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深入到可以“相互确保摧毁”的条件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合作与冲突策略可以概括为：再合作、再平衡、再保证和再冲突。 关键词 相互依存 相互确保摧毁 美国对华战略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01－10
一、中美复杂相互依存的深化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
中美关系并非是美欧和美日那样的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两国因为政治差异而导致的冲突长期存在。不管中美是否为难以调和的竞争(甚至敌对)的关系，也不管中美是否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肯定的说，中美关系是非盟友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结成形式上的(缔结某种比“联合公报”或者“联合声明”的“再承诺”更严肃的条约)和事实上(中美双方政府和国际社会认可的)的盟友的可能性大体可以排除。
正是这样的非盟友合作关系，因为市场的内在作用(中国的主动选择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却在相对不太长的时间(即使从1979年中美建交算起，也不过三十年，而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算起，则不足十年)，却居然形成了在世界历史上各种民族和国家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形式中最为特殊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确保摧毁”。狭义来说，这个“相互确保摧毁”主要是金融意义上的。
需要说明的是，“相互确保摧毁”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现实，甚至还仅仅是高度可能的假定或者景象。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到底在美国政府外债结构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这一点似乎众说纷纭。有的美国分析家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不假，但这个地位不稳定，距离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日本只有一个很小的数量差距；中国正式持有的美国国债，大概只占美国国债总量的10％不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发行美元，飙升财政赤字，中国持有美元债务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就下降到不足以“威胁”到美国的程度(如果中国愿意使用这个金融“武器”的话)，也就是说，“相互确保摧毁”是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广义上说，“相互确保摧毁”的内涵远超越了金融意义，包括了其它诸多方面。例如，中美经济一体化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崩溃对中美，对亚洲，以及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中美如果不能合作解决全球问题(中美在一系列全球问题解决中不能成功合作，并发挥至少某种联合的国际带头作用)的话，不仅可能导致它们各自将日益受到这些问题的制约，而且全球问题的解决前景将趋于恶化。
如果中美因为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等因素，而非核武器和政治意识形态达成“相互确保摧毁”是真实的，确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那么其理论意义是：既然能相互确保摧毁，表明“一超”的局面终结，根据“相互确保摧毁”的原始含义，指的是两个势均力敌的超级强权之间相互命运的一种未来可能；其实践意义是：中美双方管理、控制这种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稍有不慎，两国便要走向共同毁灭。“相互确保摧毁”的“摧毁”二字清楚地说明了中美之间并非盟友，而是敌对的关系，说明了其关系的限度，存在着巨大的相互冲突的因素，使得管理这类关系难度更大，从而需要高超的策略以应对。
美国是高度发达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并依靠其金融体系来控制和管理其它国家的经济。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高级经济官员、经济学家早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对于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那些以为自己很了解中美关系的人来说，这一点只是在金融危机暴发后才水落石出的。所以，我们要感谢金融危机的这一“贡献”。
其实，中国不是第一个和美国组成这类相互依存关系的国家，早在中国之前，日本与美国就组成了这样的相互依存。中国不过是被纳入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最新最大的经济体而已。中美是人类经济史上又一个经济融合的例子。“超融合”这个词来自美国学者(擅长经济和政治趋势分析)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的著作《超融合：中美如何成为一个经济体而为何全球繁荣仰赖之》(Superfusion：How China and America Became One Econo-my and Why the World"s Prosperity Depends on It)。卡氏在其书中指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中美经济就处于同一个体系中。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发现中国成为其最大的债主，美国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如何管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决定世界的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相互确保毁灭”这个论点有其合理性或者正确性，但也夸大了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影响力。这个词是典型的美国词汇和话语。是一种美国大战略。从部分意义上看，管理不善的结果之一确实是相互摧毁(同归于尽)。但是，从本质上看，毁灭美国的并非来自其贸易伙伴或者其他方面的竞争对手，而是美国自身。美国扩张性的巨大财政赤字主要是其自身造成的，中国把国民所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至少从短期来看，是为了“帮助”美国。但美国的崩溃并不会因为中国和日本购买美国的国债就能避免。同理，毁灭中国的，也不是美国，而同样是其自身的政策选择。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和自然资源(至少在绝对意义上)，却把自身的经济命运与美国的经济命运高度结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
“相互确保毁灭”还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这是“一超”独大之下的国际相互依存的基本特征。不对称的意义在于这种相互依存首先在根本上是有利于美国的，加强了“帝国”的主导权和优先权，所以美国要竭力维护、保持这种相互依存，同时设法降低这种依存带来的消极影响，包括其内在毁灭性。在中国和日本的问题上，美国在广义外交(包括“金融外交”)上竭力晓以利害，让中国和日本继续保持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继续持有美国的国债，而不是设法抛售，触发相互毁灭。
除了“相互确保摧毁”这种描述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的话语外，另外一个类似的术语是“中美经济一体化”。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组成这种前所未有的、超出绝大多数人预测和想象的关系，便不会有今天的美国。所以本文的问题是，在与中国组成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相互确保摧毁”条件下美国的对华战略到底是什么?“相互确保摧毁”的前景和可能性是否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战略?
