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1960年生，台湾基隆人。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大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国家认同理论等。其博士论文为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著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自由民主的理路》，编有《政治社群》、《洛克作品选读》等。
陈伟（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当面聆听你的教导。我的导师李强教授很早就跟我们提过，您是华人世界中为数不多的出色的阿伦特专家，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大陆学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目前也正在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有一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江宜桦（以下简称江）：请教谈不上，相互交流吧。你们李老师是过奖了。不过，据我所知，香港是没有人做阿伦特的专门研究，台湾除了我，还有东海大学的蔡英文教授做过阿伦特的研究。我不知道大陆最近的研究情况怎么样？以前是没有。
陈：大陆学术界有一些关于阿伦特的论文，也有对她的部分著作和论文的翻译，但比较系统专门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这也正是我选阿伦特为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当时是如何想起选阿伦特做博士论文的，您又是从哪个角度来写阿伦特的？
江：好的。关于选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个题目与我当时所关注的问题有关，作为政治系的学生，我不免把台湾的现实政治与所学功课联系起来，我一直困扰于什么是政治，政治的价值在哪里这样的基本的问题，阿伦特给了我答案，至少在那个时候是这样。至于我在耶鲁做的论文，它的题目是《无须栏杆的思考：阿伦特审美式政治思想研究》（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al Thought ），从题目可以看出来，我主要是从审美式政治的角度来写阿伦特的。不过，我的论文没有出成书，因为在我刚通过答辩不久，Danna Villa出了一本论阿伦特的书，提出“审美式”政治的观点，所以我想再出版我的论文价值不大了。
陈：关于阿伦特的政治的定义，你曾经用“凡事政治化、政治空洞化，一方面过于宽泛，公共的和政治的划了等好，另一方面过于狭窄，对凡人要求太高”来概括，那么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公共的和政治的有哪些区别？
江：关于政治的概念，阿伦特确实提供了一种和常人理解不同的界定。但是，阿伦特的政治观，并不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因为，象暴力、战争、支配压迫等现象，都不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的范围之内，那么请问，这些现象不是政治现象，又是什么现象呢？而有些公共活动，比如公开的学术研讨，并不是政治活动，却又在阿伦特讲的政治范围之内。所以，我那样来评论她的政治观。但其实，阿伦特是从规范的意义上讲什么才是政治。我们只能说她给出了一个充满睿智的一种说法，但是不是最终的政治的定义呢？
陈：关于权力，阿伦特也有自己的解释，她是否定马克斯·韦伯式的支配意义上的权力的。她认为那是把私人领域中的原则用到了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吞噬了公共领域。
江：是，她把权力看作是集体共同的能量。但政治中能排除支配现象吗？命令和服从、强制现象，如果不是政治现象，又是什么？
陈：那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阿伦特把政治从其他一切领域中分离出来呢？她那么强调政治生活的价值，可是，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政治泛化的社会，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天天讲政治，时时讲政治，可阿伦特又是激烈批评极权主义的。是否她研究极权主义的同时，感染了极权主义的病毒？
江：她实际上在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政治生活，至于原因，很难说。这与她的研究经历、知识结构和个人独立思想，都有关系。西方确实有学者发表论文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本身就有极权主义的狂热因素，阿伦特当然会说这是严重的误解。比如她的行动理论，有人说阿伦特讲的行动，和极权主义运动中的行动，没什么区别。
陈：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帝国主义部分，写道帝国主义本质上就是为扩张而扩张，它鼓励年轻人“只是去做，不要问为什么”，行动证明一切。但我以为，这里的行动，不同于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讲的行动。
江：是，也有人由此研究得出几个阿伦特的结论的，但其实阿伦特思想内部的矛盾没那么严重，而是一以贯之的。
陈：提到行动理论，西方研究阿伦特的学者，比如Martin Jay，George Kateb批评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缺乏道德考虑，你是怎么看的？
江：你觉得呢？
陈：我觉得她所说的行动是有道德考量的。因为她一直强调“共同感”或“常识”（common sense），她说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和审美活动相类似，都是在寻求一种他人的同意。她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理论为自己立论。
江：你说得对，并且，除了这些方面，她还强调原谅、宽容、守信等犹太教传统的价值。所以，把她和极权主义挂钩，是没什么道理的。
陈：西方有学者，比如Bhikhu Pareku，认为阿伦特政治思想中贯穿着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紧张，你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
