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三个代表性人物――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三个文人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闻说人生有四大不幸，统曰“鳏寡孤独”，其义为“老而无妻、老而无夫、老而无子、少而无父（母）”。这当然对一个人的人生会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这三个历史文化名人都先后有了这相同的不幸的人生遭际――少而无父，但是都没有沉沦消隐，反而轰轰烈烈干了一番事业。
陈独秀：从“无父”走上“审父”
陈独秀对父亲是最没有记忆，也最没有情感的。
在《实庵自传》中,他说：“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其实他这“几个月”的说法不准确。实际上，应该是还不满两周岁。这种连父亲去世的时间都十分模糊的自述至少说明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陈家对其父的搁置。陈独秀在家乡度过了青少年直至成人的时光，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听到关于父亲的家族述说，乃至父亲的死在陈独秀的心里是一笔糊涂账。二是陈独秀的母亲似乎也没有对儿子唠叨父亲的情况，虽然这于情理上说不通。三是陈独秀也许压根儿就没有“父亲情结”。
1921年，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一次宴会上，陈炯明正正经经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地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而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这个诙谐幽默的回答使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看来一些人连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都不知道，却听信攻击他的谣言。这也说明陈独秀对于自己的父亲本来就没有什么记忆。
陈独秀的父亲衍中(字象五)“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陈象五死于疫疾，这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周岁。从此，陈独秀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爱父、爱家的责任。这是一种苦痛，也是一种生命“自由”。
陈独秀其实还算幸运，他有兄弟姐妹四人，上有兄长和两个姐姐，他排行第四，也是老小。按照中国家庭的一般情况，老小都有些娇惯与调皮，天性可以保持得充分一些。不过，陈独秀并没有什么快乐的童年，这与鲁迅还曾经有过“百草园”、“三味书屋”、“社戏”记忆有很大不同，他是在相当不情愿但是又无力挣脱的环境中叛逆而坚韧地活着的。
他被逼读书。这个逼他读书的人是他祖父。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有个绰号，叫“白胡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
陈独秀曾写文记载祖父逼他读书的情形：
“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他最生气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有劲，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也许是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爷爷的特别“关爱”可能让陈独秀心中浮现出“父亲”的形象，倘若父亲在世，他是不是还会落入如此孤立无援、求助无望的境地呢？小小年纪的他知道，没有一个宽大厚重的胸膛供他依靠，他也不会服输，所以他只能忍着，心里恨着，刚烈叛逆的性格就这样逐渐形成。
他的母亲在这件事上也是无能为力。这是一个传统妇女又是一个寡妇必然面临的处境。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并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伏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明知族长和他手下的人为人不正，却还是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查氏常常教育子女“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但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自己的孩子。
但是她重视陈独秀的学习与科举，这不仅是孩子的出息，也是为自己争光。陈独秀说“她对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这是查氏对儿子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期望，“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耀祖”，“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正因为如此，她把孩子交给陈家的男人管教，任其处置，也是情理之中。陈独秀挨打，从不哭，只有回到娘的身边，他才忍不住哭。只有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是陈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有丰富的爱，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可见他刚烈而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
