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中宣部、文化部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作为参展地，收藏革命历史题材精品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迅速组织全国几十位知名画家，进行突击创作。绘画界八仙过海显神通，短短几个月便拿出了近百件革命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精品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美中不足的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经典时刻――开国大典的作品没有。为此，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油画《开国大典》由此应运而生。岂料，它刚一出世便遭噩运，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雨历程，几经劫难……
青年画家激情创作
《开国大典》横空出世
中央美术学院将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董希文，浙江绍兴人，1939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本科。1942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临摹壁画三年。1946年，国画大师徐悲鸿邀请他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的素描及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尤以革命题材、领袖人物的创作最为擅长。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成功创作了水粉画《北平入城式》。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受任画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主席像、朱德总司令像。天安门上的第一幅毛泽东像便是由他领衔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完成的。董希文1949年也曾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出于职业的敏感，当时他心中便涌动着创作一幅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盛况油画的强烈欲望，并开始在心目中勾勒。“能有机会创作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画，是千年难逢的好运气！”董希文带着澎湃的创作激情，投入到心仪三年之久的《开国大典》创作中。
当时，董希文主持中央美院三画室的工作，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为了避免干扰，他专门租了一处民居投入创作。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后来回忆说：“《开国大典》动手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副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
毛泽东赞叹“大国”风范
《开国大典》风靡全国
在面世之前的中央美院内部预展上，油画《开国大典》以其大胆新颖的构思和宏大的气势轰动了全场。
董希文在《开国大典》的创作中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把毛泽东、其他中央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放在一个场景中。毛泽东健朗魁伟的身姿处于画面中心，体现了领导全中国的核心之核心；毛泽东前后的其他领导人与红旗招展掩映下的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开国大典的喜庆。另一个是按正常规律，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画作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和风度，使开国大典的盛况呼之欲出。此外，对人物的刻画也达到了精微入化、无可挑剔的境地。共和国的领袖在开阔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一幕。
庞涛在叙述当年第一眼见到这幅画的感觉时说：“令人振奋，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大部分地方是一遍画完的，流畅洒脱，一气呵成。”国画大师徐悲鸿说：“董希文圆满完成了任务，应得100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1953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审阅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也在其中。《开国大典》中的主人翁对这幅作品持什么态度？审阅那天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带着董希文同去，以便面陈创作情况，并准备回答询问。当毛泽东聚精会神地欣赏《开国大典》时，周扬把他引见给了毛泽东。在众多的作品中，毛泽东对《开国大典》情有独钟。他一边欣赏，一边情不自禁地赞叹:“是大国，是中国！”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开国大典》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风靡全国。
受党内斗争影响
《开国大典》数遭劫难
建国后，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中央高层人物政治命运的起伏殃及《开国大典》，使其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只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高岗1953年调中央工作以后，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结盟，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急欲取而代之，妄图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揭露他们的问题。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但在会议之后高岗仍坚持错误立场，1954年8月17日自尽。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其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尽管心有不甘，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董希文还是将站在最边上的高岗拿掉了。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随后，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董希文本人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此，从画面上拿掉刘少奇，他本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次修改更难了，与删除高岗不同，由于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72年，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油画《开国大典》被列为重点成果展示。已两度遭劫的《开国大典》又在劫难逃，有人提出要删掉画面中的林伯渠。林伯渠是著名的“苏区五老”之一，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持人，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拿掉林伯渠的原因是在延安时林伯渠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江青对此耿耿于怀。尽管林伯渠已于1960年逝世，但江青仍以将林伯渠逐出《开国大典》而后快。他们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再删掉林伯渠。而此时的董希文癌症已到晚期，力不从心，于1973年1月8日辞世。因此，他们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画家修改。这位画家实在不忍再糟蹋原作，就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拒绝在原作上删改。但又不能抗命，便重新复制了没有林伯渠的《开国大典》。原作《开国大典》算是逃过了第三“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他们便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补画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
（摘自2008年第8期《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