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幼年从父学画,20世纪40年代考入武昌艺专,50年代即以水彩创作和研究而闻名; 他不求闻达,却屡遭坎坷,甚至被投入监狱,但始终不放弃手中的画笔;
他不曾大红大紫,却为西方水彩中国化付出了毕生精力……
他就是水彩大师金家齐。
金家齐于20世纪40年代考入武昌艺专,50年代即是以水彩创作与研究闻名的水彩画家。嗣后由于一次次政治风暴,他屡遭打击,甚至被投入监狱,在画坛上销声匿迹长达近三十年,但在磨难中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坚持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隐蔽作画,使得数百幅作品和画稿得以在秘密的状态下完成与保存下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重现画坛。
从得意到失意
金家齐1921年生于贵州省麻江县的一个落魄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金国印的一手“瘦金体”在当地颇有名望,闲时还喜画几笔国画,特别善画梅、兰、竹、菊。金家齐受父亲的熏陶,从小也喜好绘画。金家齐的堂叔金国文擅长中国水墨画,见侄儿颇有美术悟性,便有意教他学习水墨。初中时师从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青年教师吴夔学画水彩。
金家齐读高中时,画了一幅画: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赤裸着双足,站在破烂的房屋前,以呆滞的目光望着对面小洋房阳台上晾晒着的华丽的衣服。画好后贴在教室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幅画给他招来了大祸,学校当局联系他平时的过激言论和绘画作品反映的思想倾向,将他开除出校。1945年7月,他负笈北上,考入了战时迁到重庆江津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现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专学西画,并主攻水彩。
1946年,武昌艺专从重庆迁回武汉。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已是满目疮痍。金家齐心情沉重地拿起画笔,将眼前见到的战后景况真实地描绘下来。课余时间里,他带着写生本穿行于武汉的大街小巷,一一记下了战争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创伤,创作了一组水彩组画《战后武汉》,画中他倾注自己的悲愤感情,用构图和色彩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
在武昌艺专,金家齐不仅在学业上是冒尖的,同时也是学校各项活动的活跃分子。早在重庆时他就担任了学校膳食委员会委员长,学校举办的一些大型联欢活动也由他主持。学校迁回武汉后,他又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建校委员会主席。
1948年年初,内战升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家齐这时已结婚生女,为生活计,他在蔡甸汉南中学找了个教师职业,其间与教师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有所接触,于1948年暑期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奉调回武汉,对国民党在武汉的军政要员进行策反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就设在汉口江汉二路金家齐的家里,每当地下党员在他家秘密接头时,金家齐的夫人周兰就守在门口“望风”。
1949年6月25日武汉解放,随后金家齐奉调赴沙市参加城市接管工作。进城后,他先后担任市总工会工运组组长、市文工队队长、市委宣传部宣传科负责人、市文联主席、文教局副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金家齐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各项工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是没有忘记画画,沙市的第一幅毛主席的大幅油画像就出于金家齐之手,沙市中山公园烈士纪念碑也由他设计。
他春风得意地工作了五年,当时他还只三十出头,是沙市最年轻的县级干部之一,又有文化,金家齐对仕途充满了抱负。正在他踌躇满志时,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运动将他打落马下。1955年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金家齐被牵连进去,组织上将其调到市文化馆任专职美术干部。
受此打击,金家齐感到心灰意冷,但时过不久,他的心就平静下来,因为他又重新回到了他所钟爱的绘画事业里,在线条、色彩中找到了自己的追求和乐趣,一切荣辱沉浮也就置之度外了。
逆境中的辉煌
离开纷扰的政界,摆脱了缠身的杂务,丢开惆怅,金家齐感到一身轻松,他可以将全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中去了。
1956年,湖北省群艺馆馆长、版画家武石来到沙市,见沙市文化馆美术室里挂满了金家齐的画作,大感意外地说:“想不到还有一个人才埋在这里!”便将金家齐借调到省群艺馆筹办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在展会上,他即兴画的一幅水彩《汉口中山公园外景》获水彩画种专业奖。次年,全省第一届青年美展,金家齐水彩画《静物》获得了二等奖。通过这两次展览,金家齐在全省美术界有了名气,省美协准备为他举办个人画展,并在《湖北文艺》杂志上发布了公告,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杨立光也邀请金家齐到该院任教,孰料单位某领导以“要讲阶级路线”为由,执意不让他去,只好作罢。
在水彩创作的同时,金家齐潜心于水彩民族化的实践与研究。他感到自己既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水彩理论,又有中国水墨画的根底,对水彩中国化的研究绝非空想。从50年代起,金家齐就一直在埋头苦干、不求闻达地进行“水彩中国化”的研究与创作。
