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关心大学教育品质的人士已经具有共识。通识教育的基本（而非全部）内容是讲读古代经典作品，这与通识教育所要达成的品德“教养”这一目的相关。刘小枫选编的长达近千页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北京华夏版2008，上下册；
以下简称《绎读》）前不久面世，体现了我国学界有识之士推进通识教育的努力。当笔者读到高峰枫的评论文《通识教育读本之“欠通”》（《东方早报》，12月6日），却看到一股莫名的不满情绪，让人觉得多言夸严以得人情，意必固我贤者为羞。
高文以学术姿态评学术书，一上来却说，《绎读》编者“掷出的是一枚重磅炸弹”，出言便夸诞。如果高文接下来说的言之成理，言辞欠严肃也可以在所不计。高文随之断言：《绎读》“在很多方面都未达”通识教育基础读本的要求，首要“缺陷”是“门户之见太深”。由于《绎读》选了太多施特劳斯派的文章，“《绎读》都不太像一套通识教育读本”。高文把施特劳斯的学问比作“窄门”，所谓“窄门”指的是“某一种学说或者教义”，高文认为，搞通识教育不能“灌输”“某一种学说或者教义”。高文作者还不知道，施特劳斯不仅没有、而且恰恰反对“学说或者教义”，说《绎读》用施特劳斯这道“窄门”“灌输”“某一种学说或者教义”，恰恰欠妥。美国的名牌大学最早推行通识教育，做得也最成熟，施特劳斯并非通识教育的首倡者，但的确是唯一的一位大力提倡通识教育（或称“自由教育”）的思想大家。他的一些优秀学生身体力行，长期在通识教育第一线从事教学，为通识教育写了不少绎读经典的文章。高文以选了太多施特劳斯派的文章为由判《绎读》为“不太像一套通识教育读本”，理由反倒欠通。
高文说，《绎读》“骨子里却是一套《施特劳斯派解经汇编》”。这话刚好说反了，因为《绎读》表面上就是；
要说《绎读》有什么不足，在笔者看来，恐怕首先在于“骨子里”还不全是。如果高文的意思是，“通识读本”应该“海纳”西方学界各家各派的经典解读，那么，高文作者所理解的“通”就值得商榷。“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有的学派虽解读经典，却并非为了通识教育，有的学派解读经典，目的纯粹是为了解构经典，《绎读》没有“海纳”这样的解读，完全正确。施特劳斯及其好学生在美国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最卖力，主张依从古人来理解古人，首先因为，“通识教育”具体且明确针对大学教育的通俗化取向。如果《绎读》真的成了《施特劳斯派解经汇编》，反倒是在努力达成“通识教育”的教养目的。
施特拉斯关于“自由教育”的文章（见《经典与解释6：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北京华夏版2006）早已经有中译，如果高文作者读过的话，他把施特劳斯比作“窄门”恰好表明自己可能对自由教育有“门户之见”。高文自以为是地凭自己的“窄门”之见进一步断言，《绎读》的第二大“缺陷”是“选编尺度不明”。据高文说，“编者必须广读文献，别具只眼”，从“无量数的材料中”选出精萃。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并没有说清楚具体的“编选尺度”，仅“只眼”两字看起来比较具体。既然高文认为，“《绎读》的目录无异于施派成员的‘封神榜’”，为什么施特劳斯派的经典解读就不能算“只眼”，而是“门户之见”？谁的“只眼”不是“门户之见”，高文也没有说，单单对施派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在笔者看来，《绎读》编者不指望自己“别具只眼”，选文依循做通识教育卓有成效的学界前辈，尽量汇集施特劳斯派解读经典的出色之作，反倒是慎重而且稳妥的做法。高文作者似乎熟悉施特劳斯派的经典解读，说“即使在施特劳斯派讨论荷马史诗的著作中”也有比《绎读》所选的更好的“A+的论文”，这倒像是在提供积极的建议，但高文却吝啬地不举出具体篇名供我们比较一下，仅仅在挖苦《绎读》编者上做文章。