第一，这种相互依存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使管理和维持这种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加明显，不管冲突的因素如何增加，美国不得不继续寻求维持，甚至扩大这一相互依存。中美“相互确保摧毁”局面在继续。美国的战略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再合作。
第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由于一个具有世界普遍信用(广义的信用)的金融经济，另一个拥有还在“发展中”或者“崛起中”的实体经济，美国通过金融经济的虚拟内容交换中国的实体的经济物质(货物商品)，形成了在贸易(如果不包括金融业)方面的美国贸易赤字和中国贸易盈余。从根本意义上说，这是美国金融政策的必然产物，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是，美国存在着庞大的非金融经济部门，这些行业在竞争性的世界经济中，受到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影响。当中国和其它“发展中经济”主体因为通过廉价、低下的劳动、环境等标准而获得相对于美国同类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后，美国这些行业的竞争力下降了。这些行业的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这些行业的工会组织，通过不同于中国的国内政治方式，制约了美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势力，而要求美国政府对贸易对手(伙伴)施加压力，诉诸“保护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所谓“贸易不平衡”问题。结果，一方面，美国在金融领域占尽优势；另一方面，美国不满足于享受金融经济的比较优势，而是在保持金融优势，即维持“相互确保摧毁”格局的同时，把贸易问题当作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之一来对待，即制定了“再平衡”的战略。
第三，让中国在解决全球化问题时“享受”美国的盟国(例如欧洲和日本)所具有的地位，让中国与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这就是一度提出的“G2”的本来含义，也是美国对中国最大的战略保证。但是，这类战略保证是需要高度的战略条件的，中国一旦接受这类战略保证(“保险”)，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战略条件。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给中国开出这类“好处之条件”，即希望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负责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政府更希望把中美关系看成是美国最重要几组双边关系之一，这不过是对这种好处更进一步、更清楚也更具诱惑力地表达。
第四，从内在原因看美国的对华政策自始至终并没有根除敌对、恐惧、竞争等国际冲突因素，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它们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中美其实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一直存在着如何面对与中国冲突的战略考虑，有的时候冲突相当激烈。本文把这一点称为美国的“再冲突”战略。
从上述方面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内容，就比较清楚了。在特殊而巨大的相互依存的条件下，美国对华战略可概括为“四个再”：再合作、再平衡、再保证和再冲突。
二、再合作
作为首要的金融帝国，美国具有在“全球经济”中“对信用的给予、拒绝或者要求的能力”(The Ability of Offer，Withhold or Demand Credit)，即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影响。美国在经济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之所以不会发生希腊或者其它类似欧洲国家(“PIIGs”)那样的债务危机，甚至崩溃，原因之一是美国可以“依赖”外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的储蓄来融通经济。美国有将近一半的联邦债务来自借贷外国资金，这对其它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以高利率为诱饵向中国和日本兜售以美国国债为主的美元金融产品，以此填补赤字。也就是说，美国大量发行美元，兑换之后从外国借钱进行消费。”中国逐步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由于日本控制、甚至开始减少对美债权，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
同样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是世界富国之一，中国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穷国”(穷人)把储蓄借给“富国”(富人)，而不是富人之间的相互借贷。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穷的大国居然成为这么富的大国的债主的先例。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上台的奥巴马政府，为了维持与中国的接触，保证大批中国资源注入美国经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例如：
1 国际集体领导。美国外交战略家认识到，单一的美国领导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仅“金砖四国”(BRICs)在崛起，而且欧盟也是重要的力量。21世纪世界问题的相互联系性要求一组国家(Team Leadership)而非再由一个国家来领导。但是，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来说，一组国家领导，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定受领导，正好相反，美国是这一领导团队的领导。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美国的外交实践就是这样。美国主导了“20国集团”(G20)进程就是一个实例。
