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新加坡李光耀行政学院院长，曾多年担任新加坡外交官，被《经济学人》称为“亚洲的汤因比”，《华盛顿邮报》称其为“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思·韦伯”。马凯硕的著作主要有：1998年出版的《亚洲人会思考吗？》言论集，2005年出版的《超越纯真年代：重建美国和世界间的信任》，本书《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阻挡地东移》是其第3本著作。
当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欢迎入侵者，伊斯兰世界欢迎西方军事干预的观点是荒唐的，也注定会失败的。西方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当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约束时，社会发展会更趋完善。冷战时期，西方新观念趋于理性与开放，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在冷战后时期，西方似乎开始受意识形态禁锢，陷入了民主崇拜的怪圈，坚持认为民主适用于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抱负超越了国家行为基本规范。
今后50年世界形势具有三种可能：第一，现代化进程。消除贫困正是国际道义的内在需要，当民众脱离贫困时，社会将得到发展，促进世界更加稳定与和平，在当前亚洲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第二，西方趋于保守，固步自封。西方具有两种明确选择：与亚洲国家一道构建开放的世界秩序，或退守到政治与经济堡垒中。美国新保护主义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而且扩展到投资领域。欧洲也可能成为世界秩序适应新政治经济现实的最大障碍。第三，西方取得胜利，即世界被成功西化。西方自由民主适用于所有社会。全人类都能够实现西方世界已经取得的成就。
西方构建了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虽然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呈大幅度增长，但选举体系促使西方能够占据这些组织的主导地位。这种不民主的世界秩序是由世界上最民主的西方国家所维持的。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美国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是其在海外行使权力却是相当笨拙的，引发了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
虽然西方殖民时代终结了，所有民族国家都已经获得独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西方的支配地位依然存在。从表面上看，7国集团领导人仅仅关注应对全球挑战，而不是促进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而实际上，7国集团的表现说明了它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措施改善世界。然而，西方媒体既未揭露7国集团应对全球挑战的失败，也不承认自己在促进7国集团合法性中所发挥的作用。
过去近二十年来，非西方不再是世界历史塑造的对象，变成了塑造世界历史的主人，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尽管如此，西方学术界依然认为西方能够继续主导世界，西方放弃全球主导权，有尊严地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西方几乎都拒绝承认西方主导和控制世界为其利益服务。如果你否认自己掌权，你就不会放弃权力。西方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具有道义责任保存西方文明的至高无上性。
按照西方的视角，自由是一种绝对的美德。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是生存自由，不能养活自己与家人就不能妄谈自由，灾害对人类自由的伤害远比政治大，然后是安全的自由，再次是选择职业的自由。西方世界将思想的自由与言论的自由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中国却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中国是一个具有开放思想的封闭社会，而印度是一个具有封闭思想的开放社会。西方没有多少学者明确理解中国改革的意义，如果要理解中国，西方学者首先需要重新界定他们过时的分析框架。当前中国领导既不是纯粹的改革派也不是纯粹的保守派。
西方认为是自己解决办法的根源，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考察这些全球问题难以管理的根源。中东地区的真正悲剧是西方相信和平最终能够实现。由于缺乏国际合法性，伊拉克战争在全球引起了强烈反应。美国占领伊拉克，但却很少关注维护法律和秩序。美国不会为了伊拉克牺牲更大的国家利益。西方对伊斯兰世界战略的基本症结是根本上就没有战略，因此难以实现其中东战略的目标。
中国认识到其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准备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应对全球挑战，因此西方也必须做好以平等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承担相应责任。如果西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事实，全球气候危机和其他问题就难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大多数美国人对伊朗具有较深厚的受害者情结，美国人很少意识到伊朗人更有理由具有成为美国政策受害者的情结。西方正在丧失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美国是世界上最不可预测的国家之一，但是却希望伊朗成为世界上稳定和可预测的国家。
