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并引荐陈寅恪这匹“千里马”的，是梁启超。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拒绝：“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一听，十分震惊，这才同意聘请陈寅恪。
陈寅恪在国外断续留学20余载，潜心读书和研究，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通晓三十多种文字。由于他始终对“博士”、“硕士”之类的学位淡然处之，所以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幸亏梁启超慧眼识珠，才使得这位旷世奇才没有“遗之在草野”，也才成就了这位日后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教授中之教授”。
按理说，陈寅恪对梁启超不说感恩戴德，至少也应该宽让三分。但是，因为一个古人陶渊明，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
陶渊明出生在东晋末期，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也是有名的隐士。东晋灭亡后，陶坚决归隐，誓不与新政权合作。他的举动，关系到所谓的“名节”问题，也引发了后世的长期争论。作为史学大家的梁启超，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他认为：“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动机，是当时士大夫廉耻扫地，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
陈寅恪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陶渊明“耻事二姓”才是可信的。同时，针对梁启超本人“无论从政还是从教，都不在乎在清朝还是在民国”的亲身实践，陈寅恪批评他“取自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
应该说，陈寅恪批评不仅力道十足，而且尖酸刻薄。有好友劝他：“梁公对你有知遇之恩，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陈寅恪笑答：“错了，我这样做才是对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
那么，梁启超又是怎么想的呢？“饮冰室主人”生性洒脱不羁，当有人嘲笑他“引狼入室”时，他回敬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无论是批评陈寅恪还是讥讽我的人，都把我们看得太小了。”
大师者，把学术看得远大于自身，超越一切的是对真理诚挚而永不妥协的探索。
（摘自《郑州日报》201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