高文指《绎读》的第三大“缺陷”是“学术规范不讲”，种种说法也颇似是而非。比如，高文指责《绎读》选文“或失之于过于专业，或失之于不够专业”，这话恰恰说得不专业，因为即便选文如此，也不应该叫“学术规范不讲”。相反，文本细节“需要立即关注”，不仅是施特劳斯派提倡的阅读经典的重要要求，也是比如解构派主张的阅读经典的重要要求，因此可以说是经典教学的学术规范，高文反倒不以为然。《绎读》中的《<忏悔录>的象征结构》一文伊始，便明白交代前代学者的研究，高文却指责该文对“‘前人之已发’似乎还未完全掌握”，因此“不够专业”，无意中在拿自己开“学术规范不讲”的玩笑。该文从《忏悔录》的象征结构入手，条分缕析，梳理全书，高文却又指责这篇文章不去“发前人所未发”，因此“不够专业”，但反过来又说另一篇文章细究文本的拉丁文细节是“过于专业”。凡此说法表明，高文所谓的“专业”让人觉得不知究竟指什么。如果高文了解“通识教育”这个“专业”，至少会懂得，理解“前人之已发”、尤其力图理解古典作家本人之所发，比“发前人之未发”更重要、甚至更困难。“发前人之未发”是现代学术风气的口头禅，与如今文科所要求的“学术创新”别无二致，对学生来说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恰恰是学风败坏之源。
在接下来的评说中，高文越发显得自以为是。《绎读》并非全是翻译西人学者的解读，其中有出自四位中国学者的解读文章，虽为数不多，也许透露出《绎读》编者的如下“意图”：中国学人当逐渐尝试自己的西方经典解读，至少这个方向值得努力。对此高文不仅没有鼓励，反倒想方设法挖苦。比如，高文说《绎读》编者亲撰的文章把《奥德赛》这个书名无一例外都写成《奥德修斯》，是因为“作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奥德赛》并非“奥德修斯”；
倘若真的如此，就应该说是个大错，高文却说“错误本身不大”。此文原刊《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9期），其中《奥德赛》这一中文书名无一例外都写成《奥德赛》，高文作者向来严谨，自己明明事先查考过，却偏偏这样子说，似乎纯粹在拿编辑过程中的失误寻开心。高文还故意说，想不通“出错竟会如此整齐划一”，为的不是拿电脑操作失误开玩笑，而是借机又把施特劳斯拿来挖苦一通：“或者真得了什么秘传（esoteric teaching）不成？”
高文用了相当的笔墨评说《绎读》编者亲撰的《哲人王俄狄甫斯》一文，与此相应的是相当别具匠心。明明看到该文开篇第一条注释已经注明伯纳德特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王》（广汉译文，见《经典与解释19：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北京华夏版2007）的启发，高文却以学术打假的口吻说，该文“不少的感悟似乎来自伯纳德特”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三岔口”和“分岔口”的分别，把作者的“我”修辞与高文自以为属于伯纳德特“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解读（是否真的“只此一家”，尚有待高文作者自己去查证落实）连在一起，然后凭自己“别具只眼”的如此发现来“涵盖”全文，说作者“抓住”这一分别“层层分析，甚至进而讨论王权和宗法的关系”，似乎整个照搬伯纳德特的文章。即便心思带有偏颇的读者都能看到，作者的“我”修辞与“三岔口”无关，而且该文着力于对索福克勒斯剧作的整体结构加以细致疏解，深入探究俄狄甫斯的“哲人王”身份问题，并没有谈什么王权和宗法的关系。高文刻意绕着弯子挖苦，已非有失厚道，亦非有失偏颇，而是比周宾正，以求尊誉。
高文的大肆挖苦让我们倒是得以看清他对通识教育的理解。高文说，《哲人王俄狄甫斯》快要结尾时“文字便变得黏稠晦涩起来了”，然后引了文中一个长句挖苦说，“通识教育读本若充满太多这样读不通的句子，不仅起不到发蒙（méng）的作用，反倒会让年轻学生发蒙（mēng）”。原来，高文作者以为的“通识”教育就是“通俗”教育，所谓《绎读》“欠通”，意思是欠“通俗”；
通识教育不是关乎教养，而是让学生“发蒙（méng）”。高文作者其实知道，所谓“读不通的句子”往往因人而异，换一个人会觉得，话说得过于“通”了。