除了“被逼读书”，第二件让陈独秀郁闷的事情就是“过继”。陈独秀的叔叔陈衍庶虽然把陈家发起来了，可他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谢氏(1862～1939)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因此在陈独秀五岁时便过继给叔父做嗣子，叔父衍庶便成了陈独秀的继父，谢氏成了他的继母。这当然也是旧家族的旧俗，不过，陈独秀在《自传》中对这位发家致富的继父却只字不提。看来，他对自己随意被“转手”的家庭处置方式十分不满，他已经是“无父”的人，再找一个“爹”伺候着，等于额外套上一个枷锁，自然更不适应。实际情况是，他确实做得不好，这令继父十分失望，陈独秀也就我行我素，学不会履行“继子”的责任与义务，后来干脆离家闯荡。陈独秀长大以后，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殃及家庭；陈独秀的第二个夫人是原配夫人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两件事在陈衍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的，以致他大嚷着要“退继”，而这两件事恰恰又是陈独秀执意要做的，于是继父与继子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继父既然不愿认这位“败家”的继子，而继子又何尝愿意承认这位封建卫道士的继父呢？按说陈独秀是继父家产的唯一继承人，因为没有什么感情，陈独秀从没有放在心上，即使穷困潦倒，也没有打过叔叔的家产任何主意，所谓过继关系也是名存实亡。不过陈独秀对继母谢氏却很有感情。1939年3月22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陈独秀披麻带孝，还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讨厌的是那种虚与委蛇，拉拉扯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失去父亲的陈独秀从小孤独放任，父爱的缺失、压抑的环境又使他变得坚韧和叛逆，自我、刚烈、桀骜成了他性格的底色。而艰难环境中的母爱、兄爱还是给他埋下温情有义的种子。从此陈独秀变成了一个在压力面前可以咬着牙勇往直前而在动情时可以号啕、顿足的男人。
他的思想觉悟自然也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这表现为破除恶俗、解放人性、同情妇女与孩子。在1904年《恶俗篇》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中国的妇女们，还是几千年前，被混账的男人拿来做玩弄的器具，这般妇女们，受了这个愚，便永远在黑暗地狱，受尽万般苦楚，一线儿亮光都没有，到如今越弄越愚，连苦恼都不晓得，相习成风，积是成非，真是大有害于世道人心啊。这样的声音比五四大规模提倡妇女解放整整早了十五年，可谓先声夺人。同时他也提出改革训蒙教育，“所谓教育小孩子，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自然晓得学好。这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自然生计日发，和那秋天迫害草木的霜雪，效验真是大不相同了”。
没有“父亲情结”的陈独秀始终以“新青年”自居，始终面向未来与自我追求，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勇而无畏的“审父”意识，对充满“父性”特色的传统文化展开激烈批判，进行激烈与狂飙的文化运动，探索社会发展的新途径。他“破坏偶像”，“重估价值”，“提倡国家主义”，“成为终身反对派”等思想都是他“无父”意识的另外一种体现。
胡适：追随父亲的影子
和陈独秀截然相反，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是胡适一生记忆深刻并为之骄傲的人。
胡适的父亲去世时，胡适才三岁多，按说并没有多少深刻具体的记忆，但是在胡适的传记与回忆中，常常不自觉地谈到父亲，谈到父亲的影响，并常掩饰不住自豪骄傲的情感。甚至有很多细节，他都想极力还原，虽未必都确实可信，但缅怀之情油然而发。
这是他对父亲去世时的记述：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但是，在他的《我的母亲的订婚》中，他这样描述“父亲”的形象：“面色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这显然是其他人对父亲形象的描述，或者是看了父亲的画像想象出来的。其实胡适的父亲的确是一个身板硬朗、力气很足、面带威严、貌像包公的人。在这一点上，胡适显然没有继承父亲的貌相。
胡适还把自己的父亲认作第一个教他认字启蒙的先生，和父亲短暂相处的光阴也成为他享受一生的美好回忆。
“我小时候也很得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得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体，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的纪念。”