江：关于精英论、民主论，这对理解阿伦特来说，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假问题。其实，阿伦特是看不到这二者间的冲突的。并且，政治生活中追求表现，并不成其为精英主义。选出杰出人物做政治领袖，反过来说是政治领袖必须民选，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更多的还是一种平民政治理论。
陈：你在《自由民主的理路》一书中，有两章写阿伦特，分别是讲她的公民参与思想及审议式民主思想。我想问的问题是，公民参与和审议式民主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因为我读了阿伦特后，觉得这两点都不是她所着力的内容，所以……
江：你的判断是对的。我在处理阿伦特时，是着力挖掘她的政治思想中，可能对于我们更有启迪意义的因素。象你说的一样，她其实对公民参与讲得不直接，对审议式民主，或者说协商型民主，也只是几段文字提到。
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还有协商型民主的理论，显然受阿伦特的影响，哈贝马斯自己也这么说过。你怎么看哈贝马斯与阿伦特的这些思想间的关联呢？
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实际上，哈贝马斯背叛了阿伦特，当然，这只是这么一说，因为哈贝马斯没有义务要忠实于阿伦特的逻辑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阿伦特的政治中没有理性的限制，而哈贝马斯，还有罗尔斯，都讲沟通理性、公共理性，同是审议协商，但条件不一样。阿伦特强调自由思想，不依靠什么栏杆去思想。阿伦特在她的著作中很少谈论理性。
陈：据你的体会，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态度是怎样的。因为大陆学者常常把阿伦特与激烈批评现代性的列奥·斯特劳斯相提并论，西方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争议。
江：要看哪一种现代性。一般讲的现代性，是包含了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分野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态度，其实是爱恨交加，对古希腊也是这样，她和斯特劳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本哈毕伯用“勉强的现代性”来概括阿伦特。实际上，我更倾向于把阿伦特的努力理解为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不是批判现代性，不是回到古希腊，而是要超越现代性。这使她和后现代主义更有相近的地方。比如，她对美的价值的强调，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方面。当然，这里还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探讨。
陈：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往往要考察思想的前后渊源。关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渊源，我想请问在你的理解中，阿伦特与谁的联系更紧密，当然这是相对而论。有人说她与马克思，有人说与德国存在主义、现象学，她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学生，还有说与康德哲学、亚里士多德、法国共和主义，等等。
江：阿伦特自己说，她主要是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我的理解她受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政治思想、希腊悲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影响更深。不过我们要知道，思想家自己会独立思考，她会看各种书，很难说哪一个思想家对她影响更深，包括她的老师怎么影响她，也不好断言。就好像说李老师怎么影响了你的思想，太难说了。
陈：关于西方世界对阿伦特的批评，你怎么看？她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会如何定位？或者说，她的贡献在哪里？
江：西方人对阿伦特的批评，我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受了以塞亚·伯林的影响。伯林是极力贬低阿伦特的。其中绝不仅仅是观点上的论争。伯林对阿伦特的评论是极其不公正的。伯林也没有讲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其中是否存在私人恩怨，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是见过面的，这点毫无疑问。至于她在思想史上的定位，有人说她是共和主义者，归入共和主义大传统。我觉得她更象卢梭，不同的流派可以从中挖掘不同的思想资源，多少年后，我相信对阿伦特的理解还是会存在争议的。
陈：依据你的研究体会，你认为阿伦特著作种哪一本最重要？
江：《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陈：最后的问题是关于阿伦特对中国读者的启迪意义。我在阅读阿伦特的过程中，常常发现阿伦特政治思想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类似之处，比如，她强调政治的审美价值，这和中国古代的礼治思想、重政治形式而轻实质、主张行政要有美感、当官如同在舞台上演戏等，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比如对政治的重视，传统中国就是政治本位。
江：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的不同，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阿伦特强调展示真性，中国古代政治中展示的不是真性，而是“面具”，只是做给人看的。阿伦特对中国读者的启迪，我以为还是在于她的审议式民主、政治观、人权观等等。
陈：如果你重写阿伦特，你会从什么角度入手？
江：也许是审议式民主，也可能是她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
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2003年10月12日于北京大学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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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谨以此文表示对江宜桦教授于2003年10月份来北大做的学术报告和指导的感谢。江先生的思路清晰、学识渊博、谦虚谨慎，堪称人师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