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谭富英的弟子，又是马连良的义子，圈内人都叫他“谭徒马儿”；他师法诸家，继承了马派、谭派兼及杨派的艺术风格，融会贯通，人称“新马派”；“文革”期间，他饰演的国民党特务刁德一深入人心，堪称经典；他爱戏成痴，上下求索，有着当今梨园老生翘楚之美誉……
他便是马长礼，一个宽厚、安详、大气的老者。一切盛名的背后，隔着沉甸甸的岁月，马长礼一颗淡泊宁静的心却从未改变。和老伴小王玉蓉相伴50余载，深情已化为无言，只需一个眼神便了解对方的想法。老伴为他沏上一杯清茶，静谧的秋天午后，马长礼的艺术人生细细地铺陈开来。
戏剧化的学艺之路
马长礼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1930年出生。祖父曾是浙江绍兴府衙门的财务官员，38岁那年，一个重大变故使整个家族元气大伤。一日，祖父准备拿着钱票到钱庄去兑换现金，然而却发现钱票没了踪影，四下找寻不到。几天之后仍无法归账，刑部便把他关入大牢。
情急之下，祖父的一个朋友问祖母：“您想一想，有没有见到一张纸，像当票似的。”祖母大字不识，经友人提醒，忽然想起这么一幕，“前两天，儿子去会馆上学的时候，我拿一张纸给他包了个馒头。”全家人连忙赶到会馆，老师一听原委，事关重大，当即宣布停课，让所有的学生一起到土筐里找钱票。会馆的土筐是个“一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桶，“一两个月都不倒一次”。结果还真找着了，“一团”，就是那张救命钱票。三天牢狱之灾，又急又病，没多久，祖父便去世了。
只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马长礼的父亲失学之后当起了学徒，“学着做清朝的靴子和女人穿的彩鞋”。家境中落，年幼的马长礼开始体味到生存的艰辛。恰巧，父亲有个唱戏的朋友叫李洪春，在他的影响下，马长礼对京剧越来越痴迷。李洪春老师见这个孩子如此有灵气，便说：“要不你就去学戏吧。”母亲听说马长礼要学戏的事儿，当即带着妹妹回了娘家。“咱们家虽然不是什么有钱人家，但你爷爷是刑部官员，怎么能去学戏？”马长礼和哥哥连哄带劝地把母亲接回了家。半年之后，执着的马长礼还是走上了这条路，母亲拗不过，也算是默认了。
9岁那年，在李洪春老师的引荐下，马长礼来到荣春社坐科学艺。“当年，我又瘦又黑，长得又难看，半年也没有派行当，只是练基本功。”之后，又跟着郭春山老师学了一段时间昆曲。日伪时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只有混合面可吃。荣春社难以为继，不得不清退一部分学生，马长礼也在其中，“拉着铺盖回家了，另谋他业”。马长礼来到一家钟表铺当学徒，小一年下来，他得了“童子痨”，身体每况愈下，“脑子里老想着学戏”。
李洪春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孩子不对劲儿了，一天天变瘦。”见他如此钟情于京剧，李洪春老师为他请来余派老生刘盛通老师。刘老师的唱法讲究“咬字、发音、行腔、用气”，这些科学的发声方法让马长礼受益终生。一段时间之后，刘盛通老师对马长礼评价颇高，“这孩子学东西怎么这么快啊！应该再回荣春社。”如此这般，马长礼又回到了老地方。
由于王凤卿师爷有病在身，尚小云师父几个折子戏的“倒第二”没人唱了。尚小云的弟弟尚富霞老师建议道：“靴子马的儿子不是回来了吗？让他唱一唱吧。”马长礼登台唱罢，台下直叫好。尚先生很惊异：“这是谁啊？小儿唱大戏。”跟着这位师爷唱了不到半年，马长礼渐渐“随群”了。
甘苦岁月谭徒马儿
时光一晃，马长礼17岁了，这一年他经历了“倒仓”（青春期变声）之痛，“嗓子没了，不能唱了”。这段日子，马长礼还学了一段时间胡琴，幸运的是，近一年后终于“倒过来了”。尚富霞老师劝他：“你家里头比较困难，现在出去唱正戏没人用。不如改唱二三路，至少能挣钱养家。”
马长礼出科后，“搭不了戏班，连最小的钱都挣不了”，只好跑帘外（即农村乡镇之草台戏），到保定府、石家庄、太原府、沧县等小码头唱戏。1948年底，马长礼来到天津当班底，演院子过道（指剧中夫役、杂役等角色）。“父亲早亡，底下还有两个妹妹。我不能再拖累家里了，必须走出去。”
当时，戏班在谦德庄演戏，这里白天上演评戏，晚上则是京剧，叫作 “两下锅”。演员住在玉清池澡堂子里，“几个人一个屋，地下铺着草垫子”。每天5毛钱的收入不够吃饭，马长礼发现澡堂门口有个馄饨摊，便跟人家商量，看能不能打点零工。就这样，马长礼每天花不到2毛买一个单皮底（贴饼子），两刀切成三份，便是三顿的干粮。白天帮馄饨摊干干杂活，中午就着一碗片儿汤，拿饼蘸着老虎酱，吃得“特别香”。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京剧人才，马长礼终于能够回到北京搭班挣钱了。1952年底，裘盛戎找到马长礼，希望他能够加盟自己与谭富英创立的北京市京剧二团，而马长礼当时“连二路都来不上”。行内议论纷纷：“他怎么单找小马呢？”1949年，马长礼曾在中央电台唱了半年，裘盛戎听到后慧眼识珠：“这个孩子唱法不一般。”得到如此赏识，马长礼惊喜交加，欣然同意。1953年，他跟随谭、裘到山东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辈的提携下，他的演唱技巧和表演风格日趋成熟。