2 “美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论。美国要在许多国际(全球)问题(且不论这些问题是否是美国造成的)上发挥作用，在这些问题的控制、介入、管理和解决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一理论目前是奥巴马政府的口头禅。在欧洲，拥护奥巴马的这一说法的人认为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回到了“国际合作(多边主义)路线”。但奥巴马政府的这个说法并无新意，约瑟夫?奈在其2002年出版的《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单独行事》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3 作为“美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论的中国版本，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就希望中国能与美国“同舟共济”，似乎要开创一个对华关系的新局面。这一同舟共济的话语至少是两个最重要人物的最重要讲话的关键词。2009年2月13日，刚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上发表其首个公众政策演讲：《美亚关系――对美国的未来不可或缺》时就引用了《孙子?九地》中“同舟共济”的故事：“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若左右手”。“同舟共济”用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似乎是恰当好处的，因为《孙子兵法》的原文确实指的是以前的敌人和对手在遭遇共同的危机时，不计前嫌，一起努力。这一说法与“相互确保摧毁”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4 美中合作具有全球治理意义。美中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全球治理形式，但是美中双方能否达成合作才是事情的关键。美国不但极力回避承担更大的责任，并且希望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帮助美国分担责任。为此，美国的战略是压迫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为美国分忧(Responsibility or Burden Sharing)，美国相应地就只需承担较少的国际责任。拒绝了《京都议定书》的小布什政府，就强调其它国家的责任，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成本才是“全球解决方案”。
5 在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美国高调重返多边主义。在奥巴马政府主办的匹兹堡“G20”峰会上，美国确定要进行国际经济治理的变革，进行一些国际“权力转移”，以便调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性，同时削弱欧洲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基辛格建议：“为了避免中美各自的政策最终走向对立，美国必须支持中国扩大在全球经济体制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
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国集体领导，有点像现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战略规划的美国学者提出的“团队领导”，即美国选择一些国家一起领导世界，重返一系列多边机制，并且在一些方面和场合对多边机制进行推动和创新。
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只是不完全而已。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美国主导全球化中一个最为成功的故事：“中国已经把她自己从全球化的最强大反对者和我们创设的全球制度的最大干涉者转变为这些制度的信守诺言的成员和全球化的鼓吹者。现在中国是远比日本更加开放的经济体，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全球化达到这样开放的程度。”
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旦对美相互经济依赖关系形成，如果没有重大事变、危机和决策， 一般政治因素难以改变这种由市场所导致的国家间经济关系。不管愿意与否，中国将继续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
美国的“再合作”战略，是为了便于中国继续处在美国体系中，进一步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
三、再平衡
美国对全球失衡的定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全球为中心的；是以美国的利益为标准的，而不是以其它的利益为标准的。
在经济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失衡了吗?
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与中国就经济问题在2006―2008年期间开展了“战略经济对话”(SED)。美国的出发点是解决美国关切的中国问题，而不是讨论任何中国关切的美国问题。SED的出现和运行，不但表明美国认为两国的经济关系不平衡，而且是美国向中国施加“再平衡”这个关系的压力。但是，美国的一面之词只强调与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的贸易不平衡，不但片面，而且相对地避实就虚。在贸易和统计上，中国拥有大量对美顺差，成为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来源；美国认为中国低估人民币货币汇率，要求中国货币升值以作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措施。金融危机爆发后，在SED最后一次对话上，更为实质的金融关系失衡才终于浮现出来，无法回避。在金融上占据优势的美国，不愿意讨论诸如美国的财政赤字(债务)、货币政策和美元贬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继续了SED，但把对华外交政策合二为一，叫做“战略与经济对话”(SaED)，以作为一种讨论的妥协(通过讨论如何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把贸易问题和金融问题模糊地结合在一起，但实际上整个对话还是以美国强调美国人的关切和中国的应对美国人的关切为主)。首次SED(2009年7月，华盛顿)的结论是中美失衡的矫正办法是中国多消费，减少对美输出，刺激内需，美国少消费，增加对华出口；中国减少储蓄，美国增加储蓄之类的“均衡的增长”(Balanced Growth)。
“再平衡”这个术语不是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而是更早一些，它植根于美国深刻现实主义的逻辑和外交行动中。金融危机使中美新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显露，基辛格较好地概括了美国感到的中美关系失衡的情形。他的概括表达了这一失衡的政治后果：“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已经习惯于‘好胃口’的美国大量消费，而中国则向美国提供大量消费品。大量美元流入中国，然后中国再借钱给美国消费。”这是失衡的典型表现之一。“危机来临，一切信心都动摇了。美国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面临着极大风险。但为了保护自己手中的美元资产价值，中国不得不继续持有数额庞大的美元资产。”“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抑或是通货紧缩，不仅仅拖累了美国自身，对中国来说也是一场噩梦。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国手中已经持有了一根对美国影响空前巨大的经济杠杆。”“无论公开或私下，中国官员现在比以前更频繁地‘指点’美元。”在基辛格看来，这是失衡的另一个典型表现，而且比上一个失衡对美国来说更加难以接受。中国握有影响美国的经济杠杆，对于现实主义者的基辛格来说，在中美关系存在竞争和敌对性质的情况下，这种局面当然是需要矫正的。
那么，美国到底想如何再平衡与中国的关系?
