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影响的不止是写字楼里的白领，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根据统计，在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的，大约有2000万人。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县级市邓州市的130多万人口中，常年在外务工者超出40万人。春节前，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这些身兼农民与工人的劳动者，回乡之后的生存状况如何呢？请看发生在邓州一个普通村子的故事――
南河池村位于河南省邓州市辖区的西北角，600多人口的村庄，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超过150人，21岁的孙亮是其中之一。
早在2008年11月，孙亮就回村子了。他打工的鞋厂宣布倒闭后，这名年轻的针车工滞留半月，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回家后，孙亮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渗进了村子里。打工的年轻人有不少失业的，没失业的也抱怨工资降了。
年三十女方来“看家儿”
16岁那年，孙亮从初二辍学，下南方去了。“一看书就头疼”是他辍学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在乡下孩子中颇为常见。
父母倒也不在乎这个。父亲考虑到大学生都很难找工作，即使让他勉强读下去，怕也没有啥好的收场。母亲则想得更远，“到南方尽量领个老婆回来呀。”
孙亮对母亲这种想法有些不屑，“人家的闺女又不是在野地里长大的，咱咋能说领就领？”
他还是主张走明媒正娶的路子。不过，孙亮也不否认自己面对厂里女孩时的自卑和拘谨。“不愿意跟她们多说话，有时候也不敢。”在孙亮的眼中，那些女孩们经常换手机、买新衣服，手里拎着大包的零食。
“太能花钱了，咱养不起呀。”年前回到村里后，孙亮家里就动员亲戚邻居给他说媒。
在邓州的农村，男孩子想结婚，至少要有一院气派的平房，若是不欠任何外债盖的，就更好了。这样的平房，孙亮家有两座，加起来也有十来间。
到年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孙亮的婚事才有了眉目，对方是他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同学，邻村的。
大年三十，女孩在多名女性亲属的陪伴下，到孙亮家来“看家儿”了。在豫西南，“看家儿”一般都是走走过场，在女方同意的前提下，陪同的亲戚提供点建设性意见。果然，“看家儿”顺利通过。不过，家长怕夜长梦多，大家商定过完年看个日子，尽快把婚事办了。
现在，连不识字的老村民都知道了“金融危机”一词，孙亮和女孩都认为不能让婚期耽搁求职的良机。
在两年前，随便哪个时节去南方，都有厂子可以进。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切都变了。不少工厂门口，都站着等待招工的年轻人。而厂子内，也是月月减薪。
从去年种麦时开始，村子就不断有孙亮这样的年轻人从南方回来，比往常早了好几个月。村民们慢慢知道，电视中遥远的“金融危机”，使不少厂子倒闭，打工的人失业了，只能提前回家。
女孩跟孙亮约定，结婚后，要么她跟他南下广东，要么他跟她北上青岛。总之，不待在村里。
打工者回家后的“闪婚”
孙亮的经历，按照在大城市里的说法，就叫做“闪婚”―――相亲快、定亲快、结婚快。
不过，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婚事，孙亮并不是“闪”得最快的。
同村比他大几岁的一个小伙子，在3年前，也是年底，从相亲到办婚宴，只用了3天时间。
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一年都只能在过年时回来一次，相亲，则是年龄越小越有优势。一旦过了25岁，姑娘难找像样的小伙，而一个超过30岁的光棍汉，在方圆几里内只能找那些丧偶或精神有问题的中年妇女做老婆。
家长催婚的另一个动机，是怕男孩在外被远方的女孩把辛苦钱骗光了。或者，女孩跟外地的男孩走了，远天远地，家里岂不白养她一场？
尽管打工的生活很苦，又有经济危机挡道，但村民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却也是实情。不少人一边叫穷，一边盖起成片的新房。在南河池村，发愁没有宅基地盖房的人，要超过发愁没有钱盖房的人。
他们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或一场婚事，耗尽十几年的积蓄。“大不了种地，饿不死的。”
仅靠种地还不行
当然，在这个村子，土里刨食的农民，要想解决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和生计问题，仅靠土地还是不够的。这里的人世代务农，直到解放后，才慢慢有人走出去，成为“吃国家饭的人”。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个600多人的村子，出了十来名大学生。
这些走出去的人，都没能给村子带来什么改变。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也使村民们放弃对读书的敬畏，不少孩子像孙亮一样，初中没毕业，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
不能不打工。想娶媳妇就得有房子，钢筋水泥和建筑队工钱年年涨，一处7间房子的小院，至少要10万块钱。
在南河池村，像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大约可以分到13亩地。肥料在涨价，种子在涨价，柴油在涨价，而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辣椒的价格，却年年跌，从七八块钱一斤跌到2008年年底的两块多。
