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我表露是社会心理学、临床咨询和治疗的重要概念之一。主要介绍了自我表露的概念，静态的现象或动态的过程；描述性与评价性自我表露或正向与负向自我表露类型；自我表露的功能；社会渗透理论、压抑理论、沟通隐私管理理论等相关理论及主要测量方法。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目标人、性别差异及自我表露与孤独感、亲密友谊的关系等方面，AIDS/HIV表露、儿童性侵犯表露、情绪表露和创伤表露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表露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焦点。扩展自我表露的概念，进一步深入研究青少年自我表露以及完善和发展自我表露的研究工具是未来的研究趋向。
关键词自我表露，AIDS/HIV表露，儿童性侵犯表露，情绪表露，创伤表露。
分类号B849；C91
1引言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是个体对他人表达情感、想法与观点的窗口。国外有关自我表露的研究，尤其是成人的相关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正在逐渐兴起。自我表露最先是由Jourard（1958）提出、界定并开展发展性研究的。他最早认为自我表露是个人将有关自己的信息表露给目标人（将个人信息与其进行交流的人）[1]。后来他在《透明的自我》（The Transparent Self）一书中将其界定为，告诉另外一个人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个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的过程[2]。此后，自我表露受到了社会心理学家、人际沟通学者和临床咨询师、治疗者等多学科多领域研究者的关注，被予以不同的界定和研究。本文试图对国外有关自我表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要介绍了自我表露的界定、类型、功能、相关理论观点、测量方法和研究焦点，并提出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2 自我表露的界定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自我表露进行了界定，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是把自我表露看成是静态的现象，认为是个体、关系特质或行为事件[1,3～5]；而另一种是把自我表露看成是动态的交互作用过程[6,7]。现在普遍认为自我表露最为经典的定义是个体口头将自己的信息（包括思想、感受和经历）表露给他人，在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上起主要作用[8]。
2.1 自我表露是稳定的个体或关系特质
早期理论和研究把自我表露看成是一种人格特质。Jourard（1971）认为自我表露是健康人格的前提和表现[2]。Cline认为自我表露是个体的一种意愿或能力[9]。与此观点密切相关的是把自我表露看成是一种关系特质，如研究自我表露与关系满意度、关系维持时间等之间的关系[9]。
2.2 自我表露是行为事件
Cline也认为自我表露是一种信息传递行为或事件[9]。持这种观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的表露信息和行为上，典型研究变量包括表露的亲密性、数量和适应性等。Jourard（1968）认为自我表露不仅是向对方呈现真实自我，而且是人们表达与创造亲密和爱的方式[10]。
2.3 自我表露是交互作用过程
Yalom（1985）认为，自我表露总是一种人际交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表露给对方什么，而是在这个关系情境下进行表露……更重要的是表露会使与他人的关系变得更丰富、深入和复杂[11]。把自我表露看成是交互作用过程，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自我表露是双向、持续的循环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独事件；第二，自我表露是情境性的，情境会影响自我表露的过程；第三，自我表露过程中的所有成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9]。
3 自我表露的类型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自我表露的类型做了划分，主要有以下两种分类：
3.1 描述性（descriptive）自我表露和评价性（evaluative）自我表露
Delerga和Margulis（1983）把自我表露分为两种类型：描述性自我表露和评价性自我表露[12]。描述性自我表露主要指对事实性信息的表露，包括有关个人的思想、经历等；评价性自我表露指个人对自己的感受、评价或判断的自我表露，包括自我评价、内心感受等。
