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交替时节，棉、菜、油、蛋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此起彼伏，再次撩拨人们已然紧绷的通胀神经。高通胀山雨欲来，抑或已成事实？复杂成因中，本币超发、热钱涌入、成本驱动、需求拉动，各占几何？多重药方里，紧货币、管价格、保供给、调权重，孰为轻重？政商学界争辩背后，折射出中国特色的宏调难题：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货币不能太紧，财政不能太松，汇率不能急升，加息不能过频，既要遂行短期目标，又要兼顾长期转型……凡此种种，均令宏调操盘者费尽拿捏功夫，应对腾挪之际，时不免蛇鼠两端，宽严皆误。不若欧美决策同行目标“单纯”，或决心紧缩赤字，以平衡财政为要务；或一意量化宽松，以刺激复苏为己任。
此次应对通胀的艰辛复杂局面再次表明，转型中国的宏观调控依然兼有宏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多重命题，其见步行步，瞻前顾后，左右摇摆，进退失据仍将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政策常态，无论战通胀还是保增长，均难毕其功于一役。然而为长远计，我们终须挥别种种过渡时期的权宜之策，转寻宏观政策常态化和长期化之道。以市场为归依，以转型作推手，以法治为辅佑，以改革求突破，厘定汇率、利率形成机制，理顺价格信号传导机制，疏通金融资本配置机制，完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循序渐进助推中国经济进入温和、可持续增长的新通道
两年之后，又见4万亿！上一次来自中国，这一次来自美国。
2008年底，中国政府为应对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而推出的刺激经济计划，事后结果表明，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保增长，亦对全球经济触底后迅速复苏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
如今，美联储为避免美国经济微弱复苏后二次探底，继续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此举必然会延续美元弱势，在力保美国出口和就业复苏的同时，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冲击本已处于经济过热和通胀预期高企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再度面临的粮食和食品等局部价格上涨形势，中国原以为可控的温和通货膨胀预期，由此，出现了新的重要变量。会否刺激全面物价上涨？会否造成货币供应过量？会否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在明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相应的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是继续积极、适度宽松，还是应逐步回归稳健常态进而适度收紧？公众和决策层都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和通胀走势进行预测与判断。
一个共识渐显清晰：在内部成本上升和外部量化宽松合力推动下，高物价正浮出水面，高通胀或不容回避，相应的各项政策准备，须逐步协调到位。
量化宽松推手
继中国央行10月底小幅重启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央行亦再次宣布加息。加上此前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加息行动，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正进入逐步收紧的转折期。一些经济专家此前曾主张，美联储也应加入货币政策收紧之列。
但在北京时间11月4日凌晨，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决定到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零至0.25%的水平不变。
此决定一出，纽约股市应声上涨，全球各主要股市亦随之呼应。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和研究专家们，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复杂艰难的流动性泛滥和高通胀挑战。
按照当日的人民币汇率计算(1美元约合6.66元人民币)，6000亿美元约合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界人士认为，与两年前中国政府仅限于国内的财政刺激手段不同，美联储此举事实上是向全球注入流动性。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在致力于管理通胀预期的新兴经济体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招致多方批评。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美国经济收缩并非高利率所致，降低利率自然无法提振经济。美国投资机构的分析师也强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重振美国经济，对于解决失业问题也无直接帮助。他们举例说，受美国中小企业信用所限，很难从中分得一杯羹。
这意味着“二次宽松”并不一定有助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主要是跨国公司将继续从中受益。而跨国公司受益于“二次宽松”，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难以避免。
今年8月以来，美元超发形成的贬值撬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仅中国被动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进而加息管理通胀预期，更有澳大利亚、印度和越南同样选择加息，巴西选择提高本币债券利息，泰国索性重拾资本管制。
堤坝虽然高筑，怎奈热钱无孔不入。无论是八九月间中国楼市量价齐升的状况，还是股市在“十一”之后的直线上涨，均存有热钱流动的影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美国放松货币，难改其国内通缩格局，而新兴经济体收紧货币，难抵日趋上升的通胀压力。
出于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稳以及通胀情况的判断，决策研究者亦主张，非常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圆满完成使命，在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逐步回归常态，即“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亦被外界视为中国央行接下来将全力迎战通胀。
