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茶余饭后读《十月》杂志。2001年第5期在第一阅读栏目中登载了蒋韵女士的长篇《我的内陆》。她所写的就是她在那史无前例的动荡岁月里在山西太原市所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她身边熟悉的人身上的一件件事，也间或描写太原及其周边的一些名胜古迹和历史人物。我对文学基本上是一窍不通，所以，直到看完后，也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体裁，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随笔抑或别的什么？不管它是什么，里的人及其所经历的事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作者就好象是我，她所写的人和事就如同发生在我身边的一样。
她写了许多人，但都是小人物，如，同学的跳湖自杀的母亲白娘子，与“反动家庭”决裂只身一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而最后不知生死的林萍，特殊环境中造就的“女流氓”程美，背着那装有《英语900句》、《新阶级》、《普希金诗选》而永远也走不出黄土高坡北京知青陆涛，因在知青中传阅诗稿而一生飘流的吴光，为虚幻的理想而误终生的老蒙娜，为那一页户口而到处碰壁的翼晓兰，还有………。这些人的结局差不多都是悲剧性的，的确，那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
所有这些悲剧性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身边曾经有过的，其中有的就曾发生在我本人身边。所以，在读的时候，文中的人物慢慢地都活了起来，我也仿佛离开现在的德国柏林，回到了30多年前中国，想起了我身边的另外一类悲剧性的人物。
我是在1965年9月进入黑龙江省邻近中苏边境的一家兵工厂的子弟小学读书。刚上学时，我很淘气，上课说话搞小动作，时常叫老师揪耳朵和找家长。不过在第二学期，我就变了，一下子成了好学生，期末时老师奖励了我一把小猫形状的铁片铅笔刀。也就念了一年书，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也就停课了。再复课时，学校已经不再上什么文化课。干什么呢？我们也与大人一样，搞阶级斗争！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其最主要的动向就是男性老师和校工将“罪恶的魔爪”伸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女接班人。
先说校工。那时学校门口有一个小水房，有两个年纪大一点人轮流值班，一个姓L，一个姓M。人们分别称他们为老L头和老M头。我家离老M头家不远，他儿子比我大几岁，有时也在一起玩。他们除了烧水之外，还负责上课下课打铃。大概是在1968年左右，突然有一天，学校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老L头被抓起来了，罪名是强奸了96个女学生。说句实在话，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强奸，只知道此罪十恶不赦。又过了几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与老M头迎面而遇，他双手被反绑着由两个拿枪的人押的，看上去是从家里抓走了。后来听说，他的罪名也是强奸幼女。
揪出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老头之后，我们学校便开始一场抓强奸幼女犯的浪潮，其结果几乎是男老师全军覆灭。
一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来一群人将另一个班的班主任R老师带走了。一些好看热闹的男生课也不上了，尾随到了好象是一个办公室的地方。门窗都是紧闭着的，我们只是从缝隙里看，里边有许多人。被带来的R老师站在前面，头被人狠狠地按了下去。里边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清，只见是群起而攻击，不仅是文斗，而且还有武斗，一些人狠狠地煽他的耳光，用脚朝他身上猛踢猛踹。到最后，几个人用绳子将R老师绑上后就带走了。
第二天上午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G老师先绘声绘色地给全班同学讲了一通昨天晚上为什么和如何斗R老师的。原来R老师也犯了强奸幼女罪，他是老师中因此被抓的第一人。第二节课是进行忆苦思甜教。忆苦思甜是文化革命期间最常见的节目，除了有组织地吃忆苦饭之外，更多的是叫老贫农之类地做报告。不管中吃忆苦饭还听忆苦报告，先都合唱一支忆苦歌。歌词中有：“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我心头。不忘那一年………”唱到此刻，与会者差不多都已泪流满面了，于是，有人站起来举起拳头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过，我们这次忆苦教育既不是吃忆苦饭，也不是开忆苦会，而是听G老师读一份忆苦材料。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报告的主人公叫索朗卓玛，内容却不记得了，大概讲的是一位西藏农奴的故事。
就在G老师念了一半还不到的时候，有人敲门，他开门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会儿学校就让我们放学回家了。等再来到上学的时候，我们得知，G老师同样是一个强奸幼女犯！
以后，X老师、W老师、Y老师……，姓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男的，差不多都被冠以“强奸幼女犯”罪名给抓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有一天工厂开大会，工厂所在地区法院来对这些“强奸幼女犯”进行宣判。他们每个脖子挂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强奸幼女犯XXX，名字上还打着红差号，就像现在死刑犯的名字那样。老L头和一个姓J的老师被判无期徒刑，老M头被判15年。其余的老师中，我的班主任G老师的刑期最少为5年，K老师被判15年，其余的刑期均为20年。公判大会之后，这些“罪犯”被用解放牌大卡先在厂区里游街示众，然后送到监狱去服刑。看到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如此这般模样，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眼睛不由得被泪水模糊了。
再以后，我们家就离开了黑龙江，在很长的时间里不知道有关这些老师们的消息了。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回已搬迁到辽宁西部的工厂探亲时，才陆陆续续地知道了一些消息。这些以“强奸幼女”而获罪人，百分之分是冤假错案，都以获得平反。可是，两个老头好象已死在狱中，那些老师虽然未有死者，但差不多百分之百家庭破裂。多少年了，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响应老人家的阶级斗争号召之外，还有什么具体原因？这些在我心中始终是个谜，我没有也不想去向当事者打听，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心中永远永远的痛。我无法帮助我的老师将它们抚平，但无论如何不应当再去使它们撕裂。因此，我回老家时甚至不敢去看这些曾经教过自己老师们。
我不知道蒋韵女士多大年岁，不过，我敢肯定她和我不会差一、二岁，因为我们身上有着同样的经历，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
（写柏林自由大学，修改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