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杨宪益于2009年11月23日因淋巴癌在北京去世，人们将“大翻译家”、“中西文化的桥梁”、“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这样的头衔送给这位老人，不过，他生前似乎更习惯称自己为“翻译匠”。
1915年，杨宪益的母亲在他出生前的一个夜晚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告诉她，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新生儿在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在过去七十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杨宪益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说。
“文革”中4年牢狱，唯一的儿子在英国自杀，这些算得上磨难，而从1930年代起开始翻译《离骚》、《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并将中国新文学介绍到西方，这样的事业也应该称得上辉煌。当年外文局评每月100元特殊贡献津贴，其中却并没有杨宪益，一位同事说，“要是杨宪益没有特殊贡献，局里就没有特殊贡献的了。”
“无所谓，我哥他总说无所谓。”杨宪益小妹、《呼啸山庄》译者杨苡对记者说。但在翻译工作上，他锱铢必较。“他有时候自己加很多注释，没把握的地方垒列举出来。”与杨宪益结识20余年、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说，“这个地方根据什么地方来的，还有哪几种理解，他把不同的来源在书里如实地讲出来，很负责，不是一家之言。”“大跃进”时期，杨宪益与英国妻子戴乃迭曾用10天译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没有充裕的时间译得更好些这件事让他一直感到遗憾。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或称翻译家，实不敢当，翻译匠则还可以当得。假洋人者，真中国人也。”他这样说。
11月29日，杨宪益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银锭桥空，金丝巷冷”，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敬献的挽联这样写道。而杨宪益身后，空寂与冷遇的，又岂止他居住过的一个后海，一个小金丝胡同。文学翻译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季羡林、杨宪益两位获得过“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老人在一年内相继去世，他们身后，翻译界迎来一个更加凋零的冬天。
“人家可不这么想，
人家把我们当翻译匠”
打字机敲出来的声音，是杨宪益家的主旋律。
杨宪益外甥女，画家赵蘅还依稀记得，当年她从南京考到北京读中学，周末住在舅舅家时经常听到“哒哒哒”的打字机声响。“他们家子女之间话都少，非常安静。”赵蘅说。
打字的是赵蘅的舅母戴乃迭，尽管杨宪益也能用一个指头“砰砰砰”地敲，但总是不如妻子打得流畅。他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杨宪益拿着中文口述英文，戴乃迭打完后，再由二人润色、校对。“他说得非常快，有时只说一遍。”赵蘅说。以这种方式，杨宪益和戴乃迭将中国古典文学搬上了西方读者的书架。
“现在没有多少人发现，我哥他一直自称为翻译匠、边缘人。”杨苡说，“我也是搞翻译的，我哥就嘲笑我翻得慢，我说谁能像你们俩那样，翻译嘛(就是慢)。他就笑，说人家可不这么想，人家把我们当翻译匠。”其中当然有自嘲的成分，“他有时很无奈，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不是太满意。”
杨宪益曾在自传中说：“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
1958年“大跃进”期间，杨宪益夫妇“没日没夜地译书，快得像发了疯”，这必然影响到译作的质量。“我哥跟我叨叨过，他说，上面给一个任务，他们也不懂，叫你一个礼拜就搞出来，就是赶，可还要推敲、润色啊，信、达，还有个雅嘛。”
“文人不是翻译匠。”李景端说，“译文不是简单对等，而是两种文化转换后产生的新作品。如果是翻译匠，就用网络翻译好了。我们对中国作家宣传很多，但对中国翻译家的宣传远远不够。中国翻译家‘五四’以来，在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上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可解放后，翻译逐渐萎缩成为政治服务、为出国服务的应用工具，文学本身的功能缩小了。”
直到现在，翻译在大多数时候仍只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技能而已。翻译匠还是翻译匠，甚至，连愿意做文学翻译匠的年轻人，都已经少之又少了。
“翻译这东西，
钻进去之后才有自由”
1987年，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找到杨宪益，希望由他来翻译《尤利西斯》，这将是这本书第一个中译本，但这个请求却被杨宪益拒绝。
“他说：这本书的确值得翻译，你有决心引进来是对的。我在英国时就看过，但没有看懂，我没有看懂的书，怎么敢把它翻译出来?他很坦率地跟我说讲：也不是我谦虚，就是英国人也有不少没看懂。作为出版社，不能因为难懂而不翻，但从我来讲，我因为不懂，所以不敢翻，否则就是骗人了。”杨宪益建议，去找一些对英国意识流文学有研究的人，最后，李景端找到了萧乾。