如果西方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扭曲了外交决策进程，其外交政策就可能失败。相反，亚洲开始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这部分地解释了亚洲崛起的原因。当前亚洲同样具有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的能力。虽然欧盟成功地将和平与繁荣带给了其成员国，成为亚洲国家，包括东盟的楷模，但它未能将和平及繁荣带给它的邻居。欧盟将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内部机制上，这种应对短期挑战的政策降低了欧盟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一直努力从其他大国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尽管中日关系存在较多困境，但是中国始终成功地确保双边关系未完全脱离正常轨道。中国没有意愿将自己的意志及观点强加给别人，比其他任何其他国家都积攒了更多的国际信用。中国缓慢而小心翼翼地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者。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衡量地缘政治行为质量的最佳方式是观察其政策的真实影响，而不是讨论其理论价值。就中国来说，历史将证明其有效地实现了与其它国家分享和平的任务。中国邻国从中国崛起中受益而不是受难。
当前全球只有四个国家具有成为领导国的资格：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没有其他国家具有能力或威望获得全球领导权。美国明显是最强大的候选国。但是美国在2008年与在1945年存在较大区别：更加不自信，与世界的隔阂进一步拉大。欧盟内部已经实现完全和平，成为以规制为基础实现区域治理的典范，但并没有将这种模式扩展到其边界之外。中国最终应该能够从美国获得全球领导权。然而，中国必须克服其仍然具有岛国意识的自然倾向。中国愿意成为全球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对领导创建全球新秩序不感兴趣。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处理好国内问题，因此根本没有野心领导世界。印度领导具有更强的普适性。印度处理文明冲突问题也远比其他国家好得多。然而，印度是这四个国家中实力最弱的而且也面临着严重的国内问题。
民主原则强调“一人一票”。但如果将“一人一票”的原则运用于全球秩序中，西方可能会产生恐怖心理。“民主共同体”领导全球的理念建立在民主具有内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然而，如果“民主共同体”的人口还不到世界人口的一半，“民主共同体”管理世界的理念本身就意味着不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联合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欧洲。因为欧洲只拥有世界上不到10%的人口，不可能拥有安理会中3个具有否决权的席位。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引进负责原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的基本原则都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拒绝承担责任的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不是唯一因为缺乏民主而面临失去合法性的全球性组织。
美国人视美国民主为世界最好的民主，美国国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立法机制，美国不受国际法的约束，毫不犹豫地践踏要求普遍遵守的国际条约与规范。美国既是执行国内法规的模范国家，又是一个国际恶棍。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美国将其国内民主机制推广到全球，可能也会最大程度地保护其全球利益。然而，如果这样，美国必须遵守相同的法律。
西方许多国家认为，只要具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安全网络帮助贫穷及无依无靠的人，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西方通过大规模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推行社会正义，但是这些贫穷国家却失败了。实际上，富裕的发达国家并没有将社会正义运用于全球。西方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自私总是胜过了利他主义，服务于其直接和短期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亚洲现代化强调促进全球社会正义，有助于促进世界秩序更加稳定。
由于文化不同，东西伙伴关系更难构建与维持。然而，东西伙伴关系已经开始构建。随着民众之间相互了解，文化差异开始显得无关紧要，甚至完全没有意义，这为创建和维持东西方伙伴关系提供了基础。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认清了欧盟并不是一个可以靠得住的朋友，欧盟失去了与东亚国家进一步建立伙伴关系的机会，减弱了欧盟在亚欧会议中的地位。欧盟未能与非欧盟成员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关系。欧盟官员称北非国家没有达到欧洲的民主及人权标准，但是当美国违反了一些基本的人权规范，欧盟并没有将人权标准规范美国。
