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奇迹之外，同样存在依托服务业发展带动GDP大幅增长的内地奇迹。降低客户――生产企业的交易成本。以第三产业支撑第二产业的发展；以制度创新。赢得立足之地的华南城模式正在被中部与西部省区的城市强烈克隆。
经过差不多近两年的沉淀，包括过滤了一些与出版内容所涉及的关联性不大的资料后，我及我的伙伴在收集、整理、添加相关背景与研究性文字的基础上，要编辑出版一本名为《博鳌亚洲论坛深圳高端服务业国际会议演讲文集》的书。
在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中迎战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眼下正在致力发展方式的转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出有效的刺激经济计划。在这样一个时候，出版一本危机爆发前的关于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会议的文集，是一种怎样的考量，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我们试图能说服自己的，似乎是它的“重要性”。这些年，作为在深圳举办一些国际国内高端论坛的参与者，我们觉得这“意义”首先表现在加入WTO后，特别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签署了“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即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后，我国经济在与外部、内部互动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轮发展服务业经济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30年间，以珠三角地区最先启动，中国制造业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成功地复制了亚洲四小龙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沿海地区经济起飞，“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纷纷成为沿海工业体系的代名词。而“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的进一步发展。又直接带来一个新课题：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而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的地理聚集和区域集中，又带来面向城市化的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问题。
与举行博鳌论坛深圳高端服务业会议异曲同工，国内也早就有人“发现”了这个“变革的浪潮”：一系列关于发展服务业、服务经济的研究与报告、甚至《纲要》，不断地闪亮登场。随手可举的就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江小娟主编的财经蓝皮书：《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结构)；王子先主编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报告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何德旭主编的财经蓝皮书：《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中国服务业30年：1978―2008)；商务印书馆2008年7月出版的《大都市服务业区位理论与实证研究》等。
深圳的优势之一，就是不会在等待中过日子。出版这本以特殊方式汇集的文集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及我的伙伴2008年承接了一个课题――华南城模式研究。作为一个从物流业起步的深圳华南城，在顺应服务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抓住了珠三角制造业发展需要生产者服务业支撑的“小趋势”。做成了集成服务的商业模型，在为别人提供尽可能多且专业的服务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由运输物流供应商向一站式综合服务提供商的转变，从而在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业集成交叉点上点面结合，深入扩展，降低了客户――生产企业的交易成本，以第三产业支撑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以制度创新，赢得了立足之地。华南城的模式正在被中部与西部省区的城市强烈克隆。
服务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比如深圳从1991年到2008年，不自觉与自觉中已发展服务业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由当时的116亿元增至3984亿元，增幅达34.35倍；再比如2008年，深圳市福田区依托3年前开始的总部经济(世界500强在福田投资的企业达92家，另有280家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在福田区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实现GDP1498.24亿元。同比增长10.2％。有统计数据指出，福田区经济结构呈现“双超70％”的特点，即第三产业占GDP 84.0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又占第三产业72.2％。现在福田区人均GDP达1.85万美元，地均GDP和地均税收分别高达19.2亿元／平方公里和5.2亿元／平方公里，是深圳市平均水平的4.8倍和3.5倍，成了抵御金融危机广东省的标杆。
仅一个市服务业17年的增加值就比2008年贵州省的GDP还多600多亿元；仅依靠第三产业，就可以占GDP总量的84.08％。这说明在香港奇迹之外，同样存在依托服务业发展出比较优势的内地奇迹；说明在资源的角度，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相反它恰恰是动态的。如果我们只会静态地依靠资源优势，很可能会落入“比较优势的陷阱”(“比较优势陷阱”是指陶醉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不能自拔、固化于产业链的低端，最终丧失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