通胀预期突增
与外部环境丕变同样复杂的是，中国内部经济形势亦在今年微妙生变。
进入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题词已从二季度的增速放缓转化为温和通胀，即许多经济学家所主张的CPI同比增幅在3%－5%之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8月、9月连续三个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均在年初界定的3%的警戒线之上。
此时，温和通胀已非山雨欲来，而是既成事实。有所不同的是对这种局面的不同解释与争论，特别是展望四季度和明年，决策层与研究者对物价上涨和通胀趋势看法不一。
高盛中国的经济分析师乔虹认为，中国的通胀水平有望在今年10月或11月达到高点，但控制通胀仍存风险。高盛11月5日发布研究预计，10月CPI同比增幅有可能突破4%，同时信贷和M2增速也将维持较高水平。
与部分专家所强调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有所不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对记者表示，输入性通胀才是本轮通胀的最大推手。
早在“二次宽松”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10月下旬在“广交会”上即发出预警：“因美元发行不受控制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冲击’，当前这一问题引发的不确定性给企业造成的困难更大。”
此外，一些不愿具名的学者强调，中国央行最近两年大幅超发的货币，亦直接推动了通胀上行；而由于粮食和食品价格在CPI中所占权重较大，轮番上涨的农产品价格，则构成了本轮通胀最原始的动力。
时至今日，学界依旧在为本轮通胀的主因争论不休。在不同的经济学家眼中，三大成因的先后顺序各有不同。
海通证券11月1日发布报告称，过去半年来，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已经涨了57%，大米涨了45%，糖涨了55%，大豆价格涨到了过去16个月以来的最高值。而在中国大陆，每吨棉花的单价，已从2007年的1.3万元翻倍为2010年10月的2.6万元，且大有继续上涨之势。
由于食品权重在CPI权重构成中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大宗农产品价格和居民消费食品价格的普涨成为CPI上行的主要推手。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食品价格的上涨和居住价格的上涨，为8月、9月CPI同比增速分别贡献了八成和九成的力量。
在“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之后，“糖高宗”和“苹什么”又浮出水面。因为农产品局部歉收，并预期相关价格上涨，部分民间游资轮番集中炒作大蒜、生姜、绿豆、食糖、苹果等农副产品或食品，9月，CPI同比增速达3.6%，创下23个月以来新高。
而民众对价格上涨的普遍感受，则又远较3.6%为高。“实际上的通货膨胀比公布的CPI要高得多。”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表示。不过，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统计佐证，此说在学界亦存在争议。
最近一段时期，部分深圳市民前往香港采购日用品，因为同样的蔬菜和粮食，香港售价比深圳便宜5%至20%不等。
资产价格升温
美联储宣布“二次宽松”政策后，中国内地股市亦结束近期震荡恢复上涨。
证券投资机构分析表明，A股各板块处于全线上涨状态，尤以资源、能源、供水供气、工程建筑以及食品消费等通胀和资产价格敏感行业为最。乐观的分析师开始预期新一轮股市反弹，跨年度的牛市行情似乎在开始预演。
一些经济专家提及这样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7.2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而这一数据，在去年同一时期则为13.98万亿元。如果按2009年的价格来计算，今年上半年的GDP本应为15.54万亿元(13.98乘以111.1%)，而实际发生的GDP为17.28万亿元，多出了11.23%，远远超过同期2.6%的CPI同比增速。
“这也是一个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CPI考虑的是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化，而这个指标考虑的则是中国新生产的全部财富的价格水平变化。”徐奇渊说。
此时，游离于CPI之外的资产价格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0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由于全球流动性持续过剩和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套利资本大量流入经济增长形势看好、利差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剧了新兴市场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及货币升值压力。
乔虹认为，包括中国香港、印度、巴西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已出现明显游资冲击现象，虽然中国内地似乎还没有出现更多游资冲击，但从资金流入方向以及资金对于房地产等行业资产价格推高上看，目前也已经到了“令人警醒的时点”。
在美联储“二次宽松”出炉之前，亦有学者表示，中国今年三季度PPI的月度同比增速均已回落至5%以内――PPI作为核心CPI的先行指标，往往可以在五六个月后传导至CPI――未来CPI也存在下行压力。
但“二次宽松”出炉之后，大宗商品价格再度飙升已是中期格局，或将在2011年1月－2月间传导到中国内地的PPI，进而拉动CPI在未来半年内冲高。
据记者了解，在决策层与智囊层的互动中，CPI在近期内的两个高点被提出。其一为今年9月－10月间，CPI将达到2010年的顶点；其二则是2011年6月－7月间，CPI可能冲破4%的关口，而明年的目标――如果成本推动因素和输入性通胀因素被很好化解――可望控制在4%以下。
关于第一个顶点，已正在接近现实。10月下旬，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一次论坛上公开表示，9月的CPI为3.6%，10月可能还要更高一点，但全年控制在3%以内还是有可能的。
关于第二个顶点，在成本推动和输入性通胀因素受控的前提下，通过M2(广义货币供应量)即可得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M2作为CPI的另一项先行指标，往往比CPI先行11个月左右。