“如果是沽名钓誉的人，冲着这个翻译空白，做起来也不会有人找他的茬。杨宪益是翻译界的一把尺子，他绝不像现在的人不管科技、教育，什么都翻，他基本上就翻文学。他说，翻译这东西，你钻进去之后，才有自由。他自己喜欢文学，也熟悉作家的状况，可以互通。如果到另一个领域，老资源完全用不上，新的又陌生，就会出现差错。当年有人找他翻毛选，他不愿意接，他说我是搞文学的，那些政治性很强的我不擅长。”
“他自己很慎重，不像现在，我们有些年轻人什么都能翻。”李景端说。而日前被网友披露的“史上最牛翻译宋瑞芬”则一人通晓数十国语言，的确“什么都能翻”，最终媒体调查发现，宋瑞芬身份不详，此事不过是出版一个潜规则罢了。
“判断译作好坏不太容易，”李景端说，“简单说，搞翻译的人容易忽悠人。懂点外语，有本字典就能搞，加上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很混乱。”抄袭、剽窃译作已经不算新闻，蒋介石都已经变成了“常凯申”。有网友称，现在的译作简直让人“销魂”，《机器猫》都能翻译成《铜锣领带》。
杨宪益晚年曾对市场上出现中译外的诸多问题看不下去。一次，李景端到他家拜访，正赶上北大一个人写来一封信指出目前我国在对外宣传上的一些错误译法。“你看，这些洋相到现在还没有人管。”杨宪益说。
李景端认为，翻译管理分散在各部门，出版管书，外交部管口译，科技部管科技翻译，教育部管翻译教材，“使不上劲”。“而且，过去翻译只有外文系作为一门课，现在有翻译研究生方向了，这是个进步。但现在大学翻译课有点隔靴搔痒，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怎么解决?”
“他们的追求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本身有遗憾，他们走了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遗憾”
“现在都讲经济。”杨宪益同事，外 文出版社的法文翻译家刘方说。
据李景端介绍，解放前我国曾出现过一批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当年叶水夫翻译《青年近卫军》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在翻译繁荣的上世纪80年代，刘方翻译了一本都德的小说，随后她用5000元稿酬买了一套家具。而现在，一个新译者的稿费每千字只有60元，而给电视台翻译字幕，还能拿到每千字160元到180元的报酬。“搞翻译没有几个职业的，都是业余的，或者是大学教师。”李景端说。
学习翻译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企，“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来我们这种‘清水衙门’，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刘方说，据她了解，搞中译英的就更少了，基本上都是她的同代人在从事这项工作。国际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20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缺少“中译英”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与此同时，翻译界译德、译作质量的问题并没有太大改善。2002年，由李景端发起，季羡林、叶水夫、冯亦代、杨宪益等人共同签署的《关于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提出，翻译要既对原文作者负责，又对译文读者负责。
“他们的追求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本身有遗憾，他们走了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遗憾，继承还是第二步，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一代人的精神是什么。”李景端说。
1981，由杨宪益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效仿英国《企鹅图书》，推出《熊猫丛书》这一翻译计划，杨宪益对此兴致勃勃，他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在当时身份还比较敏感的沈从文。这位曾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作家。此后是巴金，以及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杨宪益曾对妹妹说：“一定要把他们介绍出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古典文学，但我们新文学也不差。”43年前。他在英国翻译《离骚》时，正是为了向牛津老师表示，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
“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字交流，也是一种思想交流，甚至是人格上的碰撞，有时翻译会影响好几代人。”李景端说。杨宪益去世后，热心的年轻网友重新摘抄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维吉尔的《牧歌》：
看呀，那摇摆的世界负着苍穹
看那大地和海洋和深远的天空
看万物怎样为未来的岁月欢唱，
我希望我生命的终尾可以延长，
有足够的精力来传述你的功绩。
(2009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