3.2 正向的自我表露（positive self-disclosure）和负向的自我表露（negative self-disclosure）
DeVito（1998）根据自我表露内容的性质，将自我表露分为正向的自我表露和负向的自我表露[13]。正向的自我表露主要指表露的内容是有关个人积极正向的，不会对自己产生不良影响的；负向的自我表露主要指表露的内容是个人试图隐瞒的或不愿表露的，会对自己的形象产生不良影响的。那些积极自我表露的人会对个体形成更大的吸引力，尤其在关系发展的初始阶段[13]。一般正向自我表露在交往初期较多，随着关系的深入，负向的自我表露可能会增多[14,15]。负向的自我表露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关系的恶化或中断[16]。
4 自我表露的相关理论观点
4.1 社会渗透（social penetration）理论
社会渗透理论认为自我表露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基本形式，随着关系的发展，这种交换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自我表露的形式会随着关系的状态而改变，在最初的关系中，人们倾向于一方面保持比较亲密的程度，一方面对彼此的吐露进行“交换”；然而一旦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严格的“交换”便较少发生了[15]。社会渗透理论描述了亲密关系的形成、保持和结束，认为自我表露是亲密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Hendrick（1981）认为社会渗透理论为探索人与人关系中的自我表露模式提供了一个框架[17]。
4.2 压抑（inhibition）理论
压抑理论认为无法面对创伤性事件会导致不良的健康状况，其核心观点是压抑思想、感受和行为是一个消耗生理能量的主动过程，当个体长期压抑他们谈论或思考创伤性经历的意愿时，累积的压力会施加在个体身上，最终导致个体对心身疾病的易感性增加[18]。压抑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与过去创伤性经历相关的表露可以降低不健康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4.3 沟通隐私管理（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CPM）理论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为理解沟通时个体在决定是否或如何表露隐私时产生的紧张压力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CPM用可渗透可伸缩的界限作比喻来区分隐私和公开之间的关系[19]。根据CPM，这些界限的渗透性是变化的，从相对易渗透（如，个体可通过此界限表露大量的隐私）到相对不易渗透性（如，个体严格保密）[20]。个体通过使用一种隐私管理原则系统来控制他们隐私界性的可渗透性。该系统由界限接近原则（如，关于何时分享隐私的原则）和界限保护原则（如，何时不分享隐私的原则）组成[20]。根据CPM，表露隐私后可能使人感到脆弱。因此，个体通过构建沟通隐私界限来控制表露隐私后可能带来的危险。人们权衡界限，在隐私和公开、距离和亲密、自主和独立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4.4 与孤独感相关的理论
Sullivan，Erickson, Rogers和Jourard提出了有关自我表露与孤独感关系的理论观点。
Sullivan（1953）认为人们有亲密的需要，并且把与他人高度发展的亲密看作是“满足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且他还认为“前青年期最需要亲密的交流，这种交流与满足和安全感有关”[21]。Sullivan强调同伴团体的重要性并提出同伴关系中自我表露的重要作用。根据Sullivan的观点，理想的同伴团体是以亲密的自我表露为特征的。同伴关系满足了儿童和青少年期的亲密需要，为成年期低水平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奠定了基础[22]。Erikson（1963）提出在亲密能力获得之前必须获得自我认同感，自我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个人的自我认同与他人相融合[23]。有了自我认同感，就不会害怕在亲密关系中丧失自我。如果由于害怕丧失自我而避免亲密，那么个体就会体验到深深的孤立感和随之而来的自我专注，那就是孤独。尽管Erikson并没有使用“孤独感”或“自我表露”，但他似乎已提出了自我表露导致自我认同的确立，从而使得亲密发展，避免了孤独发生的因果关系[22]。Rogers强调孤独感和自我表露的关系并认为自我表露之后来自对方的关爱、接受会减轻个体的孤独感[22]。Jourard（1968）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适应的人是相对高自我表露的，拥有健康人格的人会找到爱和友谊，可以使自己从每个人都会曾体验到的孤独感中脱离出来[10]。
