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话“现实”：“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递嬗谱系及其当代建构
摘 要：在学术争鸣的百花园中，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日趋成为一个显性理论领域。其中，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生成动因是其所确立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列宁则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依托，彰明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亦根源于马克思，却意在突出“文化渗透”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特殊意义。将深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融合新时代中国实际予以解读，进而探知其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尤为必要。
关键词：“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渗透;人民利益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意识形态”理论历经多次流变与转向，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其衍生品，占有重要的思想地位。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有人认为与马克思、列宁毫不相关[1]。考察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文本，的确未能显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但深入研读其著作，从其所阐发的“一定的
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3]558 等理论观点即可推知，其“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早已有之。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征象。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4]。鉴于此，理性择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深入开掘其意识形态理论中深邃的领导权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意义重大。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以“唯物”为基础的哲学阐发 马克思虽未明确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也未曾正面回答“为什么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会获得领导权”的问题，但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考察，依旧可见其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内在机理的深入分析。
（一）理论根基：物质条件即决定思想状况的基础 在哲学视域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被当做“本原”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物质状况和阶级地
位决定了其思想的状况和地位，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质言之，观念上的东西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还是物质的东西，即如马克思所言，“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就此而论，任何个人都无法脱离现实世界而创设出一个跟现实社会毫不相干的虚拟世界，而观念世界的东西都不过是物质世界的显影，并不可避免地展露出物质世界的印痕。诚如马克思指出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152 这一过程不决定观念，而决定着意识形态，即受物质基础规约的社会活动形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系统阐述国家与人权以及国家与其“自然基础”的关系，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显然，马克思在那时就已意识到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础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国家，而是人们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故而，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其代表的阶级对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占有之间关系甚密;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进程在本质上与其所传播的意识形态具有目标的同一性、发展的互通性和功能的吻合性。
（二）意识维护：统治阶级思想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指出，在每个时代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178。这一观点揭示了统治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客观实际，是意识形态在文化层面的外在阐发。在这里，马克思并未使用“领导权”这一概念，而是用“统治阶级的思想”言表其意，尽管名称相异但问题的实质并无不同，因为从阶级取向和最终定论来看，“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6]420 溯寻历史可以发现，统治阶级思想家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6]179 从实际行动来看，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既是物质生产的支配者，又是精神生产的控制者，将对其所处时代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调节。但有时，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权力和不同成员之间也会爆发冲突，但这一状态并未有想象的激烈和持久，因为一旦整个阶级的统治遭受威胁，这种冲突的“幻象”行将自动消失。因而，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即表现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统治阶级在“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支配着
精神生产资料”[6]178，这一做法意在控制民众思想，以巩固其“领导权”。
（三）力量转化：理论诉诸实践即所谓“武器的批判” 在马克思的视阈中，“批判的武器”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9，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9。马克思通过将意识形态批判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相结合，觅得一条通往意识形态变革的现实途径。在“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理论如何才能说服人”亦是实际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9 在这里，主体择取相宜理论和理论诉诸适当主体的互动过程，既是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同化民众思想的过程，也是统治阶级宣传其意识形态、逐渐获得领导权的过程。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有赖于一定的思想宣传和教育实践。从马克思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很多诸如“蛰居书斋”“书斋学者”的字样，而根据其阐述语境可感受到浓厚的批判意味。他总是强调，理论必须走出书斋，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相统一的关节点在于走出书斋，惟其如此，才能脱困于抽象思辨。其道理在于，
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对现存或既往阶级革命、社会活动实况的普通描述，而非以所谓理论家、改革家的思想作为参照。
二、列宁“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以“革命”为线索的理论证成 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视角，列宁无疑是系统论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制度建设之间关系的第一人。列宁在夺取政权、创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過程中，构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模式，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领导权”理论。其“领导权”理论对 20世纪中期赓续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影响巨大。从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与社会主义制度生成的视角来看，列宁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与“革命”紧密相关。
（一）理论习得：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提供思想指引 任何指导思想都是推动时代发展的进阶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对于俄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列宁以唯物史观为逻辑起点结合俄国实际，指出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
变成科学”[3]273。其指导地位一以贯之，进而消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胜利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同时，列宁还秉持这一观点——革命理论在工人阶级中自然生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列宁在马克思与卡尔·考茨基观点的启发下，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论”。他指出，俄国革命党的现实任务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3]285。列宁“灌输论”的实质是驳斥工人运动的自发，提倡自觉。而何谓“自觉”，即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唤醒沉睡中的工人阶级意识，以掌握工人阶级领导权，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其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正如“灌输论”所强调的，“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引领社会思潮”[7]。
