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对振兴中华、民族复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与台湾的关系至为深远密切。台湾同胞前仆后继，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辛亥革命是联系两岸同胞的一条重要精神纽带。
割台之痛是辛亥革命发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1895年4月，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因战败而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250万台湾同胞奔走哭号、鸣锣罢市抗议割台。当时在北京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联合台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上书“督察院”代奏光绪皇帝，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上演了“五人上书”的感人一幕。梁启超有感于“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的义举，联合十八省举人呈文上书，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誓不臣倭”的台湾人民拿起武器，抗日保台。他们成立了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欲以此抵御外辱。台湾各地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丘逢甲、许南英、李应辰、吴汤兴、杨锡久、刘步升、马练芳……一大批爱国志士拒倭守土、抗日保台。
台湾民众的抗争遭到日本殖民者的镇压和清政府的出卖。全中国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认清了满清王朝卖国偷安的本质，亦认识到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由此，革命的种子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萌生。
台湾同胞在历史结点上没有缺席
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改良维新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国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狂潮。
甲午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值得铭记的年份。那一年，中日开战，而后有了割台之耻。同样在那一年，孙中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1897年，奉孙中山之命，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杨心如等人开始着手组建兴中会台湾分会。兴中会台湾分会成立后，为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秘密捐助了大量经费。这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据点，也是台湾同胞直接参与祖国革命运动的开始。
此后，在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进程中，台湾人的身影不断出现：惠州起义的指挥所就在台北；黄花岗起义中，台胞林薇阁慷慨解囊、苗栗人罗福星与台南人许赞元则亲身参与，为革命舍生忘死；武昌起义成功后，有台胞冲破日军防线，渡海参加辛亥革命；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号召讨袁，台胞翁俊明、杜聪明赴大陆欲谋杀袁世凯，虽然计划失败，但一腔义勇令人动容；雾峰林祖密变卖家产，组织闽南革命军，追随孙中山从事护法运动，最后为革命捐躯；台胞林子瑾、吴子瑜等人则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号召，在大陆兴办实业，欲以此复兴中华……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台湾同胞写下的革命史诗。
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或积极参加、或倾力支援。他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了，台湾才能结束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回归祖国。辛亥革命在台湾民众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辛亥革命对台湾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及其余波，鼓舞了台湾革命志士。台湾岛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民族意识激荡高昂。台胞心向祖国，以赤子之心追求国家统一，以各种形式反抗殖民统治。他们积极酝酿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希望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
一批台湾同胞，如赖来、谢石金、罗俊等人，于大陆亲身视察实况，怀革命思想归台，返台后“胸怀大志，以驱逐异族，光复台湾为己任”，在民众问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活动。
辛亥革命后的数年间，台湾全岛抗日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南投民众领袖刘干和林启顽发动的林圮埔起义，嘉义农民黄朝组织的土库之役，南投陈阿荣谋划的埔里起义，罗福星及赖来、陈阿荣、张火炉、李阿齐等人领导的抗日斗争，嘉义罗阿头领导下的六甲起义，台南余清芳等人领导的西来庵起义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亦与大陆的革命形势互为相应。
同时，在革命思想影响下，台湾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大增。从1913年开始，陆续有台胞如林祖密、连横、林子瑾、吴子瑜等人撤销日本国籍，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务部申请中国国籍。
随着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受大陆革命形势的影响，台湾革命斗争逐渐不再拘泥于军事行动，而是扩展到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台籍青年纷纷成立各类思想文化团体和青年会、学联会、同志会等组织，提出“台湾者中国人之台湾”等革命口号，并领导台湾岛内民众开展长达数十年的非武装抗日运动，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先生的台湾情结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非常关注台湾。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先生曾4次到台湾，动员台湾有识之士加入中国革命组织，把台湾作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
1900年9月，孙中山经日本首次赴台，在台坐镇指挥广东惠州起义。此次孙中山在台停留达44天之久。惠州起义冲击了腐败的清王朝统治，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和兴中会在海内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在台湾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台湾作为一个革命基地，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逐渐显露。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1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南京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明确表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这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同胞。他们把解脱殖民统治枷锁的希望寄托在祖国身上，寄托于辛亥革命的继续与胜利果实的巩固。正是在孙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台湾地区的民族革命斗争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
孙中山第二次到台湾是在1913年8月。当时正逢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东渡赴日，途经台湾，下榻台北。日本当局封锁消息，一面佯装欢迎，一面在孙中山下榻的台北御成町“梅屋敷”四周，以安全为名，严加警戒，企图阻扰孙中山与抗日志士联系。但是，罗福星、杨心如、翁俊明等台湾志士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都谒见了孙先生，详细汇报了岛内革命情况。孙中山郑重地嘱咐罗福垦台湾革命不同于推翻清政府，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没有充分的把握时，绝不可轻举妄动。
1918年6月，为了从外交方面促进护法斗争的开展，孙中山又一次取道台北赴日本。这是他第三次到台湾。他原本盼望能与台湾同胞见面，并宣传他的主张，但却被日本当局拒绝。此时，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时陷入徘徊之中，台湾岛内的革命者也开始了新的思索。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台湾同胞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民族革命的新曙光，台湾革命也开始进入新的阶段。1924年，孙中山旅经台湾，寄港基隆，未曾上岸。这是孙中山先生第四次赴台，却未踏足宝岛的土地，实为遗憾。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在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台湾，他曾表示：“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协助台湾至少要实现自治。”台湾民众亦尊崇孙中山的思想及主张。孙中山逝世时，就读北京大学的台湾学生洪炎秋、苏芗雨等人，代表参加悼祭，奉书挽联：“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唯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既流露无限哀痛的心声，更表达继起奋斗之志愿。
辛亥百年，追昔抚今。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国家一天不统一，就不能说革命成功。”他始终坚信“中国当成为统一、独立、兴盛之国家，确系将来必然之事实。”这样的言论在今天听来，依旧振聋发聩、打动人心。
100年来，血脉相连的两岸走过了不同发展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经验，共同夯实着民族发展的基石，然而中山先生提出的两项历史使命――“复兴中华、统一中国”仍未完全实现。中山先生曾云：“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肩上”。前人未了之遗愿，未竟之事业，是历史赐予两岸有识之士的机遇，更是历史赋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