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邓小平开放经济30年来，今天的金融危机和迫在眉睫的全球衰退正前所未有地挑战着中国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实际上，近几个星期，数千家制造企业倒闭和劳动力市场的大面积动荡正在严重影响着这座“世界工厂”的活力。
我相信，中国创新的发展模式很可能帮助它战胜发展中的金融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等问题。此外，如果中国能安然度过这场风暴，其作为新兴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是一系列改革进程的谨慎排序，其中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也就是说保留中国共产党（CPC）的领导地位以及现行的宪法体制。这一模式大大解放了经济、社会和官方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保留了主要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SOEs）的公有制基础，并以此作为“经济的稳定器”。
同样，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主权多数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通过保留地方党政官员的任命权来保持对政策导向的控制。简言之，中国模式结合了务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市场竞争的要素，但同时也融入了很强的国家干预。
这种“模式”的惊人之处是使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尽管中国并非实现长期发展的唯一国家（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是另外两个例子），但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曾经的贫困国家能够取得如此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的确是一个奇迹。
当然，中国也存在问题。环境恶化严重、（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不断拉大、而官员的腐败问题也并未得到遏止。国内消费也没有得到有效拓展，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国外投资。
此外，事实证明全球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中国对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造成了目前最大的问题。出口的快速下降已经造成珠三角和长三角数千家工厂倒闭，数千万外出谋生的失业民工现在被迫返回到他们位于内陆省份的家里。
这些刚刚失业的民工和六百多万新毕业的大学生加入了找工作的队伍。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可能与累积下来尚未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一起，构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危险因素。
但“中国模式”赋予了政府避免这种结果出现的工具。首先，当美国不得不等候新总统就任的时候，中国政府却能制定救援计划实施快速干预。尽管有公众舆论认为救援计划制定得过于仓促，但从过去两个月的种种迹象看，5600亿美元的经济稳定计划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其次，中国的财政盈余、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和高储蓄率都保证了充分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必不可少的财政资源基础。
第三，新的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之目的，上述领域在过去都经历过严重的投资短缺，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第四，增加对国内社会安全网络的投资不仅涉及到普通医疗和社会保险，还涉及到增加住房补贴的问题。这样做有助于缓解房地产市场需求不足，而这个问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
第五，政府援助计划中提供的农村地区增量投资将有助于缩小城市富裕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为促进家用电器在农村地区的销售，政府已经开始提供13%的价格补贴，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拉动农村消费，而且还能为主要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最后，政府还巧妙地利用媒体来维持公众的消费信心，具体做法是管理公众舆论并以此来维护公众对政府和经济的信任情绪。
多数预测显示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可以在2009年维持8%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危机的历史显示非经济因素在任何解决方案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重要。目前，普通中国民众相信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很快，而中国领导人也继续因对其能力和所付出努力的广泛信任而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这样的心理因素仍需不断进行培育。
经济危机与中国改革三十周年的机缘巧合及时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痛苦记忆，正是这样的记忆致使多数中国人反对以任何形式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日子。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坚信，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中国，一个与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的中国是今后唯一的发展道路。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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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许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