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在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抱怨:目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世界任何一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我并没有看到这种自以为对世界的深刻了解反映于我们不同层次的对外交往之中。我们确实需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但是这项工作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选择性地介绍的文化是否具有亲和力,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比较的眼光和自知之明,而后两者都来自对别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
每种文化都会有盲点,对自己文化的盲点有所意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就会好些。一些我们原以为无关痛痒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文化上的盲点,然而却是对方所看重的。比如说,某人请外国客人到家里吃晚饭,桌上有炖鸡和烤鸭,他很高兴地说:“早上到集市买了活的,我妻子回家亲手宰杀。”客人会非常惊骇,他们心里会问:这位美丽的女主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在一般国家,宰牲都在规模较大的屠宰场进行,必须以尽量减少牲畜的痛苦为前提;消费者自己在厨房里操刀宰杀活禽活鱼也是不被认可的,人们认为一旦习惯于这种血腥的场景,就会缺少同情心,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更是有害。又如:我国杂技团里常见未成年演员,我们为他们艺高胆大感到骄傲。但是有的外国观众却不是这样想,他们觉得,既然中国已经实行义务教育制(英文里“义务”一词带有“强迫”的意思),孩子该去的地方是学校,从小经受杂技专业训练违反义务教育法,而且不合人道,要从观看他们的惊险动作得到愉悦更不可能。
如果我们从上面两个事例突然感悟到什么,那么我们就意识到了本国文化的盲点,从而想想活宰鸡鸭和从小培养杂技演员的做法是不是应该改一改。
这样的盲点其实很多。
比如我们喜欢数字,假定来访者必然同样都像是统计员。我大概在1982年做过一次翻译,是陪一些新去复旦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访问上海郊区某乡。记得接待的干部像背书一样给这些客人一大串数字:原来各种农作物亩产多少,现在多少;原来农田多少,现在增加多少;现在总产量多少,是往昔的多少倍;原来农民收入多少,现在多少。我边听边译,非常紧张,生怕漏掉一个重要无比的数字。但是留学生们居然对所有这些伟大的数字成就兴趣不大,眼睛看来看去的,甚至互相谈起天来。这时我注意力也有点集中不起来,只盼着当地干部冗长乏味的汇报早早结束。现在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情况呢?当下也许各级官员会急着告诉外国客人,本省、本市GDP在全国的排名,假如不是靠前,那么人均收入可是不低。讲的时候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某个数字不够精确,转头问秘书是否如此,得到确认后很高兴,又继续说下去。谁能指望这种交往形式能赢得朋友?
又如请来外国客人后日程安排太满,而且往往陪吃陪喝。一般我们出国,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走走,多看看。我说的多走多看不是到所谓的著名景点报个到,拍张照, 而是自己直接到街上去体会当地的原生态生活,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风土人情。我们有时候担心对客人照顾不周,担心他们不是整天由我们方面的人陪着就会有孤独感。这样做效果大概不会很好。要给人留出透气的空间,老是与客人寸步不离,客人会觉得很累!如果陪同者外文好,与客人谈得来,那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人出访,留影好像是天下第一号大事。如果去了某地后没能拿出自己在那里的照片来给人看,那就是莫大的遗憾。有一次我到新疆西部的一个地方,导游请大家停下来拍照。我下车后她见我没拿相机,十分吃惊。但是她说的话更让我吃惊:“那你不是白来了吗?”一双观察的眼睛,一颗感受的心灵,这些反而是无足轻重的。我想,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应该对当地的人文景观表示兴趣。这是礼貌,也是增长知识的机会。自己没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那么我们总会强把景观拉进来做自己的陪衬。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唱歌”方式引起异议,说明我们注重形象到了过分的地步,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一个盲点。我们太在意小孩子是不是能扮出标准的可爱模样来,以至于有的聪明孩子很小就懂得如何讨人欢喜,如何上镜,博得不那么聪明的成年人的喝彩。外国孩子在镜头前一般不会这么做作、老练。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经常在世界各地演出,看看那些小男孩的台风,天籁般的歌声背后有一种纯洁和正气。有一部法国电影叫《放牛班的春天》,片中的孩子们带着一点自然的羞怯和天真,投入地用生命歌唱,没有任何媚态,但极具感染力。我们没有意识到,长相不一定十分标准的孩子也是非常可爱的,只要他唱得真,唱得诚。
