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就见到了刘涛先生的新书《头等强国》,看了之后一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该如何说,如鲠在喉,很不舒服。听说如今有很多人在做“头等强国”的梦,我没有见过,只是耳闻。有梦想当然是好事,总比浑浑噩噩好。我虽然没这样的梦想,但也不会反对别人有梦想。
直到看到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一个报告,我才有了一点发言的欲望。这个新闻透露的是个喜讯,标题叫“我国已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揉揉眼睛,说的果然是我国在2008年底终于从长期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显然和“头等强国”的梦想还很遥远。
报告中另外两个数据,却又似乎显示出一些“头等强国”的气派。一个是2008年的财政收入有6.13万亿元,60年间增长985倍;另一个是外汇储备60年增长了近14000倍。财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还有一大笔非财政收入,数量也与财政收入不相上下。一个政府收入和外汇储备有如此大量增幅的国家,难道还不算“头等强国”吗?当然不算,因为还有另外的数据制约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60年间仅增长了18.5倍,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较这两组数据,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头等强大的政府,大致是没错的。这个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都要强大,但头等强大的政府,并不意味着背后就能成长出一个“头等强国”。近几十年来,有句口号一直很流行,叫“国富才能民强”,大家天然认同这个逻辑,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细究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可能都与这个逻辑有关。
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从“民富国强”到“国富民强”,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与逻辑关系完全不同。汉语的模糊性,使一个中国古代的常识性理念,就这么悄悄地被改头换面了。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从春秋之后,民富才能国强就成了政治家治国的一个常识。管仲曾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论语》有子对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还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到北宋,王安石明确指出两者的逻辑关系:“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也曾问道:“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结论是:“只有个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
人们常言康乾盛世,岂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于民”上也动足了脑筋。有学者作过统计,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过天下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4年多的全年财政收入。而乾隆更厉害,曾先后5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据黄仁宇计算,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可见盛世之名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民富才能国强”曾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政治伦理,今天却被各种花里胡哨的政治思想,搞得含混不清。为何把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就无法成为“头等强国”,反而充满了社会危机呢?战国时代的尉缭子很早就指出:“亡国富仓府,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的库房中,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会愈多,社会矛盾便越激烈,贫富分化也会越厉害,社会秩序反而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祸患之中。比如曾辉煌一时的秦与隋朝都是这样,虽留下了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溃于一时。如果国家的强大不是以民众的富裕为基础,两者不是一个共同体,民众不仅会对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对其衰败更是无动于衷,因为与民众无关,甚至盼望这样的政府衰亡得越快越好。如此一来,民众对政府的离心力,也会加速社会的崩溃。
刘涛的这本书,引用了很多方法来分析中国成为“头等强国”的可能。其实,中国能否成为“头等强国”,缺少的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与人类经验真正形成呼应,这个梦想才可能有基础。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不是把政治或经济说得越来越复杂,而是如何说得越来越简单,因为问题往往出现在那些最简单的地方。比如,成为“头等强国”首先得有“头等强民”,没有这个基本逻辑的认定,谈得再多都是枝节问题。枝节越多,人们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