今年二季度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之后，中央于7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短期回调至“保增长”。随后的8月－9月间，原本已经回落至17%-18%区间的M2同比增速再度回升至19%以上，并将于2011年夏季传导至CPI。
通胀成因复杂
目前较为一致的官方机构说法是，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但通胀形势可控。而对于引发新一轮通胀的成因分析差异，则指向不同的政策主张。
汪同三认为，本轮通胀的幕后推手多元且变量很多，成因略显复杂。而包括曹远征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则指出，本轮通胀的最大特征，在于成本推进，与2007年间的上一轮通胀主要由需求拉动有所不同。
数据显示，尽管成本推进已成推动CPI远期上行的重要推手，但短期供求关系的变化、货币的超发、输入性通胀因素亦非常明显。
大宗农产品中，棉花价格的涨幅，因为较之三年前翻了一番而备受关注。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2000年，中国大陆棉花产量仅为441万吨，伴随着入世之后全球头号棉纺织品出口国的需求拉动，棉花产量开始大幅走高，到2008年棉花产量达到史上最高：760万吨。
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振，导致棉花产量在2009年大幅减产至637.7万吨，下跌15%。2010年，外需迅速复苏。2010年5月增速一度冲高至48.5%。
同样在近十年，玉米需求亦大幅攀升。2000年，中国大陆玉米产量仅为1亿吨，2009年已上升至1.63亿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表示，畜牧业(如猪饲料)和工业需求(如酒精)的拉动，是造成玉米产量和价格上升的主因。
与棉花和玉米相比，糖和食用油则要更多地看别国“脸色”。2009年，全国糖产量1200万吨，消费1450万吨，净进口250万吨，“处在长期短缺的状态。”徐小青说。至于食用油，由于中国现时76%的大豆依靠进口，从某种意义上讲食用油定价权亦尽属外方。
在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供需关系的紧张，又因本币超发与热钱涌入而更趋加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11月4日指出，中国货币存量已是全球第一，超过10万亿美元，目前M2的增速达到19%，与GDP的比重达到200%，创世界纪录。如此多的货币存量，势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导致资产泡沫、流动性过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则强调，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货币过量发行的结果，“刺激政策确实很快取得积极成效，然而事后看剂量偏重也有不利影响。”
而国际上因应美元贬值所导致的热钱涌入，也推高了大宗农产品价格，“每一轮大宗农产品涨价背后，都或多或少有游资的影子。”徐小青说，“当然，苍蝇不叮没缝儿的蛋，首先还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才会有炒作”。
相对于供需紧张、资本追逐等短期因素，“欠账式成本补偿”亦已成为通胀的长期推手，无论是上一轮通胀，还是新一轮物价上涨，成本拉动之势均很明显。但在2010年的新一轮通胀中，成本驱动因素更显强势。
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度平均工资同比上涨16%左右。此外，社保标准提高、资源税从价计征(5月，新疆试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税率5%；两个月后，试点拓展到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煤炭资源税有望开征)、环境保护力度增强(例如正在进行的“十一五”节能冲刺)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CPI构成上行压力。
而在过去十年间，城市化率以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农业人口的转移，亦成为推高农产品价格上行的结构性因素，进而影响通胀。
远虑近忧叠加效应之下，通胀推手呈令人眼花缭乱之势，而关于成因的激辩，更预示着决策应对手段的选择之难。
多重应对手段
在北京2010年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两位委员李稻葵和夏斌，以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均释放出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信号。
李稻葵称，当经济增速稳定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转向，由宽松转向稳健。张建华则表示，非常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圆满完成使命，表现为币值稳定，经济平衡较快发展，2011年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将有较大改变，因此需要回归常态、稳健的货币政策。
除了外部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企稳，也为近期结束已实施两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留足了空间。
国家统计局于10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投资增速在三季度的按月同比增速分别为22.35%、23.92%和23.18%，投资增速已然企稳――“十一五”期间，绝大多数时期的投资增速均在这一水平上下。而消费增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三季度按月分别增长17.90%、18.40%和18.80%。
“投资和消费企稳，明年保八就不是问题。”曹远征对记者表示，“只要出口不拖后腿就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对记者表示，只要在由环境、资源制约的8%-1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符合追求指标(多年来皆为8%，今后也可能在8%或7%以下)，就不是下滑，不存在探底问题，而是回落、趋稳。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曾表示，货币老虎愈养愈大，如何把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已成当务之急。11月4日，李稻葵和夏斌均表示，明年的M2增速如果定在15%－16%，则非常理想。