由此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太渴望成功,渴望被人认可,至于用什么手段获得成功则并不在意。林妙可的“演唱”实际上牵涉到手段是否正当,与是否尊重公平竞争原则是同一回事。最近有消息说个别中国男篮运动员年龄造假,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有没有类似情况?据新华社2009年4月16日电,夺得中学生女足世界冠军的重庆大坪中学队涉嫌身份造假。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规定,参赛队伍的所有队员必须是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全日制学生,但是这支冠军队却以中国女子少年足球队为班底组建的。个别奥运冠军的年龄也受怀疑,因为运动员护照上的年龄与自己博客上所说年龄和属相不一致。属相不会记错吧!那么记载了错误信息的身份证是怎么来的?这绝不是当事人个人的责任。现在一些进城的农村少年打工者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在当地派出所改过的。不够诚实是现今我国文化很大的一个弱点,对此我们不该回避。在中国国力上升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文化道德形象上不去,国家的公信力就受损害,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视为另类。
文化体现核心价值观念,其威望是靠小事积累起来的。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要靠普通人从细节上做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不是给别人好吃好喝好招待,别人就会看重你,对方在意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次,中国某城市申办选美比赛,请一位外教帮忙翻译申报材料。主办方把他请到宾馆里,天天吃好的,还派几个人陪他吃。但那个欧洲人事后却说:“我从这件事上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阴沟。”他目睹当地官员招待他挥霍无度,必然会怀疑这样的人是否会合理使用政府经费,是否真正能对老百姓负责。
与此相关的是,由于我们相信钱花得越多关系越好,对交往中的谈吐、举止和思想交流反而忽视。我们不少干部在文化上兴趣不多,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一些普遍得到尊重的价值观念了解也不够。迫在眉睫的事是如何静下心来补课读书,而不是寻找“培训”和“考察”的机会出国旅游。批评的声音多多益善。透过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本国文化的盲点,进而大度地改进以前惯用的做法。一旦中国文化具有更多的亲和力,中外文化交流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效。
现在民间的电话或车牌号码都想体现发财的理想,如168(一路发),5588(我我发发),这是畸形时代畸形欲望的生动体现。“发”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吗?公正、仁慈、诚实、信义,这些是体现价值的伦理观念,而“发”则不是,强盗小偷,赌棍毒枭,谁不想“发”呢?把“发”定为追求目标,是把我们的民族去道德化,去伦理化,这才是最可忧虑的。不久前,英国布朗首相在欢迎我国领导人的致辞中用中文说“恭喜发财”,他本意也许是好的,想表示对中国文化习俗的敬重,但是很多英国人会由此想开去,误以为中国人只是经济动物,只供奉财神爷,“发财”就是最美好的祝福。但是原来我们并不是这样的。这种“发”的宗教是最近二三十年南风北渐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去伦理化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重农轻商,从来没有将致富本身视为生活目标。到新年,大家说的是“恭贺新禧”,“禧”则有“幸福”的内涵,不由钱财主导。这就和英文里的“Happy New Year”的祝福相近。
今年是牛年,春节前大概每个使用手机的人都收到过新年短信,很多短信都希望收信人新年更“牛”,“牛气冲天”。我不知道这个牛如何翻译,有的双语词典把它翻为“arrogant”, “overbearing”,并不贴切。“牛”好像是语言上的“linguistic gap”,别的文化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某人做了别人可能敢想而不敢做或有违规定的事,就是很“牛”。《水浒》中的牛二大概很牛吧。自恃气力财力,横行乡里的那些恶霸都很牛吧。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强力者毫无道德要求的倾向。在英文里,“make a public scene”(可译为“当众出丑”)是不好的,对“牛”人而言,他或她就想在公共场所逞威呢!最近台湾的民众说大陆游客“嚣张”,可能就与“牛”差不多。这些大陆人的收入比日本人、美国人高吗?不会吧。为什么台湾人不说日本人和美国人“嚣张”?为什么我们在盖茨这样的全球屈指可数的巨富身上看不到那种“牛气”?官员夫人开车违章,向处理的民警吼叫;北京胡同里的板爷光着身子吐痰,受管教不服,还威胁性地发问“怎么啦?”;明星名人行为不端,绝不道歉。他们都很牛,好像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而我们的媒体对他们的行为也没有要求。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哀。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吸食大麻后一再道歉,他身上丝毫不见“牛”气。
我们的文化盲点往往就是我们最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念。要去认识它们,为时还不晚。对外交往中不能没有自知之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