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所带动的中国政治进步，中外、官民各方已有诸多评论。多难兴邦，这个古老的箴言在这次重大自然灾害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为了那已被证实的7万余同胞的生命在天堂安息，我愿意就这个话题再献浅见。
在已有的评论中，我认为被认定为中国政治进步的某些方面不能成立。如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一线，这其实是学习了周恩来总理的榜样，恢复了当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传统。又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救灾中的主体作用，这也是这支军队几十年的优秀传统。如果挑剔的话，我倒觉得这两个方面可以有一些检讨。比如中共中央九位常委现已全部去过灾区现场，我以为去三四位足矣：比如国家抗灾指挥部总指挥的温家宝总理，副总指挥的李克强常务副总理，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后者应当是以慰问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救灾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去灾区。周永康先生去宝成铁路被油罐列车大火堵塞的涵洞现场指挥，也是必要的。至于其他常委，似可不必去。就说一条浅显的理由：以我们的安全保卫规定，他们莅临地方必然兴师动众。灾区如此困难，各种资源如此宝贵，救灾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从级别讲，已经有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回良玉先生在现场指挥），此时第一要务当属全力以赴并有秩序地救灾，而不是展现全体常委的亲民形象。从第二个方面说，中国军队这次反应不够及时，错过了震后的头12个小时的最宝贵的时间，以至后来因大雨影响，在第三天才进入震中主灾区。不过我估计这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军队的问题。因为从新闻报道看，在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召集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并没有中央军委的高级领导参加。中央军委是在5月13日上午才召开会议布置抗震救灾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率先进入地震主震区的不是军队，而是武警。
下面是我归纳的此次地震所带动的中国政治的进步与不足。与已有定论重复的，简单叙述，未提及的，稍微展开。
一、国家首次为人民进行举国致哀，但事出仓促，并略显被动
5月19～21日，按照国家的规定，全国为汶川地震受难的人民举行哀悼，全国及驻外机构降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奥运火炬传递暂停，19日14时28分起三分钟全国鸣笛、人民默哀、汽车停驶，等等。
这是国家首次为受难人民举行国家哀悼。过去这一礼遇只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去世时独享。正如中外媒体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政治上的一大突破，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中国党和政府的新的价值观。
不足之处是，党和国家的这个决定出台显然是仓促的，它的正式公布已经是5月18日，即国哀的头一天。而在此前，尽管民间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强烈呼吁，但国家未有回应，反而是娱乐照旧，奥运火炬传递照旧。我想，促使国家做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民间的强烈呼吁外，恐怕远隔万里的秘鲁政府也将了我们一军：该国政府16日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这是秘鲁第一次为外国遇难者宣布“全国哀悼日”。
于是，在这种被动下，中国政府匆匆做出决定。不过，虽然晚了一点，但仍然得了高分。而且，我的一个深刻的感觉是，这样一个以国家哀悼的方式纪念死难的人民，虽然决策前似乎困难重重（其实民间数年来早就呼吁在诸如矿难死亡数百人时就该举行这种举国的哀悼，未被理会），但一旦做出这一决定，则执行顺利，好评如潮，反应极其正面，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看看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人民激动高呼“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汶川加油！”的场景，看看中央领导人在怀仁堂前集体肃立致哀时引起的全球肃然起敬，我们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此前这一决定的出台会如此艰难。这一联想是否也适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呢？政改这也困难，那也条件不成熟，可是如果真正做起来，会不会也显现出在冲破重重阻碍之后，“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呢？
进一步的建议是：国家为人民的死难举行全国哀悼形成制度。最简单地规定就是：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灾难，只要死人超过一定数量，就举行国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最大，也才能震撼官员，激发他们的责任感。
二、新闻报道做到了及时、公开，但过于千篇一律，且走了极端
从5.12地震发生那一刻起，中国的全部媒体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的公开与透明。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它的新闻频道、综合频道和国际频道，几乎全天候地、及时而动态地报道地震现场的一切，以及与地震相关的政府信息。这次地震，中国媒体的进步，体现了它向媒体本质的回归：消息有好有坏，我们的责任是实话实说。
正是在媒体的进步下，全国人民的意志与感情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如果说中国人民因为这次地震实现了人性的回归与提升，实现了官民的良性互动，并且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那么，媒体功不可没。
但是，毕竟是头一次做出如此大的调整，因此一是旧有的惯性还在持续，二是面对新的情势难免手足无措。
表现一是，在国家宣布举国哀悼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其他频道还在歌舞升平，只是在娱乐节目上略为严肃，如电视剧选择了《亮剑》一类。二是在举国哀悼的三天及其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全部是地震相关消息，而屏蔽了一切其他信息。
我们是需要举国哀悼，但是我们也需要其他信息。我们不能闭目塞听地只搞哀悼，我们要了解当时国家、世界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我们不能以新闻联播来代替其他信息类的节目。回忆当时全国所有的电视台、所有的电视频道包括数字频道全部转播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是不是也造成了另一种灾难？
由此可见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僵化，要么形势大好，要么哀声一片。哀声一片也可以，但是世界还在发展，生活还在继续，新闻还在发生，信息还需传递。中国人民在沉重地为同胞举哀的同时，也需要学习、工作、生活。无论是世界的发展轨道，还是中国人民的生活轨道，这三天并不都是只有一种内容。娱乐必须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必须暂停，但是不能停止和暂停的，还有许多必须的甚至严肃的事项。中国人民宽阔的胸怀和坚定的心态，就是在流泪时，仍然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干好自己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更大的责任是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好。