“理想”一词，源自对现实的无奈，2009年和2010年，M2同比增速均超预期，特别是2009年，预计增速17%，实际增速却高达29%。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适度收紧，去年即已启动。其间存款准备金四度上调，资本充足率和货币掉期亦是银监会和央行的工作重点，而进入10月，央行在时隔34个月首度加息，11月10日，央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8%的历史高位，这套货币组合拳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流动性过剩。
此番货币政策将转未转之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由于加息的双刃剑效应，在抬高热钱炒作成本的同时，也可能造成热钱因应利差的加速涌入。“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等数量型手段更应受到重视。”
除了货币政策需要调整，汪同三称，在进一步观察之后，或许也应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赤字――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为7500亿元，2010年为85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但更多学者主张积极财政暂不大动，从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后，可以继续此前4万亿元投资等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且已经启动的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改革，以及战线更长的城市化进程和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巨量的财政持续投入。
在总量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之外，则是对应成本推进型通胀的治理措施。曹远征建议，对工资上涨，需加强工会组织工资集体协商的力度；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则需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曹远征和汪同三等人还建议，在价格非理性上涨，对经济社会秩序，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之时，除了不可或缺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亦可在特殊时期启动非常化的行政管理手段――限制部分商品价格过快上涨。
通胀容忍争议
面对高通胀压力，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支持适度提升通胀容忍度。厉以宁、吴晓灵、汪同三、张汉亚、刘元春等人均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0月中旬，厉以宁公开称，考虑到GDP增速、M2增速和CPI增速之间的关系(通常，M2增速等于GDP增速加上CPI增速)，应将通胀目标上调至4.5%，否则，按照低通胀指标进行宏观调控，会带来诸多其他问题。
曹远征提出，在生活水平上升，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背景下，食品类权重占比CPI三分之一的格局亦需调整。据记者了解，国家统计局的确在着手进行该项改革，但是，因应短期目标――即明年“两会”上宣布的当年CPI警戒线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却是当前的主要课题。负责此项研究的汪同三表示，中国社科院给出的政策建议将是4%。
不过，反对中国提高通胀容忍度的声音亦不绝于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刘向东向记者分析指出，首先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一是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常常价格传导不顺，比如某些商品出现批零价格倒挂现象，这些都难以反应到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中；二是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这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真实通胀状况，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
此外，刘向东也指出，自从今年2月CPI达到2.7%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后，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八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如果硬加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困境，更难消除负利率带来的影响。
强化通胀预期管理则得到业界的共同认可。通胀预期管理的核心一方面在于要尽快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猪肉、大蒜、食糖等食品供应，依法严惩游资囤积炒作行为，另一方面的关键则是让民众尽快知悉真实的供求信息。
纷纭复杂的情势对宏调操盘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考验。汪同三表示，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保持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观察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国际形势变化。
卢峰对记者表示，利率调节作为宏观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个短期政策工具，今后走势还要结合未来宏观经济形势评估。到底是否进入所谓加息周期或加息通道，还要看今后一两个季度宏观经济走势而定。
倒逼经济转型
