选字、语有兴象兴在象外之构象、穷形尽象穷神尽象之形神、思与境偕意与境浑之境界、因事遣词言畅意美之修辞、淘洗熔炼思积而满之构思、春秋藏闪抑扬转合之笔法……屈宋司马唐宋八家之文统、先秦散文唐诗宋词之国粹……无不遭受致命破坏，或被改易得面目全非，或不复存在”；
“以偏代全，以破代立，六经注我，与事实乖，与道理违”；
“汉文‘废去’后明摆着将使用洋文”；
汉语“无存，民族无靠，人心失系，文明之河断流，传统之湖干涸”……如此一概否定的更有千年斯文，汉语历史及其价值，古中华汉语精神人格之大美……这些都是汉语民族赖以自信最本质的根据。自信丧失，必是心灵贫困和精神危机的预行。无论多么优秀的群体精英，多么进步的主张，其精辟和精进若是以民族自信的深远失去为巨大代价，必然为民族的未来伏下难以估量的后患。平心自省，难道不是吗？！
自苍颉造字，汉语何曾遭此巨创！以历史进步为正当理由，对自己的母语进行屠戮，至此，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先例；
且由最具人格气象而又受益汉语最深、古文功底卓而不凡者领衔，几乎所有文化精英乃至汉语传人都是同谋，集体意识与无意识地进行语言与文化上的自阉；
集体锐精于近而略于远，集体陷于一偏而忽略大体，集体过于盲目自卑地进行语种与人种意义上的深远自虐自劫乃至自我拔根；
集体峻急、实用地推诿罪责于母语；
其时，知机明变者有之，前趋后蹑者有之，因循苟且者有之，无知而全知全能者有之，全知全能而无知无畏者有之……皆弃自己母语如蔽帚。除去吴宓等数人自怀卓见，越俗高蹈，罕见“虽千万人吾独往矣”者。于是，知识与无知、反对专制与自造专制、思想逻辑与绝对意志结合了。这种结合具有令人痛心的力量。尤令人痛省的是——许多以反对封建专制为己任而上下求索而担当难以胜任的牺牲而令人高山仰止者，此时此刻，也具有着不黑即白、非此即彼、绝对毁弃的一元思维方式，其废除汉字的专断意志和妄为，与其深恶痛绝的封建专制意识何异？其不分国粹与国秽；
不论谀词诈说和大言真语；
不辨文言、文辞来自帝阙抑或草堂，来自王朝意志抑或民间神髓，来自政客文娼、贩夫走卒抑或汉语世界优秀文化的真正不朽建树者——一代代大汉民族的布衣精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概否定，一概根绝，焉能不令人痛定思痛？其实，布衣精英——汉语人格、汉语文字之大美的担当者，历尽黑暗专制制造的百劫千难，命运与自己的母语相同。其实，民主、自由成为梦中景、镜中花，绝非偶然。其实，吴宓等人“词切理明、论如析薪”的意见，被不屑一顾——终是必然。今日读来，这些意见何等的前瞻与忧远——
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合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转引自《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如若不是专制思维、专制人格已经令人愧痛地“融入吾人血脉”，“俯拾即是”，汉语世界积累数千年的审美感知和诗性语言，焉会一夜间流失。可以说，中国社会对内专制，窒息了汉语精神的活性；
我们汉语传人盲目自卑自阉的专制思维，又脔割了汉语精神的形式。这种思维方式，还导致汉语传人时而以英美为师，时而以俄为师；
要么全是“腐朽反动没落”，要么尽皆“真理指南崇拜”，一好百好而趋之奉之，一坏百坏而恶之除之，罕见深究真相，然后明白辨析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先贤们取消文言文而兴起白话文，虽然不过是使取消汉字获得大众支持的“分两步走的策略”，策略也相当精致，但方式依然是以专制思维为内疵，后果可以想见。这种精致的自劫远比粗鄙的疯狂更具有摧毁力。终于，文言文被取消了。尔后，白话文学风靡一时。提倡白话文，确实功若丘山。然而，以“独尊”白话而“罢黜”古文，进而取消汉语，则太过浪漫激进。因为“文言难懂”，便是“言之无物”，便是“无病呻吟”，便是“滥调套语”，便是“茅坑”、“垃圾”。因为封建专制钳制、僵化汉语，汉语便成为“自由的天敌”。因为提倡平民文学，便反对精英文学。那么，以白话文写就的现代诗、后现代诗，不是常常更见晦涩难懂吗？文言文取消后，专制思维、专制文化便从此不复存在了吗？用白话文为泼痞、骗子、帮主、政客、贪官、娼妓、弄权弄人者建起的巍峨而绚丽的牌坊还少吗？尤应痛省的是——近九十年来，白话文学中的无病呻吟乃至无魂无骨无知无畏日盛一日，大话假话套话痞话触目惊心。那么，便可以不分优劣、不辨因果地将白话文学取缔甚至再次废除汉语吗？其实，汉语发展的初始阶段，言文合一；
那些所谓难懂的古文典籍，便是当时的白话著作。其文言文则是建立在先秦口语基础上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从《世说新语》、《颜世家训》开始，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每朝每代都产生过不少白话作品，却始终未能动摇文言文自领风流的主体地位；
