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我们这代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真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也已近花甲之年。“花甲”一词的含义，对于知了“天命”的人来说，可谓兀然间变得敏感且昭然起来，仿佛人生的七彩含意，都诠释于其中而大音希声，都融汇为一种虔诚的冥想与怀念了。
记得1959年的初春，我在米市大街小学上二年级。课下，常和小伙伴们围在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子前兴致勃勃地打乒乓球。我们摆擂台，争霸主，厮杀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一天，班主任谷志仁老师领着一位身材魁伟，身穿旧罗纹运动衫的人前来观战，事后才得知，他，就是东城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关洪昌教练，国家一级乒乓球运动员。那年，我个头还小，站在台子前看乒乓球网，就像是看排球网，挥起乒乓球拍，就像抡起芭蕉扇。不过一战起擂台来，却出奇的亢奋，动不动即会扑进台面里去，甚至冲过楚河汉界去救球，去扣杀，因而常被坚硬的水泥台子磕碰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或许正因为我的“张扬”与“逾矩”，或许还有气哭女老师，与社会上的大孩子打过架、摔过跤的劣迹，总之，关教练好像是专门为收编我这类顽童而来，把我和后来北京队的寿北云，以及丁欧、赵寅等人一起纳入帐前麾下，成了体校少年班的骨干。那时我们体校大班里，还有万季飞、李小东、邵乐军等一批学兄，他们的球技早已名扬“四城”，均是我们的楷模，我们甚以他们为荣。
那个时期，正是我们雨后春笋般疯狂成长的嘉年华。《冰上姐妹》电影中丁淑萍、于丽萍的拼搏精神以及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情操，无时不在激励着我们的心灵铮铮向上。两年后，我们就接受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寿北云和丁欧一组，我和赵寅一组，为宣传青少年如何打好乒乓球，练好基本功，拍摄了示范表演纪录片，全国放映。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玩了一场银幕秀，过了把瘾。
五年级的时候，我由于家从东城的崇文门搬到了西城阜成门附近，因而转学到了白塔寺后面的太平街小学。练球的欲望再高，也很难应对放学后往来于东西两城间的奔波了，我满含痛楚地辞别了关教练，仿佛人生的光明之门刚刚开启，就又闭锁了，让我陷入了苍凉的黑暗。那时，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的形象，已经把我们这些小发烧友激扬得发痴、发魔、发狂，不打乒乓球，岂能睡得着，吃得下去?就在我刚刚被睡不稳、吃不香烦扰得无所适从的时候，关教练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与西城体校的全广利教练谈过了，推荐我去西城体校，就在老官园体育场，离我家步行仅10分钟。我立时欢呼雀跃，像重见天日一般，再次涌出了“自古英雄出少年，我非英雄舍我谁”的豪情与感叹!
在全广利教练的指导下，我与后来加入北京队的马凯旋以及程宏、张宏等小伙伴们一起，几乎每天放学后，都挥汗如雨地投入了训练。老官园夜晚空旷的田径场以及那一排排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的小平房，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光最灿烂的地方，也是全教练谈过恋爱的地方――因为他的女朋友总是在我们快下课之际姗姗来访。被他情同父子般地惜爱着，我们常想倚宠卖刁地弄个明白，在他心目中，究竟是她的分量重，还是我们这群秃小子的分量重……
球，练到1966年春。由于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少年体校也像普通学校一样，被“停课闹革命”了。那年我还不到15岁。“浩劫”到来，纵有问苍茫大地，谁主球场沉浮之鸿志，也无济于事，无力回天了。在那之前，我在体校中最好的成绩，就是代表母校十三中，和校友刘芬平、金沈利作搭档，取得了北京市中学生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而那之后，我们这代人大多命途多舛，黄金年龄生命线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不是被放逐三线，就是赴农村插队。只有刘芬平、金沈利和寿北云，被象征性地留在了北京队，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国手”级骄子。然而遗憾与惋惜同病相怜，曾获得过北京市少年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的金沈利，也是我十三中的同班挚友，经“浩劫”折腾后，得了喉癌，英年早逝……
尽管球不练了，我的体校“底子”还在。1979年，我从插队的农村返回北京，被分配进有数千名职工的电机总厂，再次立马横刀，稳操胜券地拿了总厂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后来，我32岁才大学毕业，47岁以后才有了攻读研究生、博士的机会，直到53岁才出版了第一部获奖的原创小说《布罗肯幽灵》。我常想，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不过，像我们这代人，只要不服输，“老当益壮”也不赖啊!
编辑 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