这自然可以理解，之后孤儿寡母的日子自然今非昔比。至于胡适是不是读了那么多的字，似乎大可怀疑，胡适小时候的身体并不好，他的母亲似乎也并不认字。但是，开始认字接受教育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回到绩溪上庄村老家后，胡适念的第一本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给了我”。念的第二本书叫《原学》，亦四言韵文，也是胡铁花自编并书写的。胡铁花后半生公务戎马，倥偬时光，仍不忘对儿子的教育，这是他匆匆人生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家教遗产。这对胡适后来读书、做人、做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胡适的成长，基本上是母亲根据父亲的遗愿进行的。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记载：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念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完成父亲的遗愿，这是胡适母亲教育胡适的基本目标。而让孩子对父亲尊重也是不容偏移的。胡适说，有一次夜凉，别人让他添加衣服，他不愿，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这句话正好被母亲听见，他被罚跪责骂。母亲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弄得胡适伤心而泣，以致害了一个多月的眼病。
这当然要提到胡适的父亲，这个叫胡铁花的人，无论做人做事都具有徽州人的很多优点，勤勉、务实、认真、有为。在求知上进中，他辗转中国各地，算是一个实干的官吏，因为很能干，本想退居的他偏偏被派往台湾做知州与统领，颇有政绩，在台湾声誉较高，后因脚气病而故。据说胡铁花为国捐躯后，光绪皇帝赐其遗孀、时年仅二十二岁的冯顺弟为三品诰命夫人。无论如何，胡铁花应该是一个德才并举、努力有为的人，是胡家的骄傲。
从为人处世看，胡适的父亲办事十分细致，处处做有心人。在他的日记中，居然详细地记载着地方官员的生辰八字。这种用心自然不难理解，这一方面是精于世故，小心谨慎，另一方面是注重细节，别有心机。这对胡适后来凡事必记、凡事上心的习惯应是有影响的。父亲多样化的爱好对后来同样具有多面手特点的胡适同样也有影响。
胡适的父亲在内心世界里是充满家国责任与内心忧患的。这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尽数显现，遗嘱里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是“死”，真正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可谓心力交瘁，痛苦至极。胡适走的道路虽然与父亲有相当的不同，但是，关注国家命运、担当社会责任的意识却有相似之处。作为一介书生，他一直没有放下对政治的热情与参与，他像其父一样崇尚务实精神，所不同的是，他经过了一段人生磨砺与调整之后，逐步变成了一个乐观自信的人。
在胡适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是他最爱最感恩的人。这个“无父”而聪颖的孩子如果没有母亲的管教与培育，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说，胡适闯荡江湖的本领、做事的志气与聪明更多是像父亲，那么做人的品德则更多是像母亲，胡适说：“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的晚年，他和父亲的关系，即他的父亲与台湾的关系、他小时候在台湾的短暂居住居然继续书写了胡家历史上的另外一个骄傲。
胡适意外有了一段自得的资本，那就是可以以“半个台湾人”自居，他声称父亲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虽然实际上并不确切，但是事实上台湾本土的确借此炒作了一段时间，大有树立胡铁花为旧传统、胡适为新精神的倾向。胡适对此也是十分热衷，积极配合与参与。
1952年12月27日，胡适抵达台东县观光。12月28日，台东镇光复路更名为“铁花路”，以纪念清代本县末任州官胡铁花。不难看出地方政府打造“名人品牌”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胡适观光只是参加相关仪式，并商谈后续纪念筹建工作。
1953年1月12日，县文献委员会筹建纪念碑。1月27日，胡适赠本县奖学金七千元。5月21日，纪念碑落成。
有点耐人寻味的是，碑记部分，直到1963年12月才写成，这已经是纪念碑落成近十年之后，也是胡适去世后一年多了。碑文提到胡适于1962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胡适和他的父亲以这样的方式最终永远走到了一起。
鲁迅：父亲是永远伤痛的记忆
鲁迅的父亲留给鲁迅的永远是复杂伤痛的记忆，这种复杂与伤痛影响了鲁迅的一生。
与陈独秀、胡适相比，鲁迅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这个三代同堂的人家曾经过着富足安详的生活。鲁迅的家族是浙江绍兴的一个大家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虽求功名不顺，但掌管着还算和美的小康之家。
所以，鲁迅得以在这种环境中无忧无虑地长大，天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培育，无论是百草园还是乡下外婆家的风情，都成为他终身难忘的记忆。周家雇了保姆、长工，但是主雇关系并没有想象的严格，所以鲁迅在他们那里接受了贫民的爱与民间教育，了解了底层生活。周家对孩子的管教也似乎并不苛刻严肃，所以鲁迅可以读读闲书，培育了读杂书的兴趣，总之，那是多么美好的童年生活。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周家的变故，鲁迅一定会走上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但是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残酷，灾难不期而至。
不过鲁迅对这段生活中父亲的记忆并不细致清晰，大约日子也很快活，父亲也爱管不管，鲁迅是能躲则躲，就怕快活得不够。周作人讲父亲“严正”,“寡言笑”，“爱喝酒”，“小孩少去亲近”，但并不厉害。这应该是可信的。
