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建构
摘 要：民主黨派作为新时代的参政党，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各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经历了从排斥到互动、从互动到共识、从共识到认同的历史进程。新时代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面临诸多挑战，既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威胁，也有社会转型升级的影响，还有民主党派自身思想建设困境，这些都冲击着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新时代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可从构建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制度基础、强化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整合民主党派成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等路径来进行。
关键词：民主党派;参政党;意识形态认同
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意识形态建设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紧迫且必要。民主党派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民主党派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伴随新时代社会矛盾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如何应对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出现的挑战，增强新时代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我们强调民主党派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和同行，但如何真正做到“三同”更多是从行动与做法上强调，缺乏从意识形态这样的层面来思考，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虽然一直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将之提升到意识形态认同的高度来思考还不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建构。
一、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历史进程
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经历了从排斥到互动、从互动到共识、从共识到认同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的发展而推进的，也是民主党派逐步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一）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
中国大多数民主党派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孕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1]。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及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早期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主张是相当排斥的。
早期民主党派不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排斥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打出“反蒋排共”的旗号。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其政治纲领既主张代表农工利益反对资本家阶级，但又否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2]27。第三党甚至公开说：“我们认为共产党现实所采取的手段……不过是代表极端情感的爆裂，而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3]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主张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推翻三民主义、实行马列主义的理想，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当时，以乡村建设派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右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直接采取否定态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策和共产主义纲领;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左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排斥态度，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最高理想等纲领和政策。
（二）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互动及政治共识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从排斥走向政治互动，并肩抗战。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4]。对于当时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各民主党派深感失望，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修改的党的总方针中指出，要“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5]。各民主党派通过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或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或者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广泛宣传全民抗战，或者尽其所能给予抗战各方面的支持与援助。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共同抗日的政治互动过程中展开了初步合作，形成了浅层的“救亡图存”政治共识，这为解放战争时期深层政治合作与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建国成为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在重庆谈判过程中，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民主化、和平建国等政治主张，为“双十协定”的签订作出了重要贡献。双十协定被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后，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信念出发，通力合作，为共同的政治目标——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形成了深层的“和平建国”政治共识，开始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1948 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彻底抛弃对蒋介石的幻想，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转而支持新民主主义，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之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承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学习与思想改造、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等阶段。
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主党派的政治思想建构。新中
国成立之初，民主党派在承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主动学习，不断改造思想。一方面学习《共同纲领》，另一方面也加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6]。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民主党派的政治思想学习问题，提出“团结、建设、进步”口号，设立专门学习小组，帮助各民主党派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热情地帮助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和发展，提高他们为实现《共同纲领》奋斗的水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建设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2]131
在政治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各民主党派在维护社会秩序、助力经济建设、发挥知识专长、参政议政等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其政治思想，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反革命势力、特务、土匪、反动党团骨干、恶霸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四处流窜，大搞破坏活动，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各民主党派团结所在阶层，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孤立反革命势力，为新中国之初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贡献力量。面对新中国一穷二白、没有完整工业体系的现状，民主党派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影响，引导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助力国家经济建设。各民主党派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为新中国经济、科学和文化建设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所占比例较高。据 1955 年的统计，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副）教授占全国总数的 28%，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更达 1/3[7]。他们利用自身知识专长，积极为新中国科学、教育、文化和经济建设服务。此外，民主党派人士通过自身的影响，吸引一大批人才归国贡献力量。民主党派也积极通过人大、政协等渠道，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以及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和民主监督。如 1954 年 3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各民主党派向自己的地方组织发出通知，组织全体成员参加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与宣传[8]。1954年 9 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与会代表积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并建言献策[9]。
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参与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消亡，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也随之
变化，“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0]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进一步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第二，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的思想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各民主党派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在新的历史阶段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党派各级组织遭到破坏，多党合作制度也形同虚设。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民主党派从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变为参政党，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进入历史新階段。1982 年 1 月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的 16 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1]。1989 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民主党派
是参政党，赋予参政党“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重大职责和使命，并将这一制度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1993 年 3 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使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得到宪法的保障，进一步在宪法最高层面保障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