正当他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专心致志地准备继续进行他的“中国水彩画”的研究与创作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又将他打入了地狱。1957年中国大地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金家齐被划为“极右分子”,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金家齐怀着愤懑的心情走进监狱,幸好他有一技之长,除劳动外,还经常被抽出来办黑板报和画宣传画。很快他的绘画名声在监狱系统传开了,省监狱也将他“借”去画画。在省监狱,他画了一幅表现警察站岗值勤的大幅宣传画,监狱的人说:“这幅画画得太真了,去也好,来也好,总见这个‘警察’看着你!”他从省里返回沙市看守所后,受到看守所优待,为便于他画画,还单独给了他一间小房。这时金家齐的心情已平静了许多,他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心潮涌动时,也在小纸片上画画国画、水彩。
1962年初夏,金家齐被提前释放出狱。回到家里,满目一片凄凉。自从他被关进监狱后,家里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全靠妻子周兰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一家五口挤在一间曾做过仓库、破烂不堪的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里栖身,一张旧春台、两张小床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昔日的进城领导干部、著名美术家落到这般地步,金家齐十分心酸。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他只得每天画一些床头小画,以两角钱一张卖给工艺品商店贴补家用。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不久,副食品供应仍十分欠缺。金家齐想到这么多年家里人在饥荒中度过,没有什么营养,妻子又正怀着小孩,便在“黑市”上出高价买回两条鲫鱼,又买了两棵大白菜,准备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妻子正准备上午将鱼做好,金家齐看着鱼十分可爱,画兴大发,便拉住妻子,说改在下午再吃。他将鱼、白菜和厨房的两个壶罐摆放在木箱盖上,画了一幅《有鱼的静物》,三十年后此画被收入《中国水彩画图史》。
1963年,当时的沙市市委书记曹野在沙市热水瓶厂蹲点,曹野是与金家齐同时进城的干部,与金家齐很熟,也知道金的美术才能,便点名要金家齐到水瓶厂去搞花样设计。
沙市热水瓶厂当时没有自己的花样设计室,水瓶外壳花样所用的画稿、纸板都是从上海、南京买来的,花样陈旧,且画得十分粗糙,导致水瓶在市场上卖不出去,厂里一度准备将荆江牌改名为金鱼牌。金家齐到厂里以后,首先建立了花样设计室,带着厂里几位青年美工,重新设计新的花样,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老花样换了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荆江牌水瓶的花样已逐渐翻新。不久,市场上传来喜讯,“荆江牌”好卖了!特别是金家齐设计的花样,都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许多姑娘结婚置办嫁妆,点名要买这些花样的水瓶。
到了1964 年底,金家齐和他的同事们共设计出新花型近百个,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荆江牌”风格,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到东南亚和欧美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荆江之花”。
正当荆江牌热水瓶繁花似锦,工厂欣欣向荣之际,一场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文革”开始。市委书记曹野作为沙市最大的党内“走资派”被揪了出来,为他罗织的罪名,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行“专家治厂”路线,重用“牛鬼蛇神”。在批斗曹野时,金家齐也被拉去,戴高帽、挂黑牌,参加陪斗。
在横扫一切的“文革”风暴中,设计室他是待不下去了。先是将他下放到劳动强度最大的大炉车间劳动,后又将他赶到郊外厂办养猪场去喂猪,规定他每天早上6点钟上班喂猪,晚上6点钟下班,夏天晚上再骑三轮车去捡两小时西瓜皮(用作猪的饲料),捡完西瓜皮还要回到猪场去守夜。
为祖国山河留痕
1978年金家齐收到了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恢复公职,“历史问题”也得到平反。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磨难,终于还了他清白。1979年金家齐当上了沙市政协常委,1981年被调到沙市轻工业局主管设计工作,并被选为湖北省工艺美术委员会的副主席,先后担任了省政协委员、省美协理事、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沙市画院院长等职。
对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金家齐都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他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头衔,他最为欣喜的是自己能随心所欲地画画了。
他带着写生工具奔赴各地写生,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乘火车,他靠在窗前;坐轮船,他伫立甲板。他走一路,画一路,将沿途的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物品特产等都一一画入他的写生本。
金家齐一生淡泊名利,始终以一颗平静的心态,心无旁骛地让自己浸沉于绘画与研究之中。自1994年由他主持在沙市举行的湖北省水彩“双联”展后,他就很少再与外界联系,也不参加各项画展,中国水彩研究会聘他为理事,湖北书画院几次邀他担任该院院士,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他在写给他的画友、湖北省书画院院士陈少云先生的一封信中曾表露过自己的心迹:“我不能像你一样,自由翱翔于艺术天宇,我深感来日不多,我想利用这点余年,画几幅画、完成一点冷静的研究工作。”
进入21世纪后,金老已年逾八旬,因年事已高,他也不再外出写生了,更不与外界联系,基本过着隐居生活,每天静下心来,深居简出闭门作画或整理原来的画稿。被称为中国水彩之父的百岁水彩画家李剑晨生前曾对好友、台湾淡水大学教授李奇茂这样评价金家齐的水彩作品:自西方水彩传入中国,画风都是偏重于西方,只有金家齐才是将东西方结合,创造了中国水彩画的民族风格。■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