5 自我表露的功能
研究表明自我表露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7,16,24,25]。自我表露能增进个体的自我认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促进与他人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还有益于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5.1 增进自我认识
Jourard（1971）认为自我表露是健康人格的必备前提条件[2]。他认为一个从不对重要他人表露自己重要信息的个体就无法从他人那里得到反馈和建议，不表露者无法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自己，不仅他人无法了解他的需要和感受，他自己也无法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和感受。通过自我表露，人们可以获得自我澄清（self-clarification），因为在向对方表露自己的观点、想法、态度和感受的同时会使自己感到明了。通过自我表露也可获得自我认同，因为在与他人分享信息时会引出他人对自己的反馈，因此通过自我表露个体可对自己有新的更深入的认识。
5.2 有助于问题解决
人们会发现仅仅是大声地将问题说出来就有利于解决问题，找到对问题或令人担忧的事情的有效解决方法[16]。Cherry（1991）认为在自我表露后经常会伴随着对自己问题尤其是内疚感处理能力的提高，一旦人们开始表露自己的经历，一般会意识到原来事件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糟糕、令人郁闷或难为情，从而增强对生活的控制感[13]。
5.3 促进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自我表露有利于亲密关系的形成和发展[4,7]。自我表露是关系满意度和关系质量的一个有效预测因子[26,27]。通过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人际支持，而人际支持对处理压力事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是非常有利的。有关自我表露与孤独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对同伴适宜的自我表露与较低的孤独感相联系[25,27,28]。
5.4 有益于生理和心理健康
自我表露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咨询和治疗方面。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已表明，坦白和表露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有益的[2,11,16]。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研究发现，不仅是特定的病因而且心理社会因素也会影响人体器官对疾病的易感性[25]。一些研究证实，回避情感表露与严重疾病，如癌症、心脏病有关[16,29]。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有时会回避自我表露，正如前面相关的自我表露理论所提及的个体在决定是否表露这些信息时会考虑危险和代价，包括个人危险和关系危险。Derlega（1987）将这些危险分为几类：被拒绝；发现对方对建立亲密关系不感兴趣；表露的信息被对方用来在关系中获得控制或权力；对方将表露的信息传播出去；混淆个人界限；信息的互惠失衡[27]。DeVito（1998）将自我表露的危险归为个人危险、关系危险和职业危险[13]。Kowalski（1999）将自我表露的危险归为：人际代价；产生不期望的印象；自我感知的改变；情感调节；界限调节；自我表露的道德两难[11]。这些学者对自我表露消极结果的分类虽有差异但有交叉重合，在个人因素方面最重要的危险就是导致被对方拒绝。有时候这种对被拒绝的害怕和担忧是不合逻辑或夸大的，但有时候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
6 自我表露的测量
自我表露研究主要有采用以下几种测量方法：自我报告法、观察法和实验法。
6.1 自我报告法
自我报告法在自我表露研究中使用最多，主要包括问卷法、访谈法、日志和交互作用法。Buhrmester和Prager（1994）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回顾了相关的50篇自我表露文献，发现在这50篇研究报告中，有43篇采用的是回溯性的自我报告评定法，1篇采用日志法，只有5篇采用直接的行为观察法[30]。
6.1.1问卷法
自我表露问卷主要有Jourard（1971）的Self- Disclosure Questionnaire（JSDQ）、Chelune（1976）的Self-Disclosure Situation Survey（SDSS）和Miller等人（1983）的Miller Topics Inventory（MTI）。