民主党派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阶段，参政议政、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积极性增强，也增加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上的共识，增强了民主党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新时代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发生变化、民主党派自身发展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面临诸多挑战。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威胁、社会转型的升级以及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建设困境，都影响着各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的认同。
（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威胁着民主党派的意识形态认同
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对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带来挑战。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大众传播工具，处于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前沿，其影响不可低估，“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大众传播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现象的性质与范围具有巨大的后果……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媒介。”[12]
当前西方国家利用新媒体强化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呈现出渗透对象全员化、渗透途径更加隐蔽、渗透领域广、渗透主题多、渗透立体化等新特点。西方国家通过占领意识形态渗透平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文化输出和全员渗透等方式进行全方位立体渗透[13]。这增加了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阻力：一是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面前可能失去辨别力和判断力。西方国家以新媒体为阵地，通过所谓揭秘历史、热炒问题、揭露“真相”、传播谣言等来混淆是非，
让民主党派成员在大数据时代多而杂的信息冲击中，易被西方意识形态吸引和诱导，失去辨别力与判断力。二是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在西方文化渗透面前易失去政治警惕性。西方国家不断输出其文化产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通过大量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互联网等，宣扬其“普世价值”与意识形态，甚至通过评优评奖来诱使人们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文化。这些易使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种文化产品消费和交流中被诱导，失去政治警惕性。三是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在西方精英培植渗透方式面前易被利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实施“精英培植”策略来培植其代言人，延展其意识形态渗透范围，新媒体时代，“精英培植”涉及的领域更广，不断渗透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培植方式多样，如拉拢、收买、课题资助等。在新媒体时代，一些被培植的“西方代言人”以“伸张正义”“维护公平”“爱国”或“道德”的名义鼓动人们搞“街头政治”或“民主动乱”[13]，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可能会被误导、利用。
（二）社会转型升级弱化了民主党派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阶层不断分化，经济利益不断调整，这对人们思想、观念、心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巨大。人们思想呈现出多元、独立且易变的特点，加之互联网、手机、数字媒体等新媒体发展迅速和普及，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这些也影响了民主党派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首先，民主党派成员多元政治观念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因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及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等存在一定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导致政治观念的差异。各民主党派由社会不同阶层群体构成，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会形成多元的政治观念。多元的政治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导致对其认同弱化。
其次，民主党派成员价值取向个性化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转型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增强，民主党派成员也不例外，其政治价值取向个性化，不同成员都用符合自身利益的态度看待社会，
看待意识形态，这会影响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民主党派成员政治价值取向个性化如不及时正确引导，会严重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削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最后，新媒体时代社会“泛娱乐化”威胁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转型期社会世俗化，人们生活方式泛娱乐化，“‘娱乐道德观取代了强调干涉冲动的‘向善道德观”[14]，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这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构成威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是权威严肃的，而社会转型期人们生活方式的泛娱乐化，加之新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渠道多元化，必然使受众对权威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产生距离，这就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作为社会一员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新媒体时代也难免会受“泛娱乐化”社会环境影响，疏离严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三）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建设困境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民主党派思想建设是民主党派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增强
民主党派成员思想认同和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也是更好提升其政治认识能力、提高多党合作能力和水平的需要。但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建设面临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转型期民主党派组织权威减弱。从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结构来看，较为松散，组织权威和约束力较弱。民主党派的组织权威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权威相比，其组织管理比较松散，对成员的约束主要建立在成员自觉认同基础上。科尔曼指出，“如果权威关系的建立不是以行动者自愿转让控制行动的权利为基础，权威的施行就必须依靠强制力量。”[15]这表明权威关系的展開要么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要么离不开一定强制力量。民主党派对其成员的管理更多依靠成员的自觉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党派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当前民主党派成员对党派的自觉认同减弱，党派领导的影响力也不如其老一辈领导人，民主党派组织权威更加弱化。民主党派这种松散、权威弱化的现状减弱了对其成员的思想政治约束力，因此依靠民主党派组织对其成员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转型期民主党派成员思想更加复杂。随着社会的
发展，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构成更加复杂，使党派组成界别的边界一步步模糊。民主党派成员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增多，成员更加分散。这些新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他们处于“体制外”，职业流动性强，群体分布相对零散、组织困难。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心理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思想比较复杂，在社会组织参与的活跃程度上，往往低于体制内群体。当前，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源于不同工作单位、不同职业和阶层，成员差异较大，加之受社会转型和新媒体的影响，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呈现出多元、独立且易变的复杂特点。这些都不利于民主党派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
最后，民主党派思想建设还比较薄弱。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缺少专业专职思想建设工作人员。要开展思想建设工作，离不开专业专职的政工人员。然而绝大多数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缺少专业专职的政工人员，甚至兼职的政工人员也缺乏。这种现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也极大地限制了民主党派对其成员日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从经费保障来看，民主党派也缺少经费
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尽管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可能不需要多少经费，但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离不开经费的保障。因为集中的意识形态教育培训往往需要租场地、聘请专业方面的专家作报告，这些教育培训活动如果没有经费的保障，则很难开展。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民主党派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经费来支持开展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三、新时代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路径
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既有优良的历史传统，在新时代也面临诸多挑战。新时代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
（一）建构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从中国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6]，是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同创建的，是提升民主党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制度基础。在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
的实践中，各民主党派深化了对多党合作制的认同。新时代应在推进多党合作制度法制化建设和增强民主党派参政党角色认同的过程中，强化民主党派对多党合作制的认同，不断提升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其一，推进多党合作制度法制化建设。推进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从创立至今已 70 多年，1993 年 3 月召开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多党合作制度载入宪法，开启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制化进程。2015 年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依法有序、积极稳妥，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7]4;“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各自章程开展协商”[17]16。这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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