（二）“刚”“柔”并济：“两手”策略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应然路径 策略是革命斗争的指南针。正确的策略能够指导革命走向胜利，错误的策略则会使得革命遭遇挫败。夺取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关键在于革命策略的运用，也在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由谁掌控。为争得群众广泛支持，列宁认为，要充分利用“两手”策略，即革命口号和武装起义。一般而言，革命口号能
以其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述，激发出革命队伍中万千革命志士的坚强意志。列宁指出，“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8]86 从列宁在革命斗争中使用的口号来看，其具备高度的策略性。以苏俄革命中最典型的口号之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为例，这一口号的始点和旨归是让国家政权以和平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如果说“口号”属于柔性范畴，那么“武装起义”则属于刚性范畴。俄国临时政府的推翻，与武装起义密不可分。列宁指出，武装起义要旨有三：一是依靠先进的阶级;二是依靠全体人民的革命高潮;三是充分把握革命进程中的“转折点”[8]274-275。从革命实践来看，通过在武装起义过程中对口号的运用，使革命者在无形中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熏染是苏维埃政府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应然途径。
（三）党的领导：革命组织保障无产阶级革命行稳致远 革命组织与革命理论、革命策略一样，对于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意义重大。列宁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3]526，而巩固起来的革命力量主要源自于被资本主义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资本强迫劳动所压抑、
被抛到赤贫的“底层”，因此，在其争权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3]526 这个革命组织，无疑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孕育之初，列宁就已意识到，党内的首要任务是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培育民众自觉意识，促使百千万劳动者凝合而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而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党的引领和党员意识的觉醒。质言之，党员要同时担纲起“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等多重角色，“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9]，竭尽所能地提升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能动意识。为进一步巩固革命成果，列宁主张党内需要组织严密和权力集中。在列宁看来，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不仅对党员自身发展不利，甚至会直接危害到党组织的未来发展，所以，“每个党员都要对党负责，党也要对它的每个成员负责。”[10]由此观之，革命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但是革命斗争取得胜利、获得领导权的重要一环，而且能够使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工人队伍中得到广泛传播，进而提升党组织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三、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以“渗透”为要领的实践哲学 追随马克思和列宁的步伐，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强调影响意识形
态的因素是理性和文化而不是纯经济力量，首次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可以说，这一理论是葛兰西在工业社会的时代语境下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展开社会主义改造的有益尝试。
（一）市民社会：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场域 市民社会，是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立论基点。葛兰西认为，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上的顺从外加文化上的控制，并形象地描述了其组成结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11]218。在论及“市民社会”时，葛兰西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夺取和巩固政治权力。于他而言，市民社会是一种维护政治权力的现实工具，因而，市民社会的功能自形成以来就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直接促使其生成了这种观点——“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1]38。亦即在掌握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政权的统治和巩固仍需不断建构其意识形态领导权。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已成为掌握国家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基于此，葛兰西提出，率先完成对市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是赢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依靠“强制力”来获得，相反，它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具体表征，也是领导者基于自身思想的先进性所产生的吸引力的外在展现[12]。因此，国家越往后发展，其维护统治的暴力特征越淡化，对市民社会的争奪和控制越显著，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也将愈加激烈。
（二）“有机知识分子”：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鲜活力量 “有机知识分子”虽然不是葛兰西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却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葛兰西若干思想组成部分之间，“有机知识分子”始终发挥着近似于“中介”的效能。在他这里，“有机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具有智识能力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最高阶层能创造“各类科学、哲学、艺术”，在最低阶层能管理和宣扬“早已存在的、传统的、日益积累的智识财富”的活动家[11]7-8。葛兰西始终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统治阶级地位的获得不仅是生产方式革新的衍生品，也是意识形态霸权作用的结果。而所谓的“意识形态霸权”也并非以暴力的手段强制施行，它是透过不同制度的制定来使广大群众乃至被统治阶级“默许”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观念。这预示着在意识形态霸权确立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拥有某些极为重要的功能。葛兰
西将“有机知识分子”形象地比喻为“统治集团的管家”，认为“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没有组织的”[13]。他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关节点在于，打造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并以这一队伍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逐个夺取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继而赢取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意”，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以及社会主义政权。
（三）“阵地战”：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形式 “阵地战”和“运动战”是军事学中的专业术语，葛兰西借以指代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方式。葛兰西指出，东西方社会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东方国家中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并未出现“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而在西方国家中，“市民社会”已趋于成型，“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刻就会显露”[11]194，二者相互作用。基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特征，葛兰西认为革命境遇的时空间距决定着革命斗争的实施路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市民社会，每一个国家市民社会的成熟度和发展水平并不相同。通过对以俄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葛兰西认为
实施“阵地战”才是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同时“阵地战”也是以无产阶级为中心消解固有文化、重构新型文化的革命路向。“阵地战”过程中，在无产阶级将战场转向市民社会之时，资产阶级无疑也将加入这场“市场份额”争夺战。因而，无产阶级必须竭尽全力利用“阵地战”扩大自身影响力、渗透其意识形态，最终赢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此外，葛兰西指出“阵地战”过程中需要人民群众做出“巨大的牺牲”。所以，无产阶级需要在“史无前例”的传播意识形态活动过程中获取人民群众支持，这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阵地”的巩固非常重要，否则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阵地”领导权的维护都将难以为继。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路径 在意识形态领域，伴随新时代而来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影响甚深。现实的状况亟需理论的指导。当前，需深入挖掘和整合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等人“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中的内容，从整体上对其进行“中国解读”，进而凝练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启示。
