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中叶被誉为弘治中兴的名臣丘浚认为：“一心兴邦，一心丧邦。”皇帝是百官的表率，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中，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往往失效，张居正对少年天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一例。
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呕心沥血，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中讲了117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
神宗自幼就接受非常严格的教育。隆庆六年(1572年)6月，10岁的神宗刚接位，父丧未毕，就被关进书斋，进行日讲，又规定，每月三、六、九视朝，视朝后还要温书，非大寒大暑不停止这一课程。
每天日出，皇帝进膳后即开始读书。先要诵读《大学》10遍，《尚书》10遍，再由讲官开讲，完毕，看章奏文件；近午要听讲《通鉴》，午膳后才能还宫。11岁的神宗喜好书法，作为帝王这也受到限制，在张居正看来：“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
此时的神宗对张居正甚为畏惧，背诵《论语》，偶有失误，居正说一声读错，神宗也会吓得一跳。应该说年幼的神宗还是接受教诲的，当张居正与神宗讲述宋仁宗不喜珠宝时，神宗说：“贤臣才是宝，要珠玉又有何用?”居正说：“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轻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以无益害有益。”又说：“皇上能想到这点，那是社稷生灵之福。”
应该说，神宗对张居正的改革是相当满意的，万历九年在与张居正讨论政务时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赋税如期上缴之故。”一再表示：“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这样亲密的师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谁又想到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几乎被掘棺鞭尸，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这其中更值得深思的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利，绝不容许他人分享，哪怕是扶危济难的耿耿忠臣，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
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这预示神宗随着年龄的长大，权力意识开始苏醒，他本是受万众山呼万岁的皇帝，权力之大所向披靡，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地刺激他享用至高权力的欲望，在他尚未亲政时就已表现出这一倾向。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教育，以圣哲先贤为榜样的礼义教诲，以天道儆世的天人感应说，以及规劝帝王的谏议制、史官制等各种理论和方法，都不外乎通过道德教育使君主自律，以达到约束君主的目的。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张居正君主教育的失败，是他君主观念的破灭，这种破灭必然促发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反思。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反观张居正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讽刺!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地想造就的圣主。竞成为一代暴君。由此看来，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才是惟一的出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以抨击君主专制主义为主题，就是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