这13亩地辛苦一年下来，加上政府补贴，一亩地最多可以收500元，总共是6500元。不说人情世故和小病小灾的开支，单指望种这13亩地，也要14年才能凑够盖房子的钱，更何况还要吃饭糊口呢。
每一个家庭和年轻人都在为生活打拼。孙亮有个弟弟，跟他一起在惠州打工，每个月工资发放后，弟弟都必须把大部分钱交给哥哥，由哥哥寄回老家。3个月前金融危机影响尚不明显时，他们俩每个月分别都能拿到1600元左右的工资，各寄回家里1000元。
“家里不花他一分钱，都攒着给他盖房子呢，他能有啥意见？”孙亮也不怎么花钱，最多去夜市里打打两块钱一场的台球。厂里有工友喜欢吃喝玩乐，是“月光族”。孙亮不羡慕他们，他认为，人跟人是没办法比的。
在村里，孙亮两兄弟是众多打工者的好榜样。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称，他们并没有从打工的子女那里获得什么收益。
并不是每一个打工者都那么顺利安稳。同村的孙芳，在过去的两年里换了5个工厂，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适应工作。她当年离家时，是母亲给的路费。两年后返乡，身上不足1000块钱。还有人喜欢花钱。孙辉前年在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月收入1800元。他喜欢喝酒，又喜欢跟工友打牌，还经常买六合彩。
村民们发现，跟十几年前出去打工的人比，现在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他们寄回家的钱，比出去打工的年长者越来越少。
林林总总的开支
20年前，还没有普及拖拉机的时候，村子里谁要能养一头大公牛，赶着大牛车，把庄稼活儿做好，便是村民们羡慕的对象。现在，这些人都老了，在寒冷的北风中，他们抄着手，旁观着年轻人的热闹。家庭里的权威，也在向那些能挣钱的年轻人转移。
孙亮的父亲以前喜欢赌个钱，母亲劝阻多次都没用。但当孙亮在南方打工后，父亲开始听他的话了，天天躲着那些赌友，这让孙亮的母亲颇感欣喜。
在村里人看来，要么你勤奋，要么你聪明，只有你能挣更多的钱，盖更好看的房子，才能获得别人的抬举。不过，即使住上了新楼房，骑上了摩托车，用上了漂亮的山寨手机，村民们的处境，跟以往并无根本改变。4年前，河南全省的农业税取消。紧随其后的，是农资产品涨价。一辆10匹马力的拖拉机，4年前的价格是4000元左右，现在接近7000元。
其他方面的开支，也不轻松。在自家宅基地盖座新房，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时，需要给镇土地办交2000块的“办证费”。而按照河南省发改委去年关于涉农收费的最新规定，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时，除收取土地证书工本费（普通证书每证5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工本费外（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
死后也需要开支。政府要求村里的人去世后必须火化，理由是保护耕地。但村人还是愿意花2000多元将亲人遗体火化后再土葬。
一些人情世故的开销，也让他们感觉不安。
村子里几个月薪超过3000元的年轻人，都是在青岛的电镀厂打工。天天接触重金属，他们明知毒素会在体内沉积，不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他们看来，即使挣来更多的钱，自己作为农民的命运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一条鼓励创业的短信
大年三十这天，孙亮接到一条当地移动公司的短信，说政府为本地务工人员，制定了种种优惠措施，“欢迎回故乡创业”。
短信没有讲究竟有哪些措施，孙亮也懒得问。
而根据媒体报道，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该市积极开辟创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3条“绿色通道”，力助返乡农民工再次就业，扶持携带一定资金返乡的农民工投身种植、养殖业，简化工商营业执照的办理手续，优先为他们办理每人不低于2万元的财政贴息贷款。
在孙亮看来，在村子里，大家都想创业发大财，却不知从何创起。
村里只有两家养鸡场，10里外的镇上，做小生意的都挤破了头，没有什么空间留给这些更偏远的农民。村里没有矿藏，附近也没有工厂，除了没受污染的小河和明澈的星空外，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向外乡人夸耀的东西。
村里150多个出外打工的年轻人，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忙介绍，多是去广东的一些服装厂、玩具厂工作，也有人到青岛的电镀厂打工。金融危机使得在外地从事轻工业的打工者都发觉，钱越来越难挣了。村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打工者，是在南方失业后返乡的。
孙亮离开南方时，是失业的，再回去是否能找到工作？“应该可以吧，我弟弟还在那里呢。”但他也不敢过于乐观，在他打工的惠州黄埠镇，鞋厂倒闭了三分之一左右。倘若继续倒闭下去，“我也只好换个地方了。”
孙亮打算过了正月十五把婚事办了以后，将继续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运气。
他们美好的期望，就像门上新贴的对联，一年接一年。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摘自《新京报》）
题头照片：2009年2月3日，正月初九，河南出门务工的农民赶往火车站。牛书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