JSDQ有不同的版本，各个版本的项目数量从15～60道不等。JSDQ被广泛用于测查自我表露的个体差异[3]。JSDQ按照生活主题把问卷内容分为观点态度、兴趣爱好、金钱、工作（或学习）、个性和身体等六个维度。60个项目的版本每个维度由10个项目组成，要求被试报告在每个题目上对不同的目标人（母亲、父亲、最好的同性朋友和最好的异性朋友）的表露程度，0―表示不向他人表露；1―表示向他人说了一些；2―表示非常详细地告诉他人；X―表示对他人说谎或不正确地表达自己，分别以1、2、3、-1分进入统计。
SDSS是Chelune基于自己提出的自我表露适宜性（self-disclosure flexibility）概念编制的。自我表露适宜性指个体辨别不同的情境进行相适宜的表露的能力[31]。Chelune认为自我表露是个体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8]。SDSS由20个不同情境的问题组成，要求被试在6点量表上报告，想象自己在这样的情境下（如，与家庭成员一起吃饭；在相亲的时候）对特定的目标人（一个朋友、许多朋友、一个陌生人、许多陌生人）表露意愿的程度，0―表示你只愿意稍微表露一下某些主题；5―表示你愿意具体地表露个人信息让对方了解你。自我表露适宜性的得分通过计算20道题目的平均标准差获得。
MTI是Miller, Berg和Archer设计的。该问卷包括8个项目，要求被试在7点量表上报告对同性朋友在各个题目上表露的程度，从“1”几乎不表露到“7”完全充分表露。项目内容包括我的个人习惯；我做的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情；我最深的情感等；
6.1.2 访谈法
自我报告的资料也可通过面对面或电话的访谈方式获得。Howe, Bukowski等人（2000）使用半结构访谈法研究青少年早期兄弟姐妹的自我表露状况[32]。此研究对每个儿童进行了10～15分钟的访谈，问了20个开放性的题目。题目涉及与兄弟姐妹、父母和朋友自我表露的实质、兄弟姐妹的关系质量等。
6.1.3 日志法和交互作用记录法（Interaction Record）
日志法就是要求被试在研究的特定一段时期内记下每天发生的与研究内容相关的事件信息。交互作用记录法要求被试记下特定时期内发生的交往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共同交往的人数、交往对象的性别、交往中或交往后的感受等等。在此将日志法与交互作用记录法归纳在一起是由于在自我表露研究中使用的交互作用记录法一般都是对及时事件（event-contigent）的记录――它要求被试在事件发生后就报告记下，而不是让被试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再回忆记下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交互作用事件。强调及时性的交互作用记录法与日志法是相似的。交互作用记录法使用的前提假设是认为人们可以监控自己的生活[33]。
Howe, Bukowski等人（2000）的研究也使用了日志法，要求儿童在14天里每天通过回答有关兄弟姐妹交往情况的21个问题（如，在学校或家里的积极体验；助人行为；分享彼此的感受）完成日志[32]。Laurenceau，Barrett和Pietromonaco（1998）使用交互作用记录法来研究自我表露、目标人表露和感知到的目标人反应在人际亲密中的重要性[7]。该研究使用交互作用记录法中的RIR（the 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技术，要求被试在每一次交往后立即提供详细的有关他们的表露程度、对目标人表露的感知、感知到的目标人的反应程度和亲密的感受。RIR有标准化的格式来记录每次持续至少10分钟的社会交往，内容涉及交往的时间、地点、长度、参加的人、性别；个体与他人的亲密性、表露的水平和质量、交往的满意度、交往的发起和影响者；交往的性质等。
6.2 观察法
观察法在自我表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是实验室观察法，研究者运用录像、录音等把表露的过程记录下来，然后使用具体的编码系统转录。根据被试彼此是否熟悉分为两种：一种是被请到实验室里的被试是彼此熟悉的[26,34,35]；另一种是在表露情境中既有熟人（朋友、配偶等），又有陌生人[35]。研究者观察其表露的内容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让被试就给定的主题进行表露[26]，另一种是让他们即兴发挥，随意表露，主题不受限制[34]。
新近出现了一种新的编码分析技术――社会关系分析技术，由Kenny等人开创。利用社会关系分析技术，研究者可考查行动者（表露者）、对方（目标人）和自我表露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效应。研究者使用社会关系分析技术可以得出在自我表露过程中不受对方和情境影响的变量数量，评估自我表露中分别有多少变量归于行动者、对方及双方关系。稳定的行动者变量意味着个体的自我表露水平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情境中都是一致的，稳定的对方变量表明个体引发对方自我表露的能力不随对方和情境而变化，显著的关系变量表明每个表露者对不同对象的自我表露存在独特的调节效应，具有跨情境性[36]。社会关系分析可用来测查自我表露的互惠性。与以往求双方表露水平的相关来研究自我表露的互惠性相比，使用关系效应的相关来评估自我表露的互惠性的社会关系分析不会混淆自我表露的基率（如总体上个体表露和引出对方表露各多少），因为以往求得的双方的自我表露相似或匹配可能是因为双方表露水平相当，也可能由于其中一方同时是一个高表露者和高开放者（指能引出对方高表露的个体）。