在美国人看来，首先是要求中国转变增长方式，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为内需侧重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美国则减少消费。这是目前奥巴马政府正在追求的一个再平衡。但这样再平衡的政治代价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下降，而它们之间的合作相应地上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将大大减少，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将不断增加，其结果是中国政治影响力的极大提高。”基本格的意思其实不光指的是中国，日本也一样，由于对美贸易减少，它们相应地就寻求在亚洲区域的替代解决办法，这将促进东亚地区的贸易合作，甚至区域一体化，从而在政治上构成对美国的挑战。所以，基辛格一方面主张再平衡，使中国不至于掌握影响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工具；另一方面他又很矛盾和担心：如果“亚洲集团”出现，则将挑战“美国霸权”。美国“因此必须警惕亚太国家再次形成古典的‘均势’国际政治”。“美国也正在学习扮演着一个有别于霸权主义但仍能保持领导地位的角色。世界需要中美紧密合作，并对该地区所有国家开放的亚太合作框架。”
四、再保证
“再保证”是美国对中国一直使用的策略(战略)之一。20世纪70和80年代，因为存在共同的战略对手苏联，美国向中国保证过一些东西。之所以是“再保证”，就是使一些“保证”继续有效。比如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增加新的保证，体现为在连续性基础上的适应性变化。
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一边是金融危机下日渐衰落的美国，一边是依靠各种手段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美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尤其是需要中国的支持以克服经济问题，解决美国面对的全球问题。
所以，与中国继续合作，而且是扩大了的合作(在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上)是美国给中国的新保证。
2009年11月17日，被认为是奥巴马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演讲，认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关键任务是“扩大”和“接触”。所谓“扩大”就是把现有的八国集团(G8)扩展为20国集团(G20)，否则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就是不可能的；所谓“接触”，主要是与“最重要的崛起中国家――个修正主义的但是有耐心的和有想法的中国”接触。稍后，他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纪念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研讨会时正式提出美国与中国组成非正式的“两国集团”(Informal G2)的建言：“美中关系不得不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与我们的对欧和对日关系并列。”2009年7月1日和2010年1月30日，笔者两次在华盛顿访问布热津斯基，他一再重申：“继续打造一种广泛的和真正的战略关系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应该说，“(32”是美国给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保证。
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现实下，为维持中国经济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美国向中国提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即强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相关的问题上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再保证”是有条件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让中国与美国“同舟共济”，让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治理出现巨大危机时与美国合作，加强国际体制。
五、再冲突
从气候变化到主权、人权、网络自由、贸易等方面，中美将继续发生冲突。中美关系本来就包含冲突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正是最危险的一面。比起合作或者接触的相对性和短期性而言，冲突更具有绝对性和长期性。
“相互确保摧毁”限制了冲突。这是好的一面，但“相互确保摧毁”避免不了冲突。“冷战”是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下的冲突。中美在“相互确保摧毁”下的冲突，也是冷战。只是如同货币、金融、贸易取代了核武器一样，意识形态成为中美争夺中最重要的手段和目标，今日的中美冷战不同于昨天的美苏冷战。
但是，中美“再冲突”的本质就是冷战，是新的冷战，是另一种冷战。而冷战的目地 就是为了消除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挑战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会继续?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在继续。只要美国判定中国的崛起在继续，冲突就是美国对华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看一看美国出版的各种文件，从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到各种研究机构(“智库”)的对华政策(“中国政策”)建议，与中国冲突是一个明显的战略选择。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崛起”。如果没有中国“崛起”，一切都另当别论。
长期以来，美国大战略的一个不变的教条是：美国不容许有任何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著名的美国民间情报和预测公司Straffor创始人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认为，美国有五大地缘战略目标，这些目标是美国大战略的驱动力：(1)全面支配北美；(2)消灭任何在西半球对美国的威胁；(3)由美国海军全面控制海上通道，阻止任何入侵美国本土的可能；(4)全面支配世界各大洋，进一步确保美国的实质安全和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控制；(5)阻止任何其它国家挑战美国的全球海洋强权。有关这一大战略在美国当代外交政策中的贯彻，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和《选择》两小册子中做了明确的阐述。他认定“美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强权”，意味着“美国不容许任何势力挑战美国的这一世界支配地位(Global Domination)”。美国的“中国崛起”话语内涵为，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国家，而美国是既成的超级大国，历史上，新兴大国往往要挑战既成大国，美国普遍认定和感觉中国是最有资格和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之一。为了防止中国成为这样的挑战国，美国当然要与中国再冲突。
