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前，在浙江义乌乡下一间茅草房里，29岁的陈望道，在中国第一个全文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这部马恩经典著作。由于陈望道在建党过程中的贡献，和他在语言修辞学中的突出成就，毛泽东对他一直很敬重。
口述：陈振新，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之子
陈光磊，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1960年代研究生
采访：本刊记者 郭田珍
“陈望道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和语文改革，对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对于普通话的定义、简化汉字的推行、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及新型大学教育的建设等方面，贡献都是卓越的。”陈光磊说。
“1920年夏，毛泽东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认识了陈望道，1921年因建党工作又有多次接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接触更多。”陈振新说。
陈振新和陈光磊，为本刊记者讲述了毛泽东多次提及陈望道的往事。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36年，在延安，毛泽东对前来采访他的美国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
在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过程中，《共产党宣言》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影响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那么，这本诞生于1848年的英国，有“共产主义第一书”之誉的德文著作，是如何漂洋过海，时隔70多年后生根于中国的呢？
上世纪前十几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报刊上，曾出现过日文翻译过来的节译版《共产党宣言》，但却一直没有全译本。
在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戴季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在日本留学时，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深知这本书的分量，如果翻译成中文，将会对国内共产主义思潮的传播大有益处。
由于自己各方面水平不适宜翻译这部经典著作，戴季陶想到了邵力子，邵力子向他推荐了当时正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的陈望道。
陈望道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认识了日本著名学者、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和山川均等人，很喜欢看他们从苏俄翻译过来的文章，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日语、汉语的功底都很深厚。在浙江一师，陈望道走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前列。
1920年3月中旬，陈望道带着戴季陶给他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出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开始翻译该书。
一个多月后，陈望道携带译好的文稿来到上海，李汉俊、陈独秀等相继对此进行了校译。
原想在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因为《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勒令停刊，陈独秀只好另觅途径来出版这本书。
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商量此事，维金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为出版《共产党宣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就在又新印刷所内，毛泽东来找陈独秀，陈独秀将正在校对《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介绍给了毛泽东：“这就是我们的大翻译家陈望道。”
那是毛泽东和陈望道第一次见面。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一千册。这本书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封面上是马克思半身坐像。封面最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马格斯即马克思，安格尔斯即恩格斯。
这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由于疏漏，印刷排版时封面标题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这一印错书名的版本，目前国内仅存7本。
在1920年9月再版时，错印的书名得以纠正，印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版本目前全国仅存11本，分别珍藏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博物馆。
1954年10月，陈望道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总理曾问他，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
“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
在今天复旦新闻学院前面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座陈望道的半身铜像，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复旦新闻系的创始人。
1920年9月，陈望道来到复旦大学国文部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4年起，他又开设了美学、因明学和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5年国文部改名中国文学科，1927年起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科主任，他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特聘名人讲授“新闻编辑”、“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原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和新闻学两个系。复旦大学从此有了新闻系。
在陈望道担任新闻系主任期间，以“好学力行”作为系训，培养出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人。
1945年8月，因国共谈判，毛泽东亲临重庆，点名要见陈望道、周谷城、张志让等民主人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望道是毛泽东点名要找的人之一。7月，陈毅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校务工作，配合军管会实现对旧复旦的接管。1952年10月，毛泽东正式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
作为校长的陈望道对新闻系仍然很关心。他亲自出面邀请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恽逸群出任新闻系主任，邀请大公报王芸生、文汇报徐铸成等新闻名家到新闻系讲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有关部门准备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与复旦新闻系同样有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后，也没有办新闻系，只是在中文系中设置了一个编辑专业。
陈望道得知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教育部说没有办法，他又去找周恩来总理。
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
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一个院系。
复旦的校名“复旦大学”四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陈望道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张志让，请他托人让毛泽东亲自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字即为毛泽东亲笔题写。
“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陈望道在建党的理论和实践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身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陈望道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在建党及筹备一大召开等诸多事务性工作中，陈望道成为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1920年5月初，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俄的变化和成就。
同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陈望道一度担任劳工部长，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为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望道为人正直，性格清高。
一大召开前夕，因为建党过程中所用经费需经陈独秀签字方可到李汉俊处领取，陈独秀并不知道有多少钱可用却乱批条子，为此李汉俊对陈独秀很有意见。陈独秀把这一矛盾扩大到了陈望道身上，到处写信说陈望道与李汉俊要夺他的权。陈望道为人正直，容不下这种无端的指责，坚持要求陈独秀予以澄清并当面道歉，陈独秀不肯，陈望道一气之下提出要离开组织，并因此未出席中共一大。但一大后陈望道仍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书记。他离开党组织是1923年8月以后的事。
1923年8月5日，时任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
党组织指定沈雁冰（即茅盾）去对三人劝说。茅盾后来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自此以后几十年，陈望道虽然是一位党外的民主人士，却仍然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的勇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是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的代理校务主任、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陈望道曾先后二次邀请鲁迅到中华艺大演讲，使中华艺大一度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在三十年代，陈望道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杂志，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在抗日战争年代，陈望道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他与鲁迅、叶圣陶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参加了“上海国立大专院校教授联谊会”，并成为教授联谊会的负责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1956年1月，毛泽东来到上海，接见了陈望道，说他最近看过陈望道著的《修辞学发凡》，写得很好。现在有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
不久，陈望道向上海市委提出回到党组织的要求。上海市委向中央汇报时，毛泽东深知陈望道的历史与人品，说：“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1957年6月，陈望道直接由中央批准回到党内。中央考虑到工作需要，长期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成为中共十大代表时，才将他的党员身份公开。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上海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度节日。在锦江饭店，陈望道、周谷城与毛泽东三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柯庆施、曹荻秋在旁作陪。
1977年10月29日，87岁的陈望道与世长辞。
1980年1月23日，在他翻译《共产党宣言》60年以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批示，在上海市革命公墓，在陈望道骨灰盒上，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隆重而又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