而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学语言，亦并非真正的口语，而是以北方官话为底子，加上明清白话小说的流风余韵，并杂有不同程度的方言、新兴词汇、欧化句法的混合文体。白话文学优点甚多，但也有着混淆“书面语文学与口语文学的差别、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差别、传世文学与时尚文学的差别”（《汉语的危机》第328页）之嫌。白话文虽日臻成熟，功垂者自功，然其承载的文化及历史与文言文比较，毕竟过于粗浅。以白话文之一隅，取代浑融博大、万象峥嵘而又难穷其精深的整个汉语世界，并且拒绝以足够悠远的母语历史为自己的历史，拒绝接受母语巨大遗产的全部含义和将带给人类的全部贡献，拒绝以已有的母语高度为自己的起点，势将使自己变得失根失脉，失去历史性存在，失去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失去面向未来累进和冲刺的文化底蕴，为害不能不谓之深远。我以为，自举其疵而又勇于自省，不仅仅是一种胸襟，一种深远的自信，一种高贵的善良，更是一种“道之在天下”、“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的汉语真性情。
几番岁月，变历沧桑，及至二十世纪中叶，汉语世界在高悬的阶级斗争教条下，开始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拼音化”，“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应先简化汉字”。汉字数次简化，多有大规模的“群众性造字运动”行迹。不少简化字颇失原有真义，不含汉字精神，不合六书的造字方法，随意、仓促、盲目、粗疏、失序，“秃溜溜的，有腰斩之感”。尤其严重的，是简化汉字后，可以读懂古文者越来越稀少，从此造成汉语阅读的巨大断层，从此不仅外国名著需要翻译，本国古典名著同样需要翻译，每译一次，精华便会流失；
如此深刻的文化悲剧，势将历史性地一代代延绵下去。据称简化汉字意在“扫盲”，“有助于劳动人民学文化”，然而，“历经四十余年，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更难以统计，其中绝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汉语的危机》第214页）至此，汉语危机日益深远。至此，“党八股”语言、各类“运动”语言、“假大空”语言、“高产卫星”语言、伪“民歌”语言、伪“工农兵”语言、“红卫兵”语言、“红海洋”语言、“红色恐怖”语言、“斗斗斗”语言、“大批判”语言、“灵魂深处暴发革命”语言、“样板”语言……一似浪高卷万瓦，障百川而东之，终以绝对威势汇聚成汉语世界汪洋恣肆的腾嚣。至此，哪里有汉语，哪里就有将绝对威权神格化而取消汉语人格的荒唐；
就有以神圣的名义对汉语元精神和终极意义进行浩劫的悲剧；
就有语言是利器，文化是籍口，禁锢是过程，蒙昧是手段，恐怖是方略，私利是目的；
就有言出祸随、以文罗难的惊天动地的悲烈和空前绝后的历史殷红；
就有无所不在而又独特于一切汉语记载过的正史、野史乃至神话、寓言中的荒诞；
就有汉语传人人格集体地倾覆、个性集体地消失、尊严集体地沦丧，自己对自己进行最彻底、最无耻、最痛苦而又最麻木的出卖和畸化，罕有活着逃离的灵魂，几乎没有谁可以真正地企越。至此，汉语精神在汉语传人皮囊里日渐枯干。当广西的莘莘学子以非黑即白的并不陌生的绝对思维方式，将恩重如山的老师煮着、烤着吃尽以后，有过精神人格大美的汉语世界至此便是真正的精神废墟了。数穷未变，暗极不明。嗟呼！谁为为之，数万万汉语传人几千年聚族聚居之地，竟至此极也。
惟当同愧者，可以论自新。
汉语精神，是需要人格来担当的。扪心自问，我们配吗？
我们汉语传人哀人而不自哀，因为我们善于轻薄。我们不敢正视和认真清理自己母语有过的不幸，因为我们善于虚弱。我们麻木于汉语意义体系崩溃，因为我们善于无操守、无德性。我们没有变汉语的不幸为汉语图强的巨大资源，因为我们善于短视。我们没有走出汉语曾有的自锢，以展示汉语辽阔的空间以及汉语传人生命感性、理性无限洞开的可能，因为我们善于注销灵魂。我们更无从汉语的本原精神和无尽财富中汲取新生汉语理想人格的精神基因，因为我们善于趋势趋利和苟活。于是，曾经一片废墟的汉语精神世界，至今尚无真正复苏。九十年代以来，汉语应用日渐粗鄙化、铜臭化、颓靡化、低俗化、快餐化，便是在这种废墟上产生的。大众传媒、广告宣传、流行文化、通俗文学、商业促销、手机短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以先贤们曾经寄予厚望的白话文语言，日益制造着语言垃圾。来自权欲谎言向情欲谎言战略转移的套话，来自个人与集体极取极欲的脏话，来自以经营绝对语言为业绩的空话，来自枉道而从势、曲学而阿势的废话，来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话，无时无刻不在严重污染汉语。“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欲望化写作”，“美眉写作”，“美男写作”，“小男人写作”，“小女人写作”，“窥私写作”，“我爱美元写作”，“渴望堕落写作”，“摇头丸、网吧、崩吧、荷尔蒙、情欲消费、白日梦、酒精构成的时尚写作”……以盲目而无节制的放荡放纵、无聊无耻，亵渎汉语。调情与撒娇、帮忙与帮闲、白领趣味、二奶情结、市侩嘴脸、恶俗展示，光怪陆离于汉语世界，毁灭着对汉语道德、汉语高贵气质和汉语未来高贵命运的信心。至此，可以说汉语作为曾经的高贵文化现象，确实濒临危亡。不仅于此，更有他哉：汉语教学狭隘僵化；