如今的确有不少人还以为“通识”教育就是“通俗”教育，但像高文这样不仅如此认为还如此自以为是的，实在罕见。既然如此，高文把施特劳斯的通识教育观视为“窄门”，也就不奇怪了。令人费解的是，高文通篇显得对施特劳斯派的通识教育非常反感。稍微留意学界动态的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对刘小枫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进展迅猛表示不满，但进展迅猛显然不是引起不满情绪的原因，勿宁说，由于反感施特劳斯才会反感“经典与解释”进展迅猛，因为，“经典与解释”明显是在响应施特劳斯提倡的师古学风。如果谁认为这是好事，对进展迅猛只会由衷地高兴。不满文章并非独此一见，但一直不清楚的是，对施特劳斯的不满由何而来，为什么不满，因为这类文章有个共同特色，对施特劳斯提倡的师古学风在我国大学渐成风气不满，但又不直说，言辞似是而非，声东击西，专拣细小“学术硬伤”以示自己很学术、很公允。出现翻译或编辑方面的失误，不等于“学术规范不讲”，与通识教育欠通俗更不相干，这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只要有学术翻译，就难免“硬伤”，心地纯正、笃厚的读者向来体知编译工作的繁难。纵有不同所见，认真切磋论难，诚心帮忙勘误，而非在言辞刻薄上下功夫，方见出对学问的真正热忱和心思端正。
高文比其他类似文章有教养的地方在于，并不掩饰自己对施特劳斯提倡的学风的强烈反感。在提到施特劳斯及其弟子时，高文使用的“学术”修辞是“披挂上阵”、“闪亮登场”、“封神榜”，而且开篇就说：“《绎读》的编者近年来大张旗鼓地引进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策划并实施了施特劳斯派著作在华的全面‘空降’”。这话听起来简直莫名其妙，学界人士都看到，后现代派的译著早就在华铺天盖地，轻蔑过施特劳斯的伯林教授的书已经差不多全译成了中文，对施特劳斯学派吐过口水的斯金纳教授的大著甚至享有重译的厚待，却未见有谁出来惊呼后现代派搞“轰炸”或伯林、斯金纳在华全面“空降”。德鲁里（Shadia B. Drury）教授以揭发施特劳斯政治不正确为己任，她的新书的中译本两年前已经“披挂上阵”，未见眼尖的高文作者去数一数书中出现了多少翻译“硬伤”。高文居然说，“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这话说得实在不讲道理，如果翻译出版大量西方古典学书刊不是在为这个领域添砖加瓦，而是实施“密集轰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岂不早已经把中国的西方学术研究炸得人仰马翻了！
反感施特劳斯提倡的学风不是问题，有不满情绪也没问题，问题在于，有不满情绪没必要玩擅言矫辞。如果反感师古学风的话，严肃的学者会直接找施特劳斯在思想和学理上讲理，甚至也可以翻译大量书刊“空投集束炸弹”“密集轰炸”施特劳斯“学派”；
高文作者外语功夫好，完全有能力不辞劳苦“策划并实施”。解构主义学人也解读西方经典，翻译解构派著作的中译者值得感谢而且敬重，他们的辛苦使得不识外文的读者有机会找他们讲理——高文作者如果对施特劳斯的学术真的了解，要是能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反感这一学术方向才算严肃，读者也会心存感激。
即便在通俗文化盛行的时代，学术批评也不应该变得卑论侪俗。通俗文化不仅要求通俗，甚至寻求似是而非，但学术不应该“通[同]俗”；
学术批评如果上了早报或者晚报，恰恰需要更注意严肃认真地维护学术风气的良好教养，不应该执空文以誷民，以尖酸刻薄为能事，比如“让人哈欠连天的催眠药”、“自己的胃酸不够”等等。高文行文欠严肃一贯到底，最后甚至说：“下卷中有相当多的译文节选自华夏出版社2009年即将出版的新书”。高文作者怎么知道还没有出版的新书的具体内容？《绎读》从已刊的《经典与解释》丛刊中可挪用的译文不在少数，为什么没有挪用？高文所谓“相当多”的说法看来是下笔走神，不过，“编选的尺度大可斟酌，但营销战略却无懈可击”的说法就不是笔误，而是通俗文化式的哗众。
如果侪俗教育在大学文科已经制度化，如果后现代学术已经占据大学，采用“轰炸”和“空降”手段推行通识教育未尝不妥。笔者下笔此文，绝非意在与市文斗恶，见人不正，虽贵不敬，而是希翼“经典与解释”的编译者们做自己认定值得做的事情，无需理会自矜不学之辞。你们在学界开枳棘，靖噬毒，纵受累辱而无愧，“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