6.3 实验法
实验法在情绪表露（emotional disclosure）和创伤表露（disclosure of traumas）研究中运用较多。最著名且影响最深远的是Pennebaker的结构化的书写表露范式（written disclosure paradigm）。Pennebaker范式，一般要求被试连续3～4天每天书写15～20分钟[18,37～39]。被试被随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被试被要求写下他们对自己的情感事件、创伤性事件或非常重要的个人问题的看法和感受，且进一步要求被试释放或宣泄，探索最深刻的认知和情感，毫无顾忌地表露；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只书写出有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事件，不能涉及个人的主观感受[40]。
7 自我表露的研究焦点
有关自我表露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方面，如主题、目标人、互惠性、性别差异、人格特质、及自我表露与亲密关系、孤独感的关系等。近年来，现实社会问题的表露研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如AIDS/HIV的表露、儿童性侵犯表露、情绪表露和创伤表露等。
7.1 自我表露的主题
自我表露的主题可以是有关自己的浅层的表面信息，也可以涉及个人非常重要、秘密的部分；自我表露可以是表露自己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情感或自己经历的正向事件，也可以是对自己一般情况下不愿提及或社会不期待不赞许的事件或主题的表露。总而言之，表露的主题会涉及不同的广度和深度，某些主题更可能也更容易表露。Jourard的自我表露问卷（JSDQ）涉及了观点态度、兴趣爱好、工作（或学习）、金钱、个性和身体6个主题维度。Shechtman和Vurembrand（1996）测查了少年儿童自我表露的8个方面主题，包括家、朋友、自我、违纪、自己行为的评价、情感表达、活动、态度[34]。Papini，Farmer等人（1990）重点调查了174名12～15岁的青少年对父母和朋友情绪方面的自我表露，主题包括沮丧、快乐、嫉妒、焦虑、愤怒、平静、冷漠和恐惧[41]。
7.2 自我表露的目标人
自我表露的目标人主要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亲密朋友及陌生人。目标人或表露者与目标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个体表露水平、频次和可能性[27]。许多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对他们喜爱的或亲密的人――父母、配偶或亲密朋友等表露，人们更倾向于对他们认为善解人意、热情的人表露[13,24]。
7.3 自我表露的互惠性
自我表露的互惠性是影响自我表露的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Jourard（1971）最早提出自我表露是互惠的观点，他使用“双向影响”（dyadic effect）来描述“表露引起表露”的观点[2]。Dindia和Allen（1992）对自我表露互惠性的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证实存在自我表露的互惠性[43]。有关互惠性的研究结果是到目前为止自我表露文献中最一致的部分。研究者们指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自我表露亲密性的最好预测因子是他从对方那里得到的自我表露的亲密性[27]。研究者提出三种不同的解释观点：第一种解释基于信任-喜爱观点，认为从表露者那里获得的亲密表露信息会增加对表露者的喜爱和信任；第二种解释强调社会规范的影响，认为社会规范与公平理论相似，在人们获得他人的表露信息时要反馈相当的信息；第三种解释认为表露的互惠性仅仅是听者模仿的结果[27]。
7.4 自我表露与性别
尽管有关自我表露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不是很一致[43]，但大多数研究仍表明自我表露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自我表露[30,41,44]。
Jourard早期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表露得多[1,2]。Jourard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性别角色，尤其是男性性别角色：“男性角色要求男性表现得坚强、客观、努力、有成就、不敏感和情绪不外露……这些男性角色和男性自我结构不允许他们向自己或他人承认或表露自己内心整个体验的广度和深度。看起来男性被迫对自己和他人隐藏许多真我。”[2]。