（一）“心”“脑”融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党的坚强领导相统一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大脑，那么共产党的领导则是心脏。关于“大脑”与“心脏”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曾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6]16 他形象而又深刻地阐明了哲学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内在关联。以中国现实为叙事视角可以推知，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导中国实践的“大脑”，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则是保证社会繁荣稳定的“心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党的坚强领导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党为执政建设的归旨是其根本立场。坚持这一根本立场，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14]，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之中的根本观点。唯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中阅读
品味，才能参悟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以唯物辩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5]664 易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刻板教条，而是动态方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换来今时之美好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大脑”与党的领导“心脏”相结合的有力诠证。
（二）“知”“行”合一：保持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习得与实践检验步调一致 一定意识形态的崛起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的降临标志着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需要将意识形态的本体作为“解释”世界的始点，不断提炼和凝聚理论的精粹。具体而言，一是要充分挖掘其理论内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巩固和加强需具备较强的理论说服力，而其说服力的获得，就要从本质上挖掘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新时代内涵。二是要整体建构其理论体系。理论的内在张力彰显理论的外在魅力。可以说，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体系的建构是显示其张力、凸显其魅力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三是要科学把握其理论前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必须拓宽理论视野，以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
理论的习得必须通过实践予以检验。在实践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其重要性。马克思曾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135 从物质生活实践的视角考察意识形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当前，我国意識形态领导权建设决不能背离其理论中这一思想主旨。因为作为一项影响我国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实践活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庄严使命和价值诉求的彰明，需要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将之诉诸实践。透过实践论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立源于人们在实践中生发出的思想观念体系，可显见其深刻的实践源流。鉴于此，必须立足于实践，最大程度地映现客观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种经济体制的实践变革将随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维持原状或整体转换[16]。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应以尊重意识形态规律为前提，激发社会主体的实践动力，进而推进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显”“隐”互动：加强意识形态显性灌输与隐性渗透的有机融合 显性灌输和隐性渗透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二者缺一不可。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中，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都强调理论灌输与隐性渗透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5]2，而这种“意识”不会在人们头脑中自然生成，必须由共产党将其灌输或渗透进去。其实，意识形态工作中显性与隐性之分并非将二者截然对立，显性灌输与隐性渗透分别诠释了意识形态工作功能发挥的两种不同范畴。
从意识形态的传播规律来看，对于思想、价值观念等精神生产的传播，不能仅依靠灌输与宣传手段，因为“宏大叙事中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用法在于它引导我们去关注个别政治学说、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17]。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人们处在无意识的情形下，以多种形式产生持久的影响才能把意识形态更好地深入到个体的意识中。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和转换，但却未能很好地满足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在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人民群众接受内化的
一致性方面，必须坚持意识形态的显性灌输与隐性渗透相结合，不断提升传播主体各项能力。从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来看，那些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思想洗脑”“自由压制”的人，实际上是在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其也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初衷——“以人民为中心”——背道而驰。面对这一境况，就需在意识形态灌输与渗透之间找到“平衡点”，尽可能多地以隐性方式潜移默化地向广大民众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引起广泛的价值共鸣、为人民提供精神寄托，进而达成普通群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正如毛泽东所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18]，使其在耳濡目染中认同和接受共产党领导。
（四）“智”“创”并举：重视知识分子和话语创新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 在探索革命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进程中，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均对知识分子重视有加。历史照进现实，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知识分子无疑应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11]5 在我国，知识分子
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中坚力量。因其掌握较好的文化知识，具有认知社会历史现象和把握时代脉搏的敏锐嗅觉，在社会意识的觉醒方面始终走在自发的物质运动之前。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中，知识分子应凭借其深邃的观察力和洞察力，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引导民众准确辨析各类社会现象，传导正确世界观、价值观、正能量等，进而成为“有机”的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对于排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贫乏”、表达“缺位”，延展传播空间和影响力意义重大。当前，要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作为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创新旨归，进一步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本体和实践创新。其一，整合意识形态传播的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社会形态话语内容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融汇于学术话语创新中，进而通过学术话语整合官方话语，对不同的言说对象采取不同的话语言说系统。其二，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赢取意识形态传播主动权。目前我国已进入媒介交融时代，传播生态、受众需要等变化显著，创新意识形态传播介质势在必行。因此，在遵循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要
尽可能构建话语体系和传播媒介的协同创新，将意识形态有机而巧妙地融入到各种媒体中，借助现代传媒制造繁盛热烈的话语空间和公共领域。其三，戒除纯粹理性的观念和说教，将意识形态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宣传政策文件、阐释社会问题过程中，应避免说“官话”“套话”和“空话”，以接地气的“常识”话语表达传播到群众中去，以群众听得懂、喜欢听、能互动的生活话语与其展开互动交流，提升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感，进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结语 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日益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课题。这就可以从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理论中汲取有益成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客观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历史与现实雄辩地证明，所谓的“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是领导权之争”[19]。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关涉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命运前途、民族兴旺发达和
广大民众切身利益。考察世界发展史和世界政党兴衰史可以看出，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民心之争，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才能最终不断巩固和提升其意识形态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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