应该说鲁迅的童年并不“压抑”，倘若说感到“压抑”，其实是太过于追求自由与天性的心理造成的敏感。对于父亲，鲁迅说，“我很爱我的父亲”，“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长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据周作人回忆，他父亲的愿望之一是两个孩子一个到东方留学、一个到西方留学，鲁迅出门求学是否有遵从父嘱的意思，已经不可考，但是周氏兄弟两个人出国留学倒是事实。
总之，这样的日子如果继续，该是多么美好。但是天不遂人愿。这也就不难理解，周家变故为什么不仅彻底改变了鲁迅的人生，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
周家的变故是由周福清考试贿赂案引发的，这也活该周家倒霉，找了一个不会办事的伙计。但是问题的结果十分严重，周家面临斩首、抄家等刑罚。为了疏通关节，周家变卖资产，给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贿赂官员。周家人也是东躲西藏，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周家在持续多年的折腾中，元气大伤，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
祸不单行，整日借酒消愁、脾气暴躁的父亲又卧病不起。鲁迅，一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公子哥，作为家中长子，没有任何替代地走上了“代父”的位置，那时，他只有十三四岁，小小年纪，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花了无数的钱，父亲的病仍未医好，于1896年10月离开了人世。鲁迅的心灵苦痛从此终身难以磨灭。
鲁迅为此在《父亲的病》中详细记载了为父治病的前前后后，对于民间庸医、没有科学依据的中医偏方以及民间带有迷信色彩的封建活动做了深恶痛绝的描述与贬斥。他一直觉得父亲如果能得到合理治疗的话，绝不会三十多岁就撒手人寰。他对自己无意中充当了对父催命的人深深内疚。他在文章最后写道：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父亲的死对鲁迅直接的影响至少有三方面。
第一，就是他成了周家的顶梁柱。家有寡母，下有弟妹，日子越过越艰难，世态炎凉，虽难以离舍，还是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的母亲鲁瑞看到鲁迅去意已决，就为儿子筹集了八元川资，送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其时鲁迅刚好十八岁。从此以后，鲁迅还是很认真地履行“孝子”、“长兄为父”的“家长”职责，先是培养弟弟周作人，带着一块儿外出读书求学，及至周作人找工作都是鲁迅一手安排。其次是安家落户，移居北平，将家中老宅卖掉，在北平购置了一套大宅院，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八道湾”，将一家人全部接到了京城，真正过上了天伦之乐的“大家庭”生活。我想他对旧式婚姻的接受，除了不敢有任何伤害家人尤其是母亲的心的原因之外，还是努力想保持一个“家长”的风范。总之，即使周氏兄弟后来失和，鲁迅基本上还是极力在为家庭做很多事情，可谓尽心尽力。没有办法，谁让他没有爹，谁让他是老大呢？他除了供着一份公职，业余做点自己的爱好，剩下的就是怎么把家维持好，及至移居北京，他已经四十岁，耗去了人生的大半还多。
第二，在鲁迅的成长中，家庭变故与丧父之痛，巨大的生活落差与心理落差还是对鲁迅的精神造成了极大危机。这个本来就富有天性、感觉敏锐的人，不得不首先面临一系列“自我”调整与疗救的问题。及至他从日本回来，有了正式工作之前，他不断改换学校与专业：“水师学堂”、“矿路学堂”、“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专”，从表面看，这是在人生道路上寻寻觅觅，而实际上是漫无头绪的心态所致，尤其是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医学，和他对父亲疾病与死亡的深刻记忆有直接的关系。1904年6月，鲁迅的祖父去世，那个暑假他的心情再次受到打击与触动，8月份他就到了仙台――他想当一名医生！不过，鲁迅的真正兴趣还在文艺与人文，这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解决自身精神危机的内在需要。
第三，鲁迅的创作以后依然始终与这段人生的“记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对于鲁迅是对心灵隐痛的抚慰与生命孤独的救赎。试看，在他的作品中，故乡、童年、孤独、疾病与死亡、灰色人群与暗淡人生……构成其创作的话语资源与情感底色，绕来绕去就是走不出去。其中对父亲复杂的情感记忆构成了他认识这个世界的不同角度。而鲁迅的思想同样也是从自身苦痛出发，从个人记忆与经验到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再到文化思考与生命拷问，均具有内在密切的情感关系与逻辑关系。
从外在现实生活结构看，虽然多少有些迟到，但鲁迅真正逐步归于正常生活是从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开始的，值得庆贺的是，不久他就真正做了父亲，终于有了家。只是美好时光着实有点短暂，一个叫周海婴的孩子同样也是小小年纪便失去了父亲。大约是周家已经没有百草园，孩子也没有经历过自己这样的人生苦痛，鲁迅对孩子的遗嘱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但是谁都无法阻止与剥夺孩子追念父亲的权利，很多年后的一天，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问世了，作者：周海婴。■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