Dindia和Allen（1992）对205篇自我表露的相关研究报告的元分析表明女性比男性往往有更高频率的表露，尽管效应范围很小（d=0.18）。然而一些情境变量，如目标人性别和与目标人的关系对自我表露的性别效应起调节作用。性别差异在同性伙伴的自我表露中更显著，也就是说女性对女性的自我表露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对男性的自我表露水平。当目标人与表露者有关系时（如朋友、父母或配偶），女性都比男性表露得多。当目标人是陌生人，男性与女性表露相当。[42]
7.5 自我表露与人格特质
Jourard将自我表露看作是健康人格的标志和原因，认为表露是与其他积极人格特征相关的稳定人格特质。其中，个人自我意识（private self- consciousness）与自我表露的关系得到了最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表明高个人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有更高的意愿对同伴表露，从而导致较少的孤独感[25]。个人自我意识指个体更关注自身内部情绪状态、动机等的倾向性。高水平的个人自我意识与个体对内部自我的更准确、更详细的认识相联系，而这些认识正是自我表露的素材，缺乏这些自我知识的个体可能会较少地与他人分享个人信息。
7.6 自我表露与亲密关系
自我表露与亲密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夫妻、兄弟姐妹、恋人和朋友之间，涉及两个角度，一是亲密关系中影响个体自我表露的因素。家庭功能和环境对自我表露的影响研究得出较一致的结论。Howe, Bukowski等人（2000）对40对5、6年级的兄弟姐妹研究表明，关系的温暖、热情最能有效地预测兄弟姐妹间的自我表露水平和亲密性[32]。Papini, Farmer等人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对父母的情绪自我表露与家庭沟通的开放性、家庭亲密性和青少年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有最强的联系[42]。二是自我表露对亲密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影响。大量的有关成人自我表露研究已经表明，自我表露对友谊、恋爱和婚姻等亲密关系的形成发展的重要作用[4,7]。
7.7 自我表露与孤独感
研究表明自我表露与孤独感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1）自我表露导致孤独感的降低；（2）孤独感导致自我表露的减少；（3）某个中介变量影响着孤独感和自我表露。许多研究者认为缺乏与他人交换亲密信息的能力和机会是导致孤独感的主要原因[25,28,45]。
Jones等人（1981）认为孤独感导致低自我表露[9]。Sermat和Smyth(1973)认为自我表露的缺乏导致孤独感，其研究中四分之三的被试报告孤独感的产生是由于“没有与某个人交谈个人重要的、秘密事件的机会”[9]。Stokes（1987）认为至少存在一个亲密关系，也会影响自我表露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此研究证实有一个好朋友或恋人（彼此是喜欢和亲密的）会导致亲密的自我表露和低孤独感。
7.8 AIDS/HIV表露
艾滋病患者不仅要面对生理病痛，而且要面临许多心理社会压力，如包括对死亡的担忧，担心将病毒传染给性伴侣，寻找和获得社会支持，开始和维持一段亲密关系等[46]。大量研究表明AIDS/HIV表露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导致消极影响[46～51]。积极影响表现在表露能带来较大的社会支持，缓解压力，降低焦虑和抑郁等[48,49,51]。消极影响可能是个体要冒被拒绝、受歧视、失业、被家人和社区排斥孤立的危险等[46,47,50]。
该领域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影响决定个体表露与否的因素、表露过程和表露对个体及重要他人影响等方面[46～51]。个体是否、何时和如何对重要他人表露都可能会影响或部分影响个体艾滋病的表露情况。例如，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个体对朋友、家人和性伴侣表露的程度成正相关，而负性情绪，包括抑郁和焦虑与艾滋病表露成负相关[47]。Chin（1999）对9名HIV阳性的亚太岛屿女性研究发现，对受辱的恐惧、担心他人对自己失望、给别人带来压力和害怕自己受到歧视是影响她们表露与否的主要原因[46]。Greene等人（2002）对10个感染艾滋病的非裔美国女青年的表露原因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个体预期的他人的反应和表露的目标人影响他们做出是否表露的决定[48]。Murphy等人（2001）调查了135个感染艾滋病的母亲对自己未感染艾滋病的孩子的表露情况及影响因素，发现30%的母亲告诉孩子自己的病情，且自我表露的母亲比未自我表露的母亲报告在他们的生活中能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攻击和消极自尊[49]。Derlega（2004）等人考察了141名艾滋病患者与朋友、亲密伙伴和父母表露自己艾滋病病情与否的重要原因：宣泄，尽责和教育的决心，拥有亲密支持的关系被认为是影响艾滋病表露的主要原因；隐私、自我责备，害怕被拒绝，保护对方被认为是影响不表露的主要原因[47]。