汉字数量锐减惊人（唐代约有汉字26000个。明代《字汇》集汉字约33000个。清代《康熙字典》收汉字约47000个。1987年公布的《常用字表》仅有汉字2500个，此数字为现代出版物覆盖律97. 97%，且“俗字占据大多数，大量尚有生命力的雅字不见踪影”）；
学子普遍疏离国文，厌倦写作；
汉语原创性日益衰弱；
人们随意蹂躏语法；
学术语言“西化”失当日多；
借用外来语言生吞活剥，甚至去精取粗；
母语优雅品质遭到广泛漠视；
汉语的当代和未来功用，缺乏最低限度共识；
以娱乐为文化，以信息为知识，以假话为智慧，以逐利为业绩，以无耻为炫耀，已在汉语世界蔚为大观；
各种机会主义进一步颠覆几乎陡剩形骸的汉语精神；
既有的汉语秩序荒痕寸寸，破碎、绝对、僵化，汉语已经“无能表达一个民族的经验和生命冲动”，滥情、煽情、闲情、色情、矫情，正在日益成为汉语生命的真理。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国外“汉语热”升温时，国内汉语生态已是极为危机了，危机得无知无觉，且于危机中到处制造吆喝，各取所需地展销中国文化。尤其危机的是汉语精神泄泻的最后防线——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意义与价值体系——更是在全面崒崩。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在背叛心灵，早已是制造这一深刻危机的协从、同谋乃至主将，独立苍茫者寡矣。太多的知识分子已经无德可守，无节可操，无义可怀，无道可殉，在高贵人格和自由心灵的意义上已经虽生犹死。有感于此，我对该书主编、作者的努力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该书颇少冗赘的学理和似是而非的学问，多见深入的理性论证和洞察的优势，具体而微，可感可触；
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对自己母语博大而心碎的爱愿，一种突入汉语真实处境的幽远、纤致、沉郁的文化穿透力，一种变汉语危机为深远复活的高贵期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谭嗣同语）。面对明天汉语突围于危境，自新自强，该书势将构成悲慨践行中难以撕去的一页。他们的执著努力，无疑是一种提示：沐浴着汉语民族血汗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找回汉语的尊严尽怎样的心力？管见以为，汉语尊严来自汉语精神森林般的苏醒，来自超越古中华人格之大美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美的集体形成，来自从一己做起的积微累进，来自沉重的民族付出，来自超越过去而非回归过去、超越宿命而非走向宿命的创造。科学与民主至为珍贵，但只能够救赎良知未泯者，而其与再造美丽而高贵的汉语人格结合，才能新生汉语美丽而高贵的命运。
走出汉语危机，除了自赎自救，别无选择。
走出汉语危机，不是用鲜花将有过的耻辱行迹遮蔽，而是勇领罪错，以图自新。
惟有将烛火探入我们汉语传人自身的混沌与黑暗，才能自知自省我们曾经妄弃了多少精华，误拾了多少垃圾；
才能真诚忏悔当代汉语人格每一沦落、每一自阉、每一迷误、每一无耻、每一苟且，才能拥有超验气度与宽弘眼光，对汉语在人类语言中真实列位予以尽可能减少失误的观照，以切实完成汉语重新崛起必须的文化、品性、智识积累与建设；
才能摒除太多太过深重的精神和文化上外因和内因、他杀和自杀造成的深远自卑，以大汉民族应有的自信和应有高质的文化实力，有容乃大地面对外语，强化去粗取精的能力，以激活自己语言的精神生命和创新活力。创新，可以最为纯粹地显示一切语言本身的奇迹。创新是穿透历史面向未来的启悟，是找回汉语尊严并且使之拥有至高无上命运的真谛。汉语创新乃汉语精神自由的象征。汉语的精神自由尚不是目的，高贵的精神自由才是目的。因为高贵的精神自由意味着自尊、现代理性和不将一己之念妄加于人，意味着公正、清浊尺度和自由的无限生命力。高贵的精神自由乃汉语创造的最高表现，将赋予汉语生命价值的极致。
据语言学家估计，世界现存语言6800种，其中一半至9成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消亡。目前，每两周便有一种语言消失，速度惊人。毋庸讳言，汉语日渐深重的危机早已使汉语成为国际上的劣势语言，若以这样的速度下去，不会太久的未来，汉语必将令人愧痛地成为一种死去的语言。
依然是那句老话：我不自省自救，人孰能救我！
2005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