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听就是湖南人说出来的话。哪怕是天塌下来，也要认那个理。毛泽东是典型的湖南人，是最伟大的湖南人。同时，无疑他也是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使中国的近代史发生了革命。用他的话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他和鲁迅、胡适的文章，是白话文之最。
很长时间不读书了，今年仅仅读了一本书，就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
杨帆曾经说，毛泽东是一块试金石，可以用来检测一个人根本的立场。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一个不世出的英雄。这样伟大的人物，仅仅依靠个人的智慧是无法成就的，毛泽东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作用的产物。他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改变了历史，但是，即使是毛泽东，他最终也仍然还是对历史规律无能为力。“时来天地齐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晚年的毛泽东，内心无比苍凉。
由于中国近代中国的落后和受辱，毛泽东和中国的先觉者们一直都有一种紧迫和焦虑，“大跃进”的冲动就来自于这种紧迫感。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1364-1365页）
传记说，毛泽东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1610页）这是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杨度说，只要湖南人不死光，中国就不会亡。从谭嗣同到毛泽东，一部中国革命史是湖南人意志力的胜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说：“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1763页）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1636页）
晚年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从容面对死亡。1972年，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重病休克。据吴旭君的回忆，身边的工作人员为毛的病重的状态哭泣。毛泽东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1617页）
毛岸英的牺牲和林彪事件是毛泽东一生中巨大的灾难和对他的打击。中年丧子是人伦的灾难, 何况是爱子。如果毛岸英没有死在朝鲜战场上，我觉得文革至少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林彪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结束。晚年的毛泽东感到了对历史的无力和无奈。他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矛盾和伤感。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穿着睡衣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见到张茜，毛凄然泪下。他这一举动以及与张茜的对话，充分表达了他与老战友和同志们之间复杂的感情，尤其是他对于文革的矛盾态度。
晚年，毛泽东有一次忧心忡忡地对华国锋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么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1781-1782页）
文革中的毛泽东无比孤独。文化大革命是对于革命的革命。打江山，坐江山。做一个执政党是顺利成章的事情，而做一个革命党，是不可理解地事情。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这次一年多的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1508页）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讨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1390页）
毛泽东一方面那么无情，另一方面又是那么善感。1972年12月，接到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员李庆霖来信，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流下了眼泪。1975年夏天，河南南部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工作人员给他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忽然听到抽泣声。他们发现毛眼中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毛自言自语：“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毛在衰老中，越来越希望安定团结，他对江青和“四人帮”越来越反感。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1758页）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恢复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常态, 完成了从革命党到到执政党的转变。记得1989事件后，报纸上曾经转述王震的一段话，大意是，这个江山是我们死了两千多万人拿下来的。
毛泽东料到江青会是什么下场。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1686页）
文革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尊重法制。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我们越是深思发生于美国的一切，就越是确信法学界是美国的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平衡民主的唯一力量。”（《论美国的民主》第309页）民主和法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没有民主和法制，就不会真正富强，就没有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就没有所谓“和谐社会”。1980年代初，梁漱溟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充满了信心。但是，我们今天离这个目标比梁漱溟那个时代更要遥远一些。1980年代，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失掉了很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