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中国舆论争辩的焦点。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表述，证明关于土地自由流转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个问题仍将持续引起争论。
问题关键之一是，农村改革的核心在土地吗？
笔者读到一篇访谈文章，标题是《私有或者革命》，很惊讶于里面的观点。如果不给农民私有的地权就会导致农民造反？农村问题的核心在土地，目前农村改革的核心也在土地？的确，逻辑上看起来是那么的顺，很容易让人想当然。
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很低
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中相比较效率低，属于抗风险能力很低的行业，其地位却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因此全世界发达国家的通例，都是城市向乡村倾斜，城市补贴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人口比例必须下降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靠40%的城市人口去补助60%的农村人口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同样要走出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这是实现农村和城市生活福利均等化的前提。
目前中国农民的家庭收入一半来自土地，一半来自城市里的打工，而再加上政府的补贴，才有这两年农民生活的开始好转。一两千年来中国小农都难以从土地中致富。一刀切的政策给大城市的利益集团机会，而绝大多数农村只能和现在一样，农民无法从土地上改善生活，当然也就没有扩大内需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以及各种潜在的风险，使得农民目前正面临极其恶劣的市场环境。正像美国学者R.H.托尼所描述的那样，单个的小农生活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稍微有一个细小的波浪就会将他们淹没。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扩张中，单个的小农卖地，是难以避免的。
即使失地的农民都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目前在城市的收入还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要让涌入城市的农民扎下根来，一方面需要经济持续增长保持就业，同时还要调整劳资关系。现在看这些东西，就好似遥遥无期的事情，因此也伴随着高度的风险。
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事实上，只有廉洁的政府才有高效的经济，才有中小企业的兴旺发达，才有自由的流动和就业的充分，才有城市化可以持续吸进农民。这些，是土地改革所不能解决的。
土地私有不能保护农民权利
此前，我特地给乡下的父老打了电话，假装以一个支持土地流转者的立场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甚至有些激动。我再次让他说出土地自由流转有什么风险，他说土地私有化后不出10年农村大乱，简单的说就是，“有吃不完饭的，有吃不上饭的”。
父老的看法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他或许更谨小慎微，但我想，这个老农的担忧仍值得多思量一下。那种认为土地私有化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的观点，是不是对现有的经济成就过于乐观？
经济危机以及伴随着的失业，是困扰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产物，而贪腐严重的政府又会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如果城市里不接收失地农民，难道他只能回家给人“打工”，伺候原来是他曾拥有过的土地？新时期的“长工”日子会好过吗？别人凭什么让你寄人篱下的日子好过呢？
即使不考虑这样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应该讨论土地私有究竟可以给农民带来多少正效应。农地归自己所有，就意味着有了与市场上其他力量博弈的权利了吗？
我以前做论文的时候，曾调查过一个水果专业村的销售过程，很有意思。全程看到了这种价格的博弈，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吗？非也。你的苹果你做主吗？非也。事实上，只有联合的力量才能对付狡诈的资本（其实，这些资本还都是些小资本），否则你就会一败涂地。你几乎赚不到钱，虽然你的水果看起来很漂亮，可以卖进北京的超市。
在城郊农村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必然增加抬升金贵的土地价格。当土地的利益足够大时，资本一旦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下，这简直就是一定的），农民的土地一旦被看中，还能捏在自己的手里吗？
一个农民，一家农民，或者一个家族，有多大的力量可以讨价还价？肥得冒油的土地，焉能不被资本吸进，而且是以一种不平等的交换方式？
假设小农是理性的，会算计自己的将来，因此不会轻易把地卖掉。但是，这个“理性”假设的前提，是法治的政府和市场中力量的平等。哪个农民不把土地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但私有不等于你有力量，私有不等于持续拥有，私有甚至不能算是一种完整的权利，权利是力量制衡的产物。
现在的失地农民有人说是6000万，这中间，以命抗争的失地农民大有人在，这其实是一种地方权贵与小农之间的现实反映。这些农民，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法院是否能行之有效？土地纠纷进法院，再加上法院的中立，才能给农民应有的补偿。
5%的问题与95%的问题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农民的土地问题，理应分成5%的城郊边缘区和95%的农业区，以解决5%的失地农民面临的补偿问题，拿全国土地制度开刀，首先有着逻辑的问题。同时，最终谁是受益者，能否提高整体效率，我也不敢预测，但可以高度怀疑农民难以真正获得恩惠。全国土地的自由流转，其风险与收益是不成正比的。
真正的农村改革必须跳出土地之外，土地之外才是一番广阔的天地。农民自己的合作社组织，农民和农民工的国民待遇，还有农村金融的放开放活，需要为农村真正引来源头活水。
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办法也要重新规定，遇到纠纷就应司法解决（当然，还有司法的中立性问题）。一个个都比土地制度改革更燃眉之急，一个个都是些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