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根据《文化与教育》及《新亚遗铎》两本文集，梳理钱穆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其一，阐发先生“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的高等教育思想及独立学院制与导师制的办学实践；其二，阐发先生“你须先求成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的高等教育思想及通识教育与专门选修相结合的办学实践；其三，阐发先生“我们的课业则须学术化”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同学学术讲演会、文化讲座等办学实践；其四，阐发先生“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的高等教育思想及注重中国文史教育的办学实践。
关键词：钱穆 导师制 通识教育与专门選修 课业学术化 中国文史教育
1 “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新亚学规》第一则言“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钱穆认为高等教育不单单是教人求知识，学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人把知识、技能与为人融通合一。 [1]1959年3月2日，钱穆有“知识、技能与理想人格之完成”的讲演，讲演中，他谆谆告诫，“每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有四件重要法宝。首先第一件是知识，此一件法宝，一半得自教授之传授，另一半须由自己去探讨。第二件法宝是技能，此一件法宝，则全须赖自己练习。第三件法宝是自己的品格，这一法宝，更需要自己修养，自己锻炼，而且与第二法宝不同，因其不能与人以共见，只藏在自己内心知之。第四件法宝是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一件法宝，更无凭据，无把握，有待于出了学校以后之逐步努力、逐步完成。”[2]
为使学生能将“求学与做人”融通合一，钱穆积极提倡独立学院制，实践导师制度。独立学院制是钱穆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改革大学制度议》所设想并提倡的，导师制度是钱穆在新亚书院中所实践的，要而言之，虽然名称各异，但两者的用意是相同的，都在于使“先生除却督促学生在本课程之进修外，他还能使青年在理想上、精神上、人格上，有所感召，有所启示，有所扶掖，有所奖成。这样的一位先生，他不仅是经师，更成为人师。”[3]
独立学院制即使文哲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矿学院等单独成院，使 “全校教授，最多亦不致超出二三十人之数……教授之于学生，纵不能一一全识，亦必认得其十分之六七。而学生之于教师，则大抵皆可全识，不致路途相遇，掉臂而过之。” [4]只有这样，师生才能以人格相感化，教师就能以他的精神、他的魅力影响学生，让学生不仅获得知识与技能，也获得心灵的成长与精神的陶育。
在新亚书院，钱穆则积极实践导师制度。新亚书院的《招生简章节录》中，钱穆写到新亚书院将“采用导师制，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生平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做亲切之指导。”[5]
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在新亚书院所施行的导师制度，乃是将中国传统书院精神与西方导师制度充分融合的产物，其“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真可谓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既笃守本国历史，又发扬了时代精神。
2 “你须先求成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钱穆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分科分系、支离破碎的状况深感痛心，他认为唯有在大学提倡“通识教育与专门选修相结合”的课程体系，方能对学生个人以及国家社会有所裨益。
为此，钱穆在新亚学规第九则有“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之言， [6]在《大学改革制度议》中，钱穆有“扩大课程”之建议。其言曰：“窃谓每一学院之课程，应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7]
《改革大学制度议》中已颇设想及于“通识教育与专门选修”相结合。这就是上文已谈及的“扩大课程”议。创办新亚书院以后，钱穆乃将此种设想付诸实践，孳孳为务，予青年以广博之智识，开通之眼光，豁然之胸襟。在《新亚书院沿革旨趣与概况》中有“本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各就其才情之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知识与专门技能之途径与方法，务使学者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整个人生中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之言 [8]
那么，具体观之，通识教育与专门选修相结合是怎么实施的呢？笔者根据《新亚书院沿革旨趣与概况》总结如下。
新亚书院各系均有的通识课程为文选、英文、哲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中国通史七门，专门选修课如表1所示，各系各组不同，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俾使学生各就性情所近，以得学问之滋养与润泽。
有“通”有“专”，有“博”有“约”，如此为学，既可不偏狭而无所通，又可不泛滥而无所归，诚今日大学所应借鉴也。
3 “我们的课业则须学术化”
钱穆力主课业的学术化，在《新亚遗铎》中其有言“同学们选一门课，应该使这一门课成为一个研究集团，选课的同学，即是此集团中一研究员，是来研究这一门课程，这一门学问的。”[9]钱穆认为，高等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听课、应考的低水平层次，而应该使师生抱着“研究”的态度来上课。
课业学术化最好的表现便是阅读写作与开会研讨。钱穆特别提到了“表现”的风气，“表现”即指师生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他想，“最好是每一系，每一课程，都能有读书报告，或课外论文习作”，[10]他希望《新亚生活双周刊》中能多一些学生的学术文章，学校及各系各会也设立自己的出版部与出版物，出版师生的研究成果，养成良好的学风，彰显大学的真价值与真精神。除阅读写作外，钱穆还提倡学生自主组织研讨会等探讨学术问题。
钱穆的主张在现实中得到了落实。十四年间，新亚书院学术氛围浓厚，师生皆以一腔真精神从事于研究，满怀热血致力于探讨，或讲演、或写作、或开会，让中国学术之花盛放在殖民地气息浓烈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