以下是美国与中国“再冲突”使用和将来可能使用的一些外交政策工具：
1 广义的贸易和贸易制裁。美国有着发达的“贸易政治”，美国和中国如果继续组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关系(就国家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地区而言，中国和欧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继续“依赖”美国市场，那么美国的贸易政治就将继续以中国为目标，美中贸易冲突将继续。
2 人权问题。美国认为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且美国是世界人权的榜样、模式和标准。人权一直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3 主权问题。美国不仅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的主权，而且在香港、西藏和新疆等有关的问题上对中国的主权进行干涉。
4 政治自由问题。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只有经济自由且经济发展还不够，需要相应的政治自由和政治发展。在政治自由方面，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最近发展是美国要求中国实现“互联网自由”。
5 软实力。这里主要是指美国的一切对中国的吸引力，包括诸如美国大学、体育、影视等因素对中国青年学生的影响。
6 政治模式和世界秩序问题。美国认为尽管中国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中，但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并未缩小在政治上和美国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而造就出来一种“中国模式”――市场经济+集权政治，而且中国认为这一模式正是中国成功和崛起的根源。中国的崛起代表的不是“西方自由秩序”的扩大，因为中国代表的是一种非自由的政治秩序，所以，其本身对美国就意味着政治冲突。
7 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在金融、环境、健康等一系列关键的全球治理问题上，美国的目标是继续主导全球治理，同时要求参与国际体制，并依靠国际体制的国家(如中国)承担起更大的全球经济治理责任，而未必是如同一些欧洲人所设想的美中合作“共治”全球问题。
8 区域架构(秩序)问题。在经济上，美国一直担心“太平洋被一分为二”(Drawing a Line Down in the Middle of the Pacific)。日本曾经在经济上有能力这么做，因此美国一直反对日本组织任何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经济合作。但今天，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超过日本，而日本也在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担心中国推到建立缺少美国因素的东亚经济合作(“东盟加中日韩”)的力度。正因如此，美国一直强调亚太(Asia-Pacific)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更加重视亚太，推出一系列新的亚太地区政策，以免“东亚”做大。
六、总结
在“相互确保毁灭”的条件和背景下，美国把对中国的管理和同中国的合作与冲突的各种内容和形式全部放到了上述四个战略概念中。这四个战略是相互支援、互为补充、相互联系的。这里谈论的是战略，不是具体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的战略未必就变成为政策，但会成为政府政策的指导思想(Mantra)。
以中国战国时代的韩国和秦国关系为例。《战国策》卷二十八云：“秦，大国也。韩，小国也。韩甚疏秦。然而见亲秦，计之，非金无以也，故卖美人。美人之贾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韩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与韩之美人。韩之美人因言于秦曰：“韩甚疏秦。”从是观之，韩亡美人与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说韩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韩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内行者也，故善为计者，不见内行。”国家大小不能仅仅用人口和土地面积来衡量，而是用综合实力来衡量的。邓小平说过：“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和美国相比，中国在力量上是小国。正因为美国的存在，邓小平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小国。
把上述“韩秦”关系的历史叙事和邓小平对中国国家位置的论断结合起来思考，笔者从中美关系中总结出一个教训：我们一度(过去30年)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红利”)、自然资源(付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对世界出口，换回大量外汇储备，但这些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最后又不得不“货币回笼”到美国。美国利用美元霸权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占尽物质的(如同韩国的美女)和虚拟的(金融的，如同韩国的黄金)利益。而因此确实也对稳定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有帮助(经济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稳压阀”)。但是，经济关系发挥的稳定作用的功效毕竟也是有限的。现在，美国以贸易关系失衡为由压迫中国，贸易反而成为冲突的因素；美国要求中国刺激内需，减少对美市场依赖，经济“稳压阀”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美国闭口不谈对中国不利的金融关系失衡，试图在金融上进一步控制中国，要求中国保持购买美国国债，这反而使中国而非美国更加担心这些财产的安全。
在新的高阶的复合相互依存存在和继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具有一整套对华战略，软硬兼施、合作与冲突兼具，但中国是否具有了对应的有效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