7.9儿童性侵犯（child sexual abuse，CSA）表露
儿童性侵犯是一个可能对受害者的心理和适应产生破坏性后果的重大社会问题[53]。儿童性侵犯的受害者是否愿意对他人表露这些经历对其健康和幸福有深远影响。有研究发现约30%～80%的儿童受害者在其成人前不会自觉地表露曾遭受的性侵犯，个体平均延迟表露的年限是3～18年[53]。专家认为只有那些最初否认遭受性侵犯，然后承认遭受性侵犯，而后又改口说没有，最后又再次承认遭受性侵犯的个体被认为是真实的性侵犯受害者。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只有11%的儿童在最初的访谈中没有否认自己曾遭受过性侵犯；在这些儿童中，22%的儿童在最初访谈中收回他们的先前的表露，92%的个体最后又重新承认[54]。Summit(1983)提出儿童性侵犯适应调节综合症模型（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 CSAAS）[55]。该模型揭示了遭受家庭内性侵犯的受害儿童不愿意表露性侵犯的本质，归纳为五个成分：（1）秘密；（2）无助；（3）引诱和适应；（4）延时、冲突、可疑；（5）收回。此模型一方面关注性侵犯的心理后果（恐惧、责备和适应），另一方面关注心理对行为的影响（秘密、否认和收回）。Summit认为遭受性侵犯的儿童会产生自我责备和自我怀疑，害怕性侵犯者和表露后可能的结果[55]。已有研究也表明儿童性侵犯不表露的主要原因有对表露结果的恐惧、自责、缺乏自我意识等，其中儿童对表露结果的恐惧被认为是最强的抑制因素[56]。大量研究也发现发生家庭内儿童性侵犯的家庭往往不和睦，更孤立，有更多的压力和适应问题，沟通更差，冲突更多，家庭价值观更僵硬传统[57]。
7.10 情绪表露（emotional disclosure）
消极情绪的压抑或回避会提高生理唤醒水平，诱发不良心境的产生和损害认知功能；相反，接近、表达被压抑的情绪是适应性的[57]。大量研究表明痛苦经历的情绪书写表达能促进个体身心健康[58]。最好的证据来自大量书写情绪表露或书写表达范式的研究[58～65]。
已有情绪表露的研究已在三类被试中展开。早期的研究主要针对普通的健康年轻人。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针对有生理疾病的个体，如哮喘病患者、风湿性关节炎者、癌症患者等。还有一类被试是正经历压力事件或无法解决的压力问题的个体。对不同被试的研究都不同程度上证明了情绪表露对个体生理心理的积极作用。Kelly等人（1999）检验了风湿性关节炎患人对压力事件的情绪表露对其疼痛、身体和情感功能失调及关节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3个月后实验组被试有较少的情感干扰，在日常活动中身体功能更好[60]。Lumley等人（2003）调查了74名大学生，考察压力事件的书写表达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书写生活压力感受能改善学习功能[61]。
7.11 创伤表露（disclosure of traumas）
创伤性事件对个体健康有消极影响。然而将这些创伤性经历表露出来有利于减轻这些压力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Pennebaker等人（1988）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书写个人对创伤性事件的看法和感受能减少大学生去医务室门诊的次数，且增强其免疫功能[37]。近年来，研究开始探究其对一些特殊病人和精神障碍患者的效用。Rosenberg（2003）对30名接受肿瘤门诊的前列腺癌患者研究发现，实验组的被试在身体症状和健康保健上明显改善，研究结果支持了表达性表露干预对前列腺癌症的可行性[66]。Richards等人（2000）发现书写了创伤性事件的精神病监狱性犯罪罪犯去医院的次数减少了[38]。
8 研究展望和启发
8.1 自我表露概念有待发展
前人对自我表露的界定各有侧重，但总体上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未能体现自我表露内容上的辩证过程，即表露内容不仅应该包含个人信息，还应包含个人对非个人信息的自身感受（包括对对方或其他人、事的评价、感受、看法等）。第二，未能体现自我表露方式的多样性，即自我表露除了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外，还可以采用其它多种形式，如电子邮件、短信、网络聊天（QQ、MSN）等形式。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可将自我表露的概念扩展为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将个人信息（包括想法、感受、个性、经历等）和对非个人信息的自身感受（包括对对方或其他人、事的评价、感受、看法等）以口头或其它形式直接表露给对方的行为过程。这一界定强调：第一，表露内容不仅包括个人信息而且涉及个体对非个人信息的感受评价等；第二，表露方式的多样性和现代化。