1961年的一天，北京市京剧二团正在天津演出，入住国民饭店。裘盛戎突然找到马长礼：“有一人要见见你。”“谁啊？”“你去了就知道了。”马长礼来到裘盛戎的房间，一眼就看到了身着中山装、端坐在沙发上的马连良先生。马长礼鞠了一躬：“老师，您好！”“你是哪个科班的啊？”“我是荣春社的。”“哦，小云（尚小云）那个科班的。跟谁学戏呢？”“刘盛通。”“那不是外人，是我师弟啊。我听了你不少录音。”旁边有人对马连良说：“您这么喜欢，收个徒弟吧。”裘盛戎轻轻推了马长礼一下，“磕头磕头。”马长礼连忙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马连良微笑着说：“起来起来，找一个日子正式拜师。”地点定在天津第一饭店，即将拜师，有人提醒马连良：“听说谭富英先生也要收马长礼做徒弟。”马先生哈哈一笑：“我今天不收徒弟，我收干儿子。”两位梨园名家同时收他为徒，一时成为梨园佳话。
马长礼学马、宗谭是其正宗的看家本事，与此同时，他又特别喜爱京剧老生另一著名流派“杨（宝森）派”。杨派行腔吐字力求稳重苍劲，不浮不飘，被行家赞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马长礼对此感触颇深：“虽然我以较多精力继承马派艺术，但对杨派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忘怀。像老戏《伍子胥》《空城计》《捉放曹》《李陵碑》等我都是宗法杨派路子来唱的。”
塑造经典角色――刁德一
1964年，马长礼正在长春拍电影《秦香莲》。一天，团长和书记亲自搭乘飞机赶来，指示道：“你赶紧回京排演现代戏《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你演刁德一。”马长礼看完剧本后傻了眼：“我以前没演过反面人物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剧务朋友劝马长礼别发愁，把他带到资料室，建议他看看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的照片，寻找灵感。马长礼做足了功课，大量收集日本侵华的资料，更是将戴笠所有的照片都看了个遍。
根据剧情需要，刁德一常常叼着烟嘴，而马长礼烟酒不沾，“一叼烟嘴口水就下来了”。马长礼只好买了很多塑料烟嘴，每件衣服的兜里都搁一个，没事儿就拿出来叼叼它。
“排演时，所有人分成两组，正面形象一组，我和‘胡传魁’‘翻译官’这些反面人物一组。我们‘坏人’先排演。由于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大家就一起研究。比如，刁德一拿烟斗的方法、说话的姿势，甚至皮鞋的亮度、徽章的明暗，都是我们仔细揣摩、精心设计的。”
1965年5月1日，北京京剧团在沪首演《沙家浜》，立刻引起了轰动。从此，“刁德一”成了马长礼的代号。
有媒体如此评价：“这个狡诈阴险国民党军队的反面人物被马长礼演绎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尤其在‘智斗’‘斥敌’两场戏，仅有的二十几句唱词，马长礼融汇了马派一贯的潇洒流畅，余派特有的圆润挺拔，杨派醉人的行腔韵味。真不愧是异彩纷呈、丝丝入扣、起伏跌宕，并具有高低音过渡不露痕迹等特点，让人无尽回味。这些著名的经典唱段，曾在大江南北风行一时。”
“文革”后，马长礼留在北京京剧团。“因为我不是世家，也没有派别之分，所有的老生戏我都能唱。就这样，一直唱到退休。”
1992年，马长礼与妻子小王玉蓉定居香港。“小儿子在香港做生意，我在一个票房当顾问。”近几年，老两口却发现再也离不开北京了，“香港呆着不习惯”。饮食上，作为老北京的马长礼受不了香港“以米饭为主，馒头都是甜的”，说话也听不懂，“反着来，你先走――你走先”。如今，儿子事业有成，最小的孙女也已经到英国留学了，老两口决定留在北京。“这边有俩儿子、俩女儿，轮流照顾我们。”
除了京剧，马长礼喜欢散步、放风筝、拼装各种模型，喜欢安静恬淡的生活。他一生淡泊，盛名之下依然是一颗宁静的心。“当年演戏，我就从不跟别人争什么，给我演我就演，不给也不争。他们都觉得我很内向。”
客厅正中，是欧阳中石老师送给马长礼的一幅字：“遍逐高明遍觅寻，听风听雨悟天音，尽尝甘苦知真谛，理会公商律自吟。”采撷诸家精华，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待京剧、对待人生，马长礼始终谦逊而踏实，任时光流转，不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