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郭汝瑰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解放战争期间，经郭汝瑰安排，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计划一份份被秘密送到共产党手中。最后他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产党间谍。”
郭汝瑰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曾经是蒋介石的红人，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衔陆军中将。他又是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进行特殊战斗的红色特工。令人感慨的是，这个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重新入党之路竟如此坎坷――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郭汝瑰苦苦追求三十五年，接受考验三十五年，进行思想改造三十五年！因此，一些熟知其历史的同志都在问：“你在国民党内深受信任，为何放弃步步高升的机会，甘冒杀身危险，一意追求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你也受过一些委屈，但不灰心，不自馁，终于实现了夙愿。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你？”郭汝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信念。”
国民党的“军界精英”
郭汝瑰1907年9月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郭氏宗族中有个郭汝栋，是郭汝瑰同辈堂兄，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当官。1925年，在郭汝栋的帮助下，郭汝瑰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五期。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任职，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在他们的影响下，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郭汝栋奉蒋介石命令，将他的二十军调入湖北，加紧“剿共”。此时，他风闻郭汝瑰是共产党员，怕连累自己，就动员堂弟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听了堂兄的话，很快去了日本，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郭汝瑰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从日本回来后，郭汝瑰又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陆军大学毕业不久，郭汝瑰进了陈诚的十八军。“八一三”淞沪抗战，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战成名。之后，他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郭汝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在直接掌管部队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后，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这样谎报人数吃空饷，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骗补给。
1943年，郭汝瑰奉调从前线返回战时陪都重庆，所见接触的达官显贵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与前线将士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形成强烈的反差。残酷的现实引起这位青年爱国将领的困惑――国民政府能否领导抗战？蒋介石是否真正救国救民？ 这种困惑和对国民党日积月累的不满，成了郭汝瑰寻找中共党组织的直接动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哪知抗战甫停，内战又起。随后美国出面“调停”，成立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调小组。郭汝瑰奉命做张治中的副手，参加调处。此刻，郭汝瑰也曾对和平抱有幻想，但是，随着和平愿望最终破灭，他对国民党也彻底失望了。郭汝瑰写道：“三人会议曲终人散是坏事，但教训了我，使我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这以后我间接参加了用武力批判国民党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对三人会议的回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是三人会议擦亮了我的眼睛，是三人会议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到共产党的怀抱。”
“一谍卧底弄乾坤”
郭汝瑰回到重庆不久，就开始寻找中共地下党，但未能如愿。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并经任逖猷介绍，重新见到了任廉儒――当时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十五年之后，郭汝瑰终于找到地下党，这让他激动不已。
郭汝瑰向任廉儒倾诉了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并迫切表达了恢复党籍的愿望：
“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这次见面改变了郭汝瑰此后的人生轨迹。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两次与董必武会见，并两次提出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达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任廉儒还告知，今后他负责与郭汝瑰单线联系。
郭汝瑰表示：“只要党能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从此以后，郭汝瑰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毅然投身于险恶重重的谍报战线，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内进行特殊的战斗。
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然而，担任第三厅厅长就要亲历内战兵燹，这让郭汝瑰感到踌躇：“对工作不认真干，对不起职务；认真干，对不起良心。”他内心曾想着“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
任廉儒开导道:“你把情报给我以后，不就是另外一回事吗？”
郭汝瑰点头称是。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把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核心机密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地下党，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这些情报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
郭汝瑰输送的军事情报，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今，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还展出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三份情报，泛黄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地下情报工作的危险与艰辛。该馆有一个区域专门展览郭汝瑰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后来，台湾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败局已定，郭汝瑰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再次向任廉儒表达想去解放区的愿望。请示上级领导后，任廉儒专程赶到南京转告郭汝瑰：“上级认为解放区不乏文艺和军事人才，你去了也发挥不了很大作用。估计渡江后江南战局可急转直下，一鼓荡平，只西南地区恐怕还有一场血战。望你谋去四川任军长，届时率部起义，以影响战局。”
根据党的指示，郭汝瑰递上辞职的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之职，然后费尽周折，终于得到七十二军军长的任命。他随即赶到上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廉儒。任紧握着他的手说：“汝瑰同志，你接受党新的任务，从蒋家王朝的心脏里杀出来，祝你早日成功。”
七十二军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郭汝瑰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威信及关系，想尽各种方法扩充部队，不足两个月，七十二军又有了三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成为四川的机动主力军。1949年12月，在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率部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西南数十万蒋军手忙脚乱不战而溃。
谁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
郭汝瑰原以为，只要接受“考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成为共产党员只是时间问题。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入党之路竟如此漫长，如此坎坷！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他向行署主任李大章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被告知：“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以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
然而，此刻郭汝瑰的单线联系人任廉儒却不能为其作证明。郭汝瑰之子郭相操这样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任廉儒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潜伏。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廉儒的身份都是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共产党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做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1953年7月就去世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作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因为反过来可能把任廉儒暴露了。”
没人作证明，郭汝瑰想恢复党籍之事就无从谈起。
1951年，郭汝瑰调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任廉儒鼓励他说：“到军事学院后，不要太计较职位高低、利害得失。经得起考验才能恢复党籍。” 郭汝瑰认可这种态度。昔日堂堂国军中将厅长屈为一般的“起义人员”,做一个普通军事教员，郭汝瑰对此毫无怨言。1955年实行军衔制，曾率领一个军在战场起义的国军军长并未被授予将军军衔，对此郭汝瑰也没有怨天尤人。
尔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汝瑰与许多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材料，诬陷郭汝瑰是“特务”，致使郭汝瑰被关押审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郭汝瑰想不开，甚至有“一死了之”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战，怀着马革裹尸的雄心，出入枪林弹雨没有皱过眉头，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没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然而，面对逼供诱供，郭汝瑰始终坚持不说假话。不久，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及任廉儒夫人罗莹澄的证明先后到来，郭汝瑰终于被证明历史清白，不是特务。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抓住这一契机，郭汝瑰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得到的答复却是:“你在国民党位至中将，必须由中央批准才行。”郭汝瑰不灰心，不气馁，他写信给董必武，得到回信说：按党章须基层通过才能吸收。
岁月荏苒，时光飞逝。郭汝瑰年届六旬，想到奋斗多年，仍然不能入党，感慨万分，吟诗一首：
向日勤诚未减，入党差距益多。
转瞬六旬将届，不红不专奈何！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解散，郭汝瑰被安置到四川巴县。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汝瑰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重新入党的愿望几十年来一直未变。他把自己的心愿讲给同住的干部吴满堂等人，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答复道：“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于是，郭汝瑰入党之事又成泡影。
终偿夙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年逾古稀的郭汝瑰再次燃起希望，两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这一次，他终于得到同意吸收他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这一年，他七十三岁。
从1945年提出恢复党籍到重新入党，郭汝瑰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五年。
夙愿终于实现了，郭汝瑰欣喜若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几十年的企盼一夜之间便如愿以偿了，对党的一颗拳拳之心终于得到了慰藉。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是追求在中国实现无剥削压迫、有民主法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科学昌明，民生富裕的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在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进行新的长征。”
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评选他为全军区优秀共产党员。
郭汝瑰入党后，东奔西走，组织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享年九十岁。中央军委在为其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赞颂郭汝瑰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民日报》发表讣闻，称郭汝瑰“保持了一位爱国将领的可贵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本色”。■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