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上海宣传系统的老领导，我是1991年春天才第一次与元化先生长谈的。那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去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临行前，元化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交给我几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书稿，嘱咐我在香港出版。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思辨发微》，由此我也有幸成了元化先生著作的责任编辑。那一次他与我谈的更多的是对出版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做出版应该有一种执着虔诚诚实的热忱，以提高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水准为使命。这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与元化先生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每次从香港回沪有机会都会到他家里小坐，聆听他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见解。1993年底我回到上海出版界工作后，与元化先生的接触多起来了，不断地从他那里接受各种重要的出版项目，听取其不断深化的对思想、文化、社会的最新思考。元化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仅仅是其对在市场化过程中文化衰败和人们素质下降的悲痛和忧虑，更多的是其在整个生命中充满着极为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实践。
下面仅就《古文字诂林》、《李济文集》、《盛宣怀档案全编》三个大型文化出版工程的出版谈谈元化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文化自觉。
1993年我从香港回到上海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又兼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天元化先生打电话给我，告之市委领导陈至立、金炳华、龚学平等同志要去华东师范大学视察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古文字诂林》进展情况，他希望我也去看一看。在华东师范大学那间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元化先生指着一万多只资料袋对我说：“文字学研究是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工作，传统国学没有这种工作打基础，等于是空中楼阁。”他还希望出版界提前介入这项大工程。之后，我们按照元化先生的意见，投入人力、资金编辑这套皇皇12卷、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在他的指挥下，经过百余名专家14年的心血，出版人8年的努力，上海构建起一座中国语言文字学长城，前承祖先，后传子孙，在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留下厚重的一页。《古文字诂林》后来还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令人感动是，这部巨著出版后，人们在其中并没有找到元化先生组织者、指挥者的名字。知道内情的人士感到纳闷，有人就此问他，他说：“我就是要破这个例，现在学风不好，学术界需要打假。我又不是古文字专家，挂这个名作什么。功劳都在编纂组，他们不容易。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做些敲边鼓的事”。
李济先生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学者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2000年的一天，元化先生约我去庆余别墅一谈。他告诉我，由学者张光直先生与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共同编选八年的五卷本《李济文集》遭遇了出版难。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李济先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人类学、考古学、上古史研究的学术论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字没有在内地系统地结集出版。元化先生问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能否出版这部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学术著作。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重要选题，后来还将之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经过多年的努力，2006年，在李济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近500万字5卷本的《李济文集》出版了。这一年的7月13日，安阳获得全票通过，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从李济到王元化，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范。李济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看作是他、也是元化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迹：“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这是李济先生写给张光直先生信里的话，我想这也是说给我们今天从事文化出版的人听的。
“盛宣怀档案”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批珍贵的近代史文献资料。这批档案总约17.5万件，总字数约在1亿字左右，上起清咸丰六年（1856年），下迄1936年，历史跨度达80年。十年前，元化先生就和胡绳、顾廷龙先生等人，不约而同发出整理、开发盛档的呼吁。元化先生说：“盛宣怀档案的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可以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他吁请社会更多有识之士来关心、支持这件彰显中国文脉、有益后代的大事。在市委、市委宣传部的关心和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和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元化先生不顾年老体迈亲自出任这两个机构的主任，主持开发整理这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这项出版任务也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承担，目前我们已抽调了重要的编辑力量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争取在2010年如期出版这一巨著，已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元化先生对文化出版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远不止上述三个大项目。就拿我们集团来说，我们先后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华要籍集释》、《陈W集》、《海外汉学丛书》、《申报》与《申报索引》、“熊十力作品系列”等一批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出版工程也都凝聚着元化先生的智慧和心血。更使我们自豪的是，元化先生的著述有30余种由我们出版。像奠定他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重要地位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首先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修订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反映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思辨短简》，最早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开启了后来《思辨发微》《思辨随笔》《思辨录》《沉思与反思》等思辨系列，大多也交由我们出版；
近年来，像《清园谈戏录》《读莎士比亚》这些文化评论作品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文化自觉的形成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文化自觉本身有一个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而且在于它赖以成长的外部环境在现阶段还不尽成熟。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尔·波特在“各国的竞争优势”一文中曾经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动力及特征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要素驱动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廉价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等；
第二阶段为“投资驱动阶段”，这是以大规模投资和巨大规模生产为主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为“创新驱动阶段”，这是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为特征的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为“财富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非生产性活动（艺术、体育、音乐、保健、旅游等）的需求大大增加，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活动的衰退以及以前积累的国民财富的消耗，成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后两个阶段才会产生对高雅文化以及高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市场需求；
而中国目前正处在前两个阶段，又经历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高雅文化和学术研究等非生产性活动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市场对文化的需求主要局限在通俗和流行的层次上；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换导致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破灭，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文化在低层次上运作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导致中国文化工作者中一部分人难免缺乏文化的责任和自觉。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在通俗和流行的层面作一些出版文化工作，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出版工作者仅仅顺从于市场“短视”的本性，不从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建设和文化自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重要性，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元化先生对当今文化的悲痛和忧虑是值得我们认真重视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起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在市场经济的面前，文化界应该有对文化的自觉，对真理的担当，对人类前途的关心。在这方面元化先生想得更远，2001年，他曾经说过：“这些信念和追求并不只是一些光秃秃的冲动与形式化的口号，而是有内容的、考虑后果的、负责任的。”
“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王元化先生的文化自觉精神值得我们纪念和发扬。
原载《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