中国已经成功地与其所有邻国建立起双赢的伙伴关系。尽管中国与东盟在历史上曾存在矛盾，但是现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与其所有邻国及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增强贸易关系与中国“轻商”的文明传统是相矛盾的。东亚国家间合作关系在加强，东盟推动多边合作的能力也在增强。欧盟应该向东盟学习外交方式，而不是相反。东盟的外交领导地位不仅产生政治收益，而且改变了地区性质，推动了许多新领域的合作。
西方世界稍微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就可以变得更加乐观：它们需要丢掉所有的意识形态包袱以及认为自己能够重建世界的幻想。世界不再能够被西方化了。世界上有许多其他成功的文明，其中许多准备在21世纪再次崛起。亚洲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表现出现代化进程构建了一个更加稳定、和平及繁荣的世界。西方需要采取的最实用的决定就是放弃孤立或遏制任何国家，任何的孤立政策都会阻止对方的现代化进程。现在美国决策者没有一个敢于提出应该与伊朗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根据政治逻辑，建立外交关系意味着政治许可。这种假设本身就说明了美国政策是多么不具有实用性。两千多年来，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建立外交关系与政治许可毫无关系。
根据民主选举“赢者通吃”原则，伊拉克什叶派自然获得政治权力，逊尼派反对是很正常的。放弃民主原则可能被认为是倒退，对美国来说将是难以下咽的苦果。然而，在伊拉克邻国中，美国最可靠的朋友都是非民主国家，而唯一真正的民主国家则是伊朗。美国不知道如何向伊拉克输出民主，更不了解如何在伊拉克构建三种势力均能够接受的新政治体系。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对伊朗的重礼。美国希望巩固伊拉克民主化，伊朗也是如此。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而不是反对美国符合伊朗的利益。从意识形态上看，美国不会与伊朗合作。但是如果美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接纳伊朗参与讨论伊拉克问题，伊朗将是美国实现稳定伊拉克局势的天然伙伴。
实用主义注定不是严肃的哲学，因为它没有试图发现或建议绝对的真理。因为实用主义对真理具有更开放的态度，英国和欧洲哲学学派对其不屑一顾。在21世纪初，当我们进入变革最紧张的时期，美国在其最需要实用主义的时候，正在放弃实用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政治和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时代。西方不要愚蠢地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意识形态逻辑在21世纪仍然还能起作用。
本书表现出马凯硕以非西方的视角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认知：当前西方在实力和机制上仍在主导世界，但亚洲力量正在崛起，西方必须关注和准备国际权力不可阻挡的东移。虽然如此，西方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丧失乐观情绪，毕竟亚洲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学习和借鉴西方试图形塑国际体系理念的基础上。西方所宣传的民主、法治及社会正义原则已经被亚洲国家所接受，并运用这些原则与西方相互合作与竞争。亚洲国家对内现代化和对外实用主义政策提高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维护了它们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权力与利益。如果西方希望维持其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必须彻底放弃意识形态偏执，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
本书的优点在于：首先，揭露了西方在国际体系中脆弱的痛楚，触动了西方的敏感话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向。其次，阐述了亚洲崛起的原因、过程与特点，强调了国际权力转移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并指出了非西方今后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运用西方规则应对西方试图维护其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再次，以现实主义视角为始，以实用主义为终，在阐述过程中，更多地运用结构现实主义的二分法分析西方与非西方的共同点及差异。最后，结构清晰，论点鲜明、论据详细、论证有力，三者相得益彰，突出显示了作者的中心思想。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仍然低估了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与政治意志，非西方任何试图改变当前世界秩序的尝试都可能遭到西方的打压，西方“民主共同体”难以将自己的民主程序推而广之，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其次，非西方尚未形成一个整体，更未形成统一的身份及意识，如果亚洲经济崛起未能引起全球秩序规则的变化，其只能充当西方转嫁经济危机，促进西方在国际体系中更强势的垫脚石。再次，对西方具有较为清晰的界定，但常常混淆非西方与亚洲的概念，毕竟非西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概念。最后，全球秩序的普适规则只是幻想，东盟与欧盟对内对外政策仅仅体现了力量决定对外战略。东盟机制的开放性及现代性决定了其实现崛起仍需要长期努力。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