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宋健博士： 我作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才给您写这封信。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我们26年的友谊会让您理解我并没有任何恶意和背后的动机，只有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科技界美好未来的期望。
自1979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并亲身见证了她在包括科技在内的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这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毫无疑问地引以为自豪，全世界的华人也都在分享着这些荣耀。
然而，最近的新闻和我的一些经历告诉我，在中国学术界，学术道德和准则方面并非都是很好的。
虽然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与西方有所不同，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出色的表现，就必须遵循各种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除了既有的知识产权和通行的道德标准等一些基本原则外，忽视上述那些准则也将不会为任何社会所接受。
我并不想用长篇大论来讨论这些有违道德的事件的根源和起因，而只想提出这些事情在中国发生的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中国现行的奖励体制过于直接地依赖“学术成就”的数量。从进行评判的官员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定量的指标(例如发表论文的数量)与体育竞技的定量指标(例如你跳得多高)相似，是非常容易判断和令人信服的。而另一方面，对质量的衡量则是比较深奥的，需要专业知识和深入的理解。但是在学术工作中，“质量”恰恰才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无法凭字数来评价一首唐诗的美妙。目前尚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来衡量质量，因此同行评审是一个被普遍接受和唯一可行的机制。已经过世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说得好，“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中获得的尊敬的总和”；库兰特研究所的数学家约翰?弗里茨说得更为坦率：“我活着是为了能从我的几个数学家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吝啬的钦佩。”当中国开始进入世界科学与工程舞台的前列时，她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同行评审体系来评价中国人的科技贡献。当然，对于更实际的技术贡献，另一个客观的指标是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和被接受程度。在美国，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创始人和CEO)和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都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均被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是他们应得的荣誉。如果中国为了怕“丢面子”而对请外国非华人科学家帮助评审犹豫不决，那么还有世界各地的杰出的华裔科学家，他们熟悉中国文化，并且非常热心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成就提供客观和义务的评估。
第二，据我所知，在中国，违背学术和道德行为准则所遭受的惩罚很轻，甚至不受惩罚，仅仅是一句“下不为例”的警告。俗话说：“杀鸡吓猴”。在西方，对剽窃和其他学术劣行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常常导致当事人失去工作或被剥夺职业资格。因此，同行的压力和自律常常足够使不良行为降到最低。中国的政府和学术界领导必须设立严格的纪律。否则，由于上述第一个原因的刺激，以及第二点的轻微后果，每个人都会有不良行为的动机。这是人类的天性，而不仅限于中国。长此以往，一个不健康的学术体制将只能导致整个学术界的不良后果和声誉。这对那些占大多数的遵守规则的学者们是不公平的。在这方面，历史上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就不需要我具体讲了。
在阐述上述问题的时候，我深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古语的含义。从长远来看，很多这类不良行为可能会自行消失(毕竟，罗马帝国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当然，在过去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科技界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人们同样可以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是，我所担心的是现在正在受教育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看到太多没有受到惩罚和约束的行为，他们自己也会被传染。这样一来，自愈的时间将会更长，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上获得优势地位的时间将被进一步延迟。
下面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1．一位导师指导过多的博士研究生(30～100个)。这可能是另一个学术成就定量指标的产物。指导如此之多的学生，没有人能够胜任。如果一位教授想积极地与学生们一起工作，通常最多只能指导五六名博士研究生。
2．将一篇论文稍做修改后多次发表。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在年度学术成绩评价时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但不会骗过学术界和同行。这种做法不但使中国作者在国际学术出版界的名誉受损，从长远看，也不会对一个人的学术地位有任何贡献。
3．一稿多投，以增加发表机会。许多刊物对此是明令禁止的。但许多中国作者还是不时地无视这些规则的存在。
4．剽窃。表现为署上本人姓名、不当引用原文以及省略原文出处等不同形式。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管理者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异以及学术监督不力。
5．推荐信不保密。西方国家在评选一个职位或奖项的候选人时，通常是由评选委员会直接要求推荐人提供推荐信并向其承诺保密。但中国的做法却是让候选人自己收集这些信件提交给评委。即使是在评委直接向推荐人要求提供推荐信的情况下，也没有保密的承诺。这就使整个过程和最重要的关于学术成绩的质量的意见(同行评价)在本质上变得既无用处，也失去意义。
6．院士的特权和奖励。在多数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当选为院士是一项荣誉，但仅此而已――没有奖励，不论是金钱的或其他方面的，也没有任何直接源于该荣誉的社会特权。但是在中国，除了荣誉性称号之外，院士被提升到了不寻常的高度。事实上，有传言说已经出现了积极的竞选活动甚至公开或暗地的贿赂。这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特权和权力的直接挂钩进一步导致了上述那些不健康的动机。
毋庸置疑，中国科技界还知道其他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并在寻求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重要的是，领导层要承担起改进这个体制的任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我一直在说：虽然人们随时都会在中国见到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事，但从1979年至今，她在过去26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每当我说出我的看法时，我都是怀着满腔热诚和良苦用心的，并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希望能够藉此使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少走弯路。并且，我还有一点私心，就是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的信念，也是全世界华人的期望。
顺致美好祝愿！
何毓琦
2005年11月27日
（注：何毓琦为两院外籍院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文为英文。）
（2月6日《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