8.2自我表露的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
国外有关成人自我表露的研究相当广泛和深入，与其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有关儿童青少年的自我表露过程及其相关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就相对较少。国内研究者对此领域的研究正在兴起。Rotenberg认为Sullivan和Youniss的著作对儿童青少年在亲密关系中（如同伴朋友、兄弟姐妹、亲子）自我表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并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观点[67]。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我表露开展研究是极为关键和有价值的，有利于个体在面对生活事件和压力时更好地自我调适和适应。在青少年时期就增强这种意识，习得这种技能，意义更深远，因为这样青少年不仅可以更好地在同伴群体中生活，而且可以迁移到今后的两性关系等成人生活中去。Duck（1991）研究表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增强处理关系的技能确实可以迁移到后期的婚恋关系中[34]。因此，深入研究有关青少年的自我表露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研究前景。
8.3 自我表露研究工具有待进一步完善
国外已有的一些问卷在研究中发现存在问题。一些研究使用JSDQ来测查自我表露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没能得到一致的结论[3,5,6]。Pedersen和Higbee（1969）的一个研究中同时使用25个项目和60个项目的不同版本的JSDQ却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7]。Cozby（1973）认为JSDQ存在严重的问题，许多用该问卷来测量自我表露的研究价值令人怀疑[3]。Raphael和Dohrenwend（1987）研究表明有关自我表露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之所以不一致可能是由于JSDQ里的项目内容混淆了不良适应症状和精神病理学症状[6]。该研究将120名经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颁布的DSM-III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和197名健康者就27个项目版本的JSDQ报告自我表露水平相比较，JSDQ里的题目经临床专家评定，被分为与症状无关和受症状影响两个分量表。结果证实了原先的假设，健康者比抑郁症患者更可能在与症状无关而不是在受症状影响的题目上自我表露。
国外已有的青少年自我表露的研究所使用的问卷项目是从成人问卷中抽取的而不是针对青少年群体专门编制的[7～10]。虽然研究证实其有一定的可替代性，但这样的问卷未能真实全面反映青少年群体的独特特点，缺乏针对该阶段特定的表露内容的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的问卷。
国内目前还没有一套针对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的问卷。一些学者直接采用国外的问卷对青少年进行测查，存在一定的不适宜性。如有研究者使用JSDQ最原始的60题版本来测查中国大学生的自我表露[68,69]，但JSDQ中某些选项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我对宗教团体的个人意见和感受，如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无神论者”）。Rubin, Yang和Porte（2002）做了中国和北美大学生自我表露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对JSDQ（60道题版本）进行了修订，删减了其中对中国大学生不适用13道的题目，最终保留了47道题[70]。因此，立足本土，编制一套适合当代中国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的问卷对于国内开展有关青少年自我表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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