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的启示

　　当代英国学者克里斯·巴克在其概论性著作《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将文化研究的“场域”确定为“主体性与身份问题”“民族、种族和国家”“电视、文本和受众”“数字媒体文化”“文化空间和城市地方”等方面。按照普遍看法，这些场域是由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理查·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开辟的，相关理论家还有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尤尔根·哈贝马斯、罗兰·巴特等。不过，在笔者看来，美国经济学家托·本·凡勃伦（一八五七至一九二九）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先驱。尽管在众多关于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与理论阐释中，鲜有将他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的，然而，在深入研读凡勃伦的著作后不难发现，他的理论逸出了经济学范畴，而具有把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进行杂糅的综合素质，应该能够为当下渐渐陷入同质化、模式化困境的文化研究提供多个向度的启示和借镜。
　　凡勃伦的理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学界曾经风靡一时，他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批判性”地引进，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近年来随着《有闲阶级论》再版及他的《企业论》《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等著作中译本的相继推出，国内研究界甚至普通读者对之产生了不小的兴趣。目前人们对凡勃伦的兴趣和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纯然的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探讨凡勃伦作为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的地位，及其经济学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二是参照所谓“凡勃伦效应”（即“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大众消费现象，分析某种特定的商业心理、模式乃至营销策略。
　　倘若從更开阔的视野来看，显然还可以对凡勃伦的理论和著作进行更多层面的解读。他在一百多年前做出的很多描述和论断，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情形：“所谓生活水准，本质上是一种习惯。它是对某些刺激发生反应时一种习以为常的标准和方式。从一个已经习以为常的水准退却时的困难，是打破一个已经形成的习惯时的困难”；“如果经济方面的考虑参与了美感的构成，它是作为对于某一目的的适应性的暗示或表现，是作为对生活过程显然能有所帮助的东西而参与的”；“作业本能的倾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向往光荣的有闲和避免粗鄙的劳动这些具有更加直接的拘束力的动机所掩盖，因此只能在一种伪装的形态下出现；例如‘社交义务’，半艺术性或半学术性的研究……玩纸牌、划船、打高尔夫球以及其他种种娱乐的精通等等，都是这类表现”……（以上引文均出自《有闲阶级论》）这些论述揭示了现代人生活形态的隐秘而细微的层面，其讨论的范围和展开分析的“路数”，分明近乎如今已然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的文化研究，当然并不仅仅限于消费文化。
　　那么，凡勃伦的理论对于当下文化研究的启示何在呢？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凡勃伦不愧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其理论重心在于突出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因素。这与某些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关切有着表面的相似。不过凡勃伦所谓的“制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带有刚性色彩的外在的制度，他更留意制度的“内在”层面和非强制性的特点，他眼里的制度是人类在长期“无意识”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某种思想、习惯，是诸多能够令人类进行自我规训、自发遵循的共同准则。与其说凡勃伦意在挖掘促成人类行为的经济动因，不如说他更注重探究经济介入人类生活后的象征效应，这种效应或影响力往往是无形的，有点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基于此，凡勃伦在其著作里考察了现代社会中因经济渗透而产生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积习”（Habitus），如何牢牢控制了人类的言行举止，确立了人类从事各类行业的规则，塑造了人与人的关系乃至社会的基本面貌。虽然凡勃伦过分强调人类本能在“制度”生成中的作用，不免有些偏颇，但他既能细致入微地洞悉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又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人类生活的结构性变迁，因而他的理论与分析，比时下一些文化研究对身份、种族的泛泛讨论，显得更为深透。
　　其次，凡勃伦的理论表述大多围绕“人”来展开，处处可见“人”的踪影。它们关注经济制度变迁下人类的现代处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以及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方式、习性和态度。相较而言，当前的很多理论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易于滑入抽象而枯燥的理论玄想，或悬空的理论推导与思辨，在那些布满格言、原理和数据的分析中，“人”被淹没了，当然也就看不出人的性情和对人的关怀。这正是当代学者渠敬东所抵制的“方法主义”，在他看来，“方法主义没有独立的人生经验和认识观念”，从而导致研究中“学问与生活的分离”，而消除这一弊端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去理解“构建生活的结构机制”，具备“感同身受的能力”（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二0一六年四月刊）。从人的角度出发，凡勃伦批评了正统经济学所依赖的快乐主义心理学基础：“快乐主义关于人的观念是把他当作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同质小球一样摇摆着，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快乐主义的个人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原动力。”（《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他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已成“制度”的种种习性（爱好或趣味），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异化：“我们对一切社会革新会本能地抱着反感并加以排斥，这种观念当中含有的一个最初的、最轻率的因素，就是这类事物在本质上是庸俗的这一感觉。”（《有闲阶级论》）其间隐含的批判和反思意识，有别于某些文化研究看似中性、实则趋于刻板的论述和判断。而凡勃伦理论对“人”的凸显，对抽空了人之血肉和感知的文化研究无疑是一种警醒。
　　再次，从理论切入点来说，凡勃伦重视人类生活的物化形态和物质属性，他善于透过器具、物品、场所等人类文化的载体，剖析其背后那些支配人类行为的微妙心理，解释寄寓其中的丰富内涵。比如，他的《有闲阶级论》在探讨“金钱的爱好准则”时，以汤匙为例，指出虽然手工银匙不及机制铝匙实用，但由于前者所用材料的价值高于后者，加上由此给人带来的“荣誉性”，所以二者获得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这实则是“明显浪费”的心理使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家具、住宅的消费，草地、公园的布置以及一些“宠物”如鸟、猫、狗、马等的驯养。凡勃伦写道：“鸟在驯化动物中是属于荣誉性一类的，它之所以能够在这一类占一席地，完全是由于它的非生产性质。”在这点上，凡勃伦的分析与海德格尔式的对“物”的形而上沉思不同，有着更具体的现实指向。
　　可以看到，近年来国内学界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历史及社会文化现象，推出了一些值得瞩目的学术成果。如扬之水的研究，由对“名物”的“考古”而进入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历史的细部，呈现了一番别样的物与人及文化的风貌，拓展了相关研究的视域和方法；汪民安的《论家用电器》以细腻的笔触勾画了使用数种家用电器的个体日常经验，并展开了对于“物”“自身的特定命运”的思考，“试图通过记录这些电器经验来记录这个时代”。此外，前几年我自己针对酒吧、咖啡馆、服饰之类所做的“大众文化研究”，在思路上似与凡勃伦的理论有相通之处，但论述的深度和对问题关联域的把握，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