相对于仅针对管理通胀预期、应对恶性通胀的种种举措，研究者和决策者更深层的分析与建议，则集中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从长远看，在防范和应对新一轮物价上涨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政策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由外贸、投资为主，逐步转向内需，特别是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主。但这一转型过程，很可能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缓。
对此，多数学者并不担忧。尹中卿表示，后危机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回归6%－9%，就是回归常态，回归适度增长。曹远征甚至认为，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只靠居民消费拉动，6%的GDP同比增速也可能已是上限。
但海外投行的预测仍然较为积极。乔虹11月5日表示，今年中国GDP增速将达到10.1%，而明年则仍有望达到10%左右的长期趋势水平。
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基调，任若恩定性为：温和增长，温和通胀。这略微有别于此前主流声音有意抬高GDP增速、有意压低CPI上涨的语境。
记者接触到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应急手段终结之际，在二季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三季度通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业已进入一个新的通道。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增长减速不是会否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发生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日本经济40年前和韩国经济20年前的“拐点”。“拐点”之后，增长减速，通胀加速，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三个重要经济比率：消费占GDP比重、服务业占GDP比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会迅速上升。
王庆指出，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将拖缓劳动力增长，与此同时，对应人口老龄化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和资本率走低，预计有关部门将向国企征收红利以期弥补相关缺口。
果然，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五个中央部门(单位)和两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兼顾中央企业承受能力和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考虑到中国之大，王庆认为中国经济减速的发生可能会很缓慢。其中，农地改革和户籍的放松、投资下滑缓慢、发展债券市场和放松利率管制、放宽国家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医疗、教育、电信、媒体、运输等)措施均可对冲GDP增速下滑。
曹远征表示，应急政策终结之后，面对未来温和通胀的格局，宏观经济政策应向常态化转变，短期政策应向长期化转变。其中，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愈发迫在眉睫。李稻葵、夏斌、周其仁三位学者亦在不同场合作了相同的表述。
社科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指出，面对热钱的快进快出，亟须将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上议事日程。他认为如果能够发行人民币债券，必将减少因应外汇储备增加而不断释放的流动性。“如果能给3%－5%的利息，比起8%的GDP增速也算不了什么，即可把热钱引导到它本不愿去的薄弱环节上去，比如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肖炼说。
当然，此一操作需以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为先决条件。曹远征表示，从长期看，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改革的方向。这有赖于人民币完全恢复兑换性。
目前，人民币在经常项下已恢复可兑换性；在资本项下，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40个管制项目也已大部分恢复兑换性，目前尚有管制的主要是三个设计资本主体行为的科目，即外商直接投资审批、中国居民对外负债需进入外债规模、中国资本市场仅通过QFII(境外机构投资者)有限度的对外开放。
他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排出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时间表，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奠定基础条件。
据央行和香港方面的统计，2009年7月2日人民币实行跨境贸易结算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达1450亿元，其中80%的结算发生在香港，并相应催生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曹远征认为，这有可能开辟本币首先在本经济体外，进而在经济体内实现可兑换的新路线。
收取输出通胀便利之外，人民币更广泛的国际使用也会为各国储备货币分散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条件，并最终对冲当前输入性通胀的巨大压力。
此外，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官学两界人士亦指出，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等结构性改革亦不容延宕。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战通胀不容回避，但出路与选择却还有很多，关键要看利益相关者的权衡和博弈。（实习生虞鑫、马瑞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2010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和实习生。大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