同时，这种媒体一律，会造成一个负面效果：公众的伤感麻木化。
希望在今后的国哀时期，我们的媒体会做得更好。
三、奥运火炬传递终于暂停，并且出现了转让火炬传递手和奥运会开幕式出席资格的官员，但是在对奥运火炬传递的处置上，缺少更大幅度的调整措施
汶川地震发生在奥运火炬正在中国传递时，是对国人道德与智慧的一个考验。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和一些老同志讨论奥运火炬是否应暂停的问题，媒体上也出现了呼吁奥运火炬暂停的微弱声音。但是，那些老同志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奥运火炬不应暂停，“一码是一码，互不影响”。
我不这样认为。奥运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不把它政治化，那么，就其本质来说，不过是人们温饱后的一种取乐的游戏。我很难想像，在发生了汶川地震这么大的国难后，我们还可以丧事喜事一块儿办，那些奥运火炬传递手们还可以在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在人们的欢呼与簇拥中，高擎火炬，兴高采烈、意气风发地奔跑与传递。
——这太不协调了，这太不人道了！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的见解，中国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特别是在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发生了那么大的风波，中国都坚持下来，在自己国内，岂能轻易停下？其实把奥运政治化的，正是我们自己。果然，5.12后，奥运火炬仍然在传递，只不过增加了默哀一分种和现场捐款的内容。虽然在5.19～5.21的三天国哀时它被暂停了，但这之后它又正常地传递着。
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据《南方周末》5月23日报道，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上书四川省及2008奥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资格。
林强表示：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的。我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有一份负罪感。
当记者说毕竟这是8级地震，可以把原因都归为不可抗力时，林强回答道，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只好用转让火炬手来自我救赎。”
在林强之后，又有四川一位既定的火炬手转让传递资格。据中新网5月26日电 ：《华西都市报》上周做出了“让灾区孩子点燃奥运主火炬、参与火炬传递”的呼吁。四川绵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火炬手表示，自己看到媒体上的呼吁后，就开始考虑转让自己的奥运火炬手资格。他愿意将自己的在绵阳的火炬传递资格，转让给灾区的孩子。
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火炬传递之先河后，奥运史上还没有一位火炬手主动转让自己的火炬传递资格。不过这个记录有可能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中被打破。四川的两位令我们感动的火炬手，其中一位还是官员，愿意放弃自己的殊荣，将火炬手资格转让。当然他们转让的理由不完全一样，而后者的转让对象也是特定的：灾区的孩子。
我把这一现象也归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特别是林强的表现。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在当年唐山大地震时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么？不错，林强是一位素有官声的优秀公务员，正是因为他的优秀业绩，使他成为奥运火炬传递手和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持有者。但是，他即使有对灾区学校倒塌学生冤死的这种负罪感和自责意识，在过去也不可能通过这种举动表现出来。它表明：中国的官场已经造就了官员以道德良知和责任感战胜官场显规则和潜规则的条件与环境。而这种表现，应和了社会对公平正义回归的普遍要求，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它是奥运史与中国政治史的一个亮点，将被记入奥运与中国政治的史册。
我们总是把奥运火炬说成是“圣火”。让我们扪心自问：这“圣火”圣在哪里呢？如果这个国家有7万多人死于一场灾难，数十万人受伤，产生了大量的孤儿和孤老，1000多万人受灾，灾民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全国不知有多少人眼泪哗哗地流，而奥运这个温饱后的游戏的火炬还试图娱乐我们，那么，它何圣之有？
我的希望是：即使这个火炬还需要传递，也要简化到只是一省一传，象征性地进行。如果能完全停止，那是最好的。特别是，当这个火炬在国际上传递时，遇到了那么多的麻烦，我们中国人都坚持下来了，并由此激发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的同仇敌忾，那么，当它在主办国中国传递时，却由于这一场地震，这一场自然灾害，我们主动把它停下来，那么，它彰显的，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一种高尚的、圣洁的人文精神。停止传递，更会给中国以信心，给世界以震撼。
四、政府救灾的全面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奉献精神与社会的责任意识，但是部分官员对于灾难责任还在回避
此次救灾，不但有媒体与信息的透明与开放，也有救灾向全世界的开放。许多人把这一点同当年唐山地震做比较，的确，这表明了中国政治的进步。
中国人民，中国港澳台同胞，世界各地的华人，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凝聚了一种血肉相连的民族感情。甚至连李光耀都感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仁者爱人，急公好义，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和人性的回归。而外国人民和政府，也表现了极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向中国人民表达了美好的情意与慷慨的支援。海峡两岸人民的互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与外国政府与人民的互动，完全是在中国政治进步的基础上达到的。
但是在救灾大于一切的同时，人们特别是灾区的人民，也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严峻的提问：为什么灾区最不该倒塌的学校，大量地房塌人亡？为什么此次地震竟然没有做出一点预报？为什么灾后三天内也就是救人黄金72小时内，军队和救援人员进入不了震中地区？为什么军队在地震后头12个小时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以致错过最好的进入时间？为什么首先进入震中灾区的是武警部队？为什么甘肃的重灾区居然一周内没有被社会知晓，从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救灾支持？等等。
提出这些问题，正是为了今后避免类似的问题。同时，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的问题，需要现在就进行必要的取样，以便今后进行必要的分析与报告。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倒塌的大批学校，肯定有建筑质量问题。可是，有关政府在面对死亡孩子家长和社会公众的质问时，表现了惯常的打太极的手法与身段。
我希望，在救灾从抢救灾民生命转入安置重建后，有责任官员辞职或被追究责任。孩子们的生命不能就这样无声地消失了。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乃至世界民众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和政府。这个民族和这个政府，不是只在灾难来临时才是精诚亢奋的。这个国家的政治正在进步，在日常的制度建设中和